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必须有规则——从学科的道德正当性谈起

人与人相处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现象的背后，人们总在探求人与人如何才能相处得更为融洽、舒服，不同社会分工的人如何相处才能在一起共谋一件大事。这是一门巨大的学问，于是人们将个体当作一个符号，赋予符号各种各样的特征与意义，比如自利、理性、有基本的判断力与交往诉求，来研究单个的个体之间如何相处得当的问题，于是产生了经济学，还有人将个体剥离自利人、理性人的假设，并进一步上升视野，将人的概念社会化，以人群为基本研究单位，用一系列特点分割、描述、识别出众多人群，探寻社会中不同人群间的关系，寻找维持社会稳定有序的规律，于是产生了社会学，更有人将“人”这一名词抽象化成民族国家的宏观概念，人与人之间如何在一个地理域境内和谐共生，这些共生的规则是什么，人们如何跟另外的人们发生关系，探求既然单个人生存必然不如多个人共生，那么如何在互动的过程中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的问题，于是产生了政治学。

一层层的上升与剥离，让我们看到这些学科建立的目标与意义。学科间没有绝对的隔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良好意愿：愿人类社会能够在彼此相处共融的基础上，寻找到利国、利他同时也利己的最佳做法。这种做法不可能用简单的文字去阐述，因为有着深厚纵深感的历史，不断地变化着人类社会的形态，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做法去直接给人们以行动指导，凭借人类自身的经验局限也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干瘪的文字也无法承担表述如此重大意义的责任。于是不能一蹴而就，于是我们不能指望从学科建立的道德意愿上去寻找人们按照这种道德正当性去做。学科的建立者和研究者们深知：我们建立该学科并发展该学科的目标是具备高度道德正当性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是万万不能用道德的标准去划定活动区域，说过了这个区域的边缘线你就是越界，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道德伪君子，你就是违背了学科发展的良好道德意愿，你就应该被同类所唾弃。学科深知，唯有把“人”这种事物研究透彻，用贯通心灵最深处的本性规律，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现实中错误、偏离的行为，学科是帮助人认识人自己的工具，它提供的学理，根植于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这种东西外界无法给出标准，在宗教中的上帝那里也很难得到清单似的罗列，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自身不断寻求的结果之一，便是从盘古开天辟地时无法容忍的模糊，到渐渐地近视，再从高度近视变成低度近视，眼前人类自身的轮廓被一步步地挖掘出来，对人性本身的探讨有了更为深刻的洞见。

于是，这些规律就有了用武之地：运用它们来激励现实中的人们进行合作，用一系列规律性的制度安排给人的本性规定好作用的范围：让它不论如何自利、自私，都在追求自利自私的同时让它者获益、让这个组织获益，从而个体与组织达到“双赢”。这就是学科所研究的规律性作用：它能彻底俘获人本性的需要，以满足人自身本性为基础，寻找到与它者利益、群体利益所一致的结合点，成本、收益、风险呈正相关，达到正当地为群体努力的结果固然为群体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就是正当的、科学的激励。这种激励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不考虑个体能力、见识、素质间的差异，他们都有足够的动力去做好这件事。科学的激励就是给予集体中的个体以足够的做事动力。

对学科制度性的激励的描述，是想给我们大家一个有益的启示：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基于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如何让一个个体能够不损害它者和组织的利益基础上平和地为组织贡献力量？——人们为此设置了两种路径选择：一种是道德感，它来自一种目标，来自人对自己良心的交待与坚持，它没有强迫性，也没有规律性，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有效。这种将所有遵从的可能性寄托于美好的道德与希望的目标，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忽视了个体的差异性，没有规律性的事物必然经不起差异性的考验，没有强迫性就时刻存在越轨的可能。而当人们发现，越轨后的实际后果根本就没有良心所预期的那般令人不可忍耐之时，人们会发觉受骗，进而对道德正当性作为唯一约束的激励视为违背人性的激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在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里，生物界的道德除了能拿到课堂上教人说教外，还有什么实际用途？

于是，在没有规律性的道德正当感面前，人们不再犯迷糊。从根部将人研究透澈，是解决激励的首要课题：首先要对人性有一种规律性的把握，并在把握之后发明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的作用是遵守规则能够最有利于本身，同时有利于本身之外的有机体，规则的实现是通过约束与放纵：约束来自于自利的利害计算，将这种计算置于2维坐标中，就必须找到自利与他利的合作重合面、共同体，放纵是在重合面积之内，充分释放既有的自利存量，让自利的本性充分奔跑起来，如此，一束一放，方能达到最佳激励效果。

刘思坤

作于2007.10.3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