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写作：要历史 而不要历史化

刘思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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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当年轻的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蹲在狭小的地下室里翻开电台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写作的《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时，他感到一股嗖嗖的冷风从后背吹过。他日后回忆说：

“我感觉这本日记提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为什么？很简单，这部日记旨在在历史事件正在发生时描述它们，而不是事后描述。我在地下室里，历史在我面前生动地展现（炮弹的声音让我整夜无法入睡）。非理论化的历史正在我面前上演，而我正在读一个在历史进行时经历历史的人写的书。……我认识到，假如我在历史事件发生后撰写它们，它们会显得更为……历史化。”

这是现任美国证券交易员的塔勒布在他的商业畅销书《黑天鹅》里的一段话。2001年，“9.11”黑天鹅事件之前，他大量买入行权价格极低、看似毫无价值的认沽权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做空美国股市，世贸大楼倒塌事件之后，获利丰厚，一举成名。而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他又重仓做空，愣是把“黑天鹅”变成了“金凤凰”。

这个思维迥异于常人的中年人一再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他的正确：人们总是喜欢事后看待历史，思维的惯性与盲区让他们总是选择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历史的结果。其实，历史本身充满偶然，到处都是不断冒出的“黑天鹅”，人们总是先把知道的结果放在那里，然后拼命地组织历史事件分去证明出现这个结果的必然和合理性，而这个分析的过程，早已经成为了柏拉图式的框架，这个框架让历史的真相悄然埋没在人们习惯性的思维里面，历史因此成为了人们脑海中历史化的印象。

真相也许并不青睐历史与历史化中的任何一方。但塔勒布想告诉我们的是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历史之中写历史，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语言的叙述方式是进行时的，非常原始，尽管粗糙，但总能有跃动和激动人心的细节。而在历史之后写历史，就会陷入塔勒布所深恶痛绝的“柏拉图化”叙述方式，即在知道结果的前提下，为了证明结果合理而有选择性地遴选事实，历史就这样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成了历史化本身。

回归到企业史，它需要怎样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吴晓波在2004年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坦言，他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但他在2008年《跌荡一百年》的前言中则坦陈：5年的写作光阴让他释放出了自己的不安，心态上平和了许多。

吴晓波是中国企业史写作群体中最出色的作者之一，但即便如此，他的写作过程依然充满因“身着青衫”的、已故的中国商业推动者们的期望所带来的压力，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本质上只是与遗忘对抗。他的压力在于此，他的欣慰与成就感也在于此。

那么，企业史如何记录才能真正不被遗忘？吴晓波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希望。然而，带着困扰他同样的问题，再来看看历史的本质，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容易地掉进“历史化写作”的陷阱：当我们错过时间亲临历史现场，而不得不用一种历史后视的方式来还原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叙述结构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如何证明结果合理”的证明题中，而无法将历史本身因随机性和偶然性呈现出来的精彩细节纳入到“真相”系统中来。

忽然想起吴晓波先生给企业史创作总结的那六条“蓝狮子准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尽量走进公司的档案室。只有在这些布满灰尘的档案里，才可能保留企业成长过程中最逼近历史的动态记录，它们不是来自结果出炉后的总结，而是亲历历史者的即时叙述。这些资料，对于企业史的还原尤为珍贵。

要历史，而不要历史化，这句式多像柳传志的那句名言：“要理想，而不要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