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随已降，师资道废，既号传授，遂凭精音。《切韵》始於后魏校书令李启撰《声韵》十卷，游夏侯咏撰《四声韵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载。至陆法言采诸家纂述而为己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专业，经史精练，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韵》未为时人之所急。后代学问日浅，尤少专经，或舍四声则秉笔多碍。自尔已后，乃为要切之具。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且国家诚未得术，又于声律求人，一何乖阔！然有司以一诗一赋而定否臧。言匪本音，韵非中律，于此考核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为行于当代。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今士君子於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又旧书曰“嘉谟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诗》曰“载沉载浮”，法言曰“载沉载浮”（伏予反）。夫吴民之言如病瘖风而噤，每启其口，则语泪喎呐。随声下笔，竟不自悟。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予尝以其音证之，必大哂而异焉。且《国风·枤杜》篇云：“有枤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东》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则不切声律，足为验矣。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诗颂以声韵流靡，贵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韵，足以咏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别白去上各归本音，详较重轻，以符古义。理尽于此，岂无知音？其间乖舛既多。载述难尽，申之后序，尚愧周详。

某种论调：
李涪这句话是攻击《切韵》的，他先用长安音检验切韵，发现长安音和切韵对不上。然后才想到东都音，发现也对不上。然后才审定切韵是吴音。根本就没有推崇洛阳音的意思。 可见他的第一语言是长安音，都不大会讲洛阳音。 而且现存唐代语言材料里面，长安音是最多的，可见长安音使用的广泛。他之所以要强调东都音，是因为东都音和他自己说的话不一样，也和通语不一样。 不然他就直接说是通语或者自己的话就好了。 “予尝以其音证之”，“尝”、“其”二字，说的如此慎重，如此疏离，也说明了东都音不是李涪自己的语音，他可能都不太懂东都音，只能靠别人来帮助。他之所以要强调东都音，正是因为东都音不是标准音。否则根本不用强调。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语境的话，就成了“我曾经用那种语言来核对……”你要是会洛阳话，你会这么说话？李涪所处的时代，唐帝未幸洛阳已达一百多年，当时洛阳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城市残破，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城市，这种地方的方言从常理来推测都知道不可能有什么权威性。所谓“中华音切莫过东都”不过是沿用汉魏旧说。 如果不是李涪做过河南少尹，恐怕连接触洛阳话的机会都没有呢，呵呵。“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就好像现代人说“粤语最接近中古音”一样，只是一种观念，并不是说粤语就是标准音了。 人家后面还说了“必大哂而异之”。有用这样夸张的方式描写自己的吗？ 人家说的就是用东都音来检验切韵只是“曾经”。在此之前，他最初有此疑问的时候，用的什么音？从李涪的口气来看，他对洛阳音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再加上，他还说“必大哂而异之”。看起来，懂得东都音的似乎另有其人，看起来像是李涪在任河南少尹的时候询问过懂得东都音的人。谁要是说自己“必大哂而异之”，那还不成笑话了。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北人以庶(御韵)为戍(遇韵)，以如(鱼韵)为儒(虞韵)。颜之推主要活动在北齐，他口中的北人语必是洛阳音无疑。 北齐当时说的北音就是洛阳音，不是邺下音。虽然金陵音来自西晋的洛阳读书音，但是到了隋唐，金陵音的地位也比当时的洛阳音高。 所以《切韵》一出，被大家认为是土音土风，还“大哂而异之”。最后都失传了。颜之推明确的告诉我们，洛阳话是虞鱼不分的。从曹魏时期的诗人开始，作诗虞鱼就已经不分了。也就是说，在唐代，讲洛阳话绝对会被歧视。为唐帝国的两京，镐洛两地的方言必然趋同。如果洛阳音被长安的上层贵族采用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洛阳音”就又变成长安音了，就如所谓的“金陵音”一样。 假如长安的贵族不采用洛阳音，还是沿用北周以上的长安旧音的话，就更无所谓李涪会不会东都音，也无所谓洛阳音是不是唐代的标准音。 所以，长安音是唐代的标准音，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争论的必要。种种证据表明洛阳音不是唐代的标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