[笨读记6]黄乃裳的“份内事”

                               少木森

    说到黄乃裳，福州人能告诉你：他是一位海外拓荒者，曾经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开出了一个“新福州”，如今的马来西亚诗巫，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宽敞大街呢。至于黄乃裳其他的业绩，知道的就不是太多了。

    黄乃裳字绂丞，又名玖美、慕华，闽清县六都胡峰人。他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六（公元1849年7月25日），卒于民国十三年甲子（公元1924年9月22日）。出生时，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才九年，他离世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他的一生，几乎与一部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奔走沉浮在中国最多灾多难、波谲云诡的岁月。

    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笑中国是一盘散沙，民众心智未启。平心而论，英人罗素所著的《中国问题》所出此言，不无道理。国民团结力不够，民智民德蒙蔽未开，当是事实。因此，仁人志士，多以开通民智为己任，不少人飘洋出海，寻求知识与真理；更多的人虽条件所限，走不出国门，但也极力寻求“海外吹来的新学风”，开阔眼界，启迪鸿蒙。少年黄乃裳属于后者，他家境贫寒，没有海外留学的可能。但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福建的福州、厦门均成五口通商之一,英、法、美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对港口城市福州加紧侵略，同时也加紧了精神的控制和文化的渗透，洋教士蜂拥而来。闽清离福州近，同治三年（1863年），美国教会的触角伸入这个保守的县城，伸到黄乃裳家乡。少年黄乃裳在六都教堂牧师薛承恩指导下，正式接受洗礼入教。在教会里，黄乃裳接触到了落后山村所没有的东西，学习到各种新鲜的自然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后来，他虽中过秀才，中过举人，但不沉缅科举功名, 而主张办教育和办报刊，为“国家做点份内事”，足见其受新学风影响之深刻。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福州主办全省最早的教会刊物《郇山使者》（月刊），经常介绍西方医药科学知识，劝人去除愚昧，相信科学。1875年1月，同治帝死于天花，惊动全国，各地驱避瘟神的现象泛滥。黄乃裳立即撰文说明天花的病因、病理，说细菌病毒是可以防预的，没有什么神秘可怕。他还劝人种牛痘，控制了天花的流行，造福乡里，并影响了当世风俗。

    黄先生疾言妇女所受的“缠足之痛”也是愚昧所致，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起了“天足运动”，与保灵夫人撰写《革除缠足论》5篇，宣传缠足陋习的害处，印发3万多份，分发全省各地，一时轰动社会。有论者道：黄乃裳“以科学开民智为份内事”，所言不虚。

    黄先生思想敏锐，快人快语。1896年4月28日，他自筹资金独力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在创刊号上，他开宗明义地阐明办报的宗旨：“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籍为刍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路，人人获听言之益”。他倡导“广开言路”的维新思想，大胆针砭时弊，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为沉闷压抑的福建思想界，吹起一股清新的风。

   《福报》传到北京，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王锡蕃等人的注意，尤其是王锡蕃读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897年末，王锡蕃向光绪皇帝推荐黄乃裳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入京，自是一个施展自己的好机会，黄乃裳遍访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等“六君子”，或促膝长谈，或坦言争论。这是一场特殊的经历，对丰富他人生的阅历和磨砺思想锋芒，最终形成他的民主思想，具有积极作用。在京期间，他还六次晋谒李鸿章，八次上书皇帝，倡言变法维新。其中《请行简字》一折，引起光绪皇帝重视，朱批“详加考验具奏”。黄乃裳在折中提出实行切音（拼音）论点，这比后来“汉字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的提法，早了半个多世纪。

    众所周知，1898年9月变法失败了，光绪皇帝被囚禁，“六君子”京门遇难，株连者甚众，奔逃者纷纷。黄先生为人刚毅，慷慨任事，注重大节。当他从一位英国教士口中得知，顽固派还将逮捕康有为、梁启超和他等十一人问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逃命，而是冒着性命危险，费尽周折通知康、梁出走避祸后，自己才离京经津赴沪避祸，旋即返闽。

    回闽后，黄乃裳没有选择避世隐逸，而是仍渴望再“做点份内事”，以自己的智慧、思想来影响社会，当年11月他为美国教士蔚利高所著《大美国史略》一书写序，借以抒发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激愤心情和追求民主政体的愿望。接着，又应陈璧之请，赴兴化办盐务，希望通过行政来实现济世安民的远大志向。

    也就在实际的政务奔忙中，他更直接地接触社会现实，更真切地耳闻目睹了民间疾苦和父老乡亲的生存危机，他慨然喟叹：“闽地苦瘠，丰年亦不足食，乡曲贫民，终岁啖红薯十室而九。”为了改变这惨况，黄乃裳决计下南洋，“觅一地旷人稀之处”，“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避一生活路径。”这，又成了黄乃裳新的“份内事”了。

    1899年秋天，黄乃裳就怀揣着这“份内事”，举家登上“格兰诺”号，远涉重洋了。他先到新加坡，一边任《日新报》主笔，一边四处考察，要实现他那觅地移民垦殖的梦想。

    1900年4月，黄乃裳带着几个亲人来到英属沙捞越，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拉让江找到了垦地，不禁喜出望外，“以为如得其地，垦而辟之，海外桃源不是过也。”

    垦地既已找到，黄乃裳就回国，在闽清、古田、闽侯、屏南等地分批招集了一千多个垦民，开始了艰苦的垦荒创业。他跟大伙在“亚答厝”（草房）里同吃同睡，一同伐木垦地,除草种稼。风风雨雨，五个春秋过去，诗巫新福州垦地初具规模,垦区内已一改往日萧条荒凉，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英文版的《沙捞越宪报》载文介绍新福州垦场，大加赞誉。

    由于长期劳碌奔波，黄乃裳得了严重的胃病，每回发作起来，就要疼一两个月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吃几片面包，一杯牛奶，几条香蕉度命。”有一回，黄先生胃病复发，疼得异常厉害，心想：这回恐怕要去见上帝了。他回想起自己几十年来的坎坷生涯，不禁感慨万千。于是，吩咐人去拿纸笔。大伙以为他要写遗书。黄先生听了，说：“我一身奉行‘三不主义’，一不买田，二不存款，三不盖房，遗产全无，写何遗嘱？要说遗嘱，我的遗产就是垦地，都是大家的……”他挥笔而就的，是这样一对自挽联：   

    平生所愿事多违，差幸闻道壮年，天若有心，期尽藐躬份内事；

     故土久愁人太满，远辟殖民小局，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

    他觉得，自己就是真的就此“撒手而去”，有垦区在，也死得其所了，自己已经“期尽藐躬份内事”，剩下的就连同“余地”留给后来人吧！他是以此来为垦区有成表示宽慰的，其实也是对自己终于有这样的“份内事”、这样一段人生经历的宽慰。字里行间蕴蓄的是一种不事雕饰的人生的精气神，是一种气慨和胸襟，这绝不是不知痛痒的局外人的隔鞋搔痒似的轻叹，不是自夸者的扬眉拊手。

    这一次，死神只是与黄先生擦肩而过，几个月后，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能够“治事如故”了。不过，垦区经营却逐渐惨淡了，加上当年黄乃裳带领乡亲来南洋开垦场时，曾向沙捞越当局借了四万元的债给大伙当船费，此际当局加紧向黄乃裳索还债款了。真叫雪上加霜！垦场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了，黄乃裳只得向他们申请延迟还贷。当局就明里暗里要挟着他: 延迟还贷倒不是不行,得有点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黄乃裳不能再反对当局在垦场内设赌场、卖鸦片嘛。这里有当局黑税收入在啊！

    黄乃裳一听，气得大声说：“我黄乃裳不会做这份事！就是杀头剥皮，我也不愿看着自己的同胞沦为赌钱鬼、鸦片虫！”

    就这样，黄乃裳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五年的新福州垦场，离开了沙捞越。他先抵新加坡,协助陈楚楠、张永福办《图南日报》。那已是1904年，国内民主革命思想激荡着，黄先生认为，自己“又该去做点份内的事”。他毅然回国，带回邹容《革命军》（改名《图存篇》）5000册及其他革命出版物百余册。然后，在上海，联络革命志士，会蔡元培、陈其美、林森等人，为宣传民主革命殷勤奔走；在广东，与许雪秋等人宣誓推翻满清王朝；在厦门，办《福建日日新闻》，大量传播“民权”、“民生”思想。几个月后，《福建日日新闻》因反美华工禁约事被清政府处罚。一周后，该报更名为《福建日报》，继续出版。一年之后，因为他在报上揭露水陆提督贪赃枉法的事，得罪了官府，《福建日报》也被迫停刊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回福州任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教务长。年底，同盟会在福州发动起义，黄乃裳又做起了他自己所说的“份内事”，就在家里召集30多名学生组成炸弹队，配合国民军作战。福州体育会、南台商团等成员三百多人齐集仓山的福建同盟会会址，准备进城援助。队伍集齐了，需要选一名旗手在前面擎旗。黄乃裳说：“旗手不用选了，我今年63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份内该给大家当一回旗手啊！”

    于是，黄乃裳擎着十八星红方大旗，带领大队人马冲向花巷民军总司令部。在市民的积极配合下，清军投降了，福州光复。

    福州辛亥光复后，成立了福建军政府，黄乃裳出任省交通部部长。

    袁世凯窃国后，黄乃裳愤而辞官，回到故乡闽清，从事公益事业，组织乡民开凿了水渠，拦河建坝，使1000多亩旱地得到灌溉。同时，于1907年自己创建了闽清县教育会，在各乡办高、初、小学34所，促进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各方赞誉雀起，而他真如友人所评价那样：“人我之际，能看得平，功名之际，能看得淡。”他超然处之，只说：无非做些份内事耳。先生这种高风亮节，让人钦敬不已。

    1920年12月，72岁高龄的黄乃裳不顾年迈体弱，应孙中山的邀请，赴广州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等顾问，次年夏因病回乡。1922年又应萨镇冰之请，任福建署高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