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堡的故事》的真实故事

《柳堡的故事》的真实故事
电影《柳堡的故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那具有民歌风味的优美抒情的插曲“九九艳阳天”也响遍了全国。曲作者高如星同志曾和我同在一野战斗剧社创作室。他调到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我也被借调到厂里去过，由于交谈不多，他又因受迫害而早逝，没有和他聊起过《柳堡的故事》。即使聊起过，由于他不是编剧，也未必清楚从生活素材到电影剧本的真实情况。
《柳堡的故事》原来是一个被无奈地改造了的真实故事。那个真实的故事远比改变了的故事更为动人。当时的作者之所以不能如实改编，是因为在许多人的思想上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禁忌——不能写爱情，更不能写无助于革命事业的爱情，好象革命和爱情是天敌似的。记得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就因为写了干部和军人的男女纠葛而遭到挞伐。“人性论”、“人情味”、“小资产阶级思想”、“低级庸俗的情调”成了痛打爱情题材的棍子。这种莫名其妙的其实是非常虚伪的禁欲主义做法，到“文革”时期发展到了极致，八个“样板戏”中，除了对阿庆嫂交代了一句她有个在外面跑单帮的丈夫，所有英雄人物、正面人物都找不到配偶的影子，好象他们为了革命都做了独身主义者。
电影《柳堡的故事》即使已经被迫大大淡化了、隐蔽了、改变了本来的爱情故事，也还是难免曾经被置于危险之中，苟活于被扼杀的边缘。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人们不知道那个故事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子。后来有一天，我却无意中知道了。
1986年8月，一批部队作家来甘肃访问，记得其中有周鹤、周大新、周振天、雷铎、董葆存、沈石溪、王海鴒等近20人。我代表省作家协会一路陪同，乘汽车参访了兰州、武威、金昌、山丹、张掖、高台、酒泉和敦煌。访问团的团长是德高望重的王昊同志，他曾任军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创作过电影《四渡赤水》等军事题材的作品。回返途中，大家在车中不停地说笑，有的同志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某人的讲话。8 月28日，在从张掖回兰州的路上，不知怎么谈起了选取创作题材的甘苦，王昊团长忽然问大家：“你们知道电影《柳堡的故事》的真实故事吗？”大家都说不知道。他说他知道，愿意讲给我们听。《柳堡的故事》的素材来自华野（即华东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三野战军）的一支部队，王昊同志原来就是三野的，他掌握的是第一手材料。他连某些当事人的名字都知道 ，但我在这里转述时却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必要指名道姓。只记得当时大家在听他讲述的时候鸦雀无声，听完以后感慨唏嘘不已。
下面是王昊同志所讲的真实的故事：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有个连队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房东的姑娘爱上了我们的一个战士，因为她在心里爱着，战士一点没有察觉。姑娘也不好公开表达。
那时的军民关系的确是鱼水关系，非常密切，亲如一家。战士们去出操的时候，房东姑娘经常替他们把赃衣服洗了，干了以后还叠好放到各个人的铺上。
有一回，那个战士发现自己的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你好”。他猜到是房东姑娘写的，但是他不敢吭声。
不久，他又在军装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上面写了三个字“你真好”。战士更明白了。但是他能做什么呢？
接着，他又在口袋里发现了第三张纸条，姑娘在上面写了四个字“你实在好”。一次比一次多一个字。姑娘对战士的爱慕步步升级。
战士当然也是很喜欢这个姑娘的，可是不允许战士谈恋爱的规定是铁的纪律，是不能违反的。他不愿辜负姑娘的心意，也不想欺骗自己的感情，只有偷偷地、很有节制地相爱。
他俩的事终于被人发觉了，汇报到了连长那里。在那个年代，在那种环境中，连长当然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绝对不允许他和姑娘再有任何来接触。
后来，部队开赴前线去作战，在与敌人相持的时候，战士不等命令，忽然独自跃出战壕，端着枪朝敌人冲了过去，连长大吃一惊，拼命喊他“回来！”“卧倒！”但他根本不听，迳直杀向敌阵。把敌人吓得不轻，急忙朝他开枪，他就这样牺牲了。
战斗结束以后，连队又回驻到原来的村庄。姑娘找不见那个她热恋的战士，打问他哪里去了？连里告诉她说牺牲了。她问怎么牺牲的？就把当时的情景如实地对她讲了。
姑娘明白了，她心爱的人也被连长批评以后，心里憋了一口气，但他是革命军人，不能窝囊地自杀，于是去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
过了没几天，人们发现，姑娘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姑娘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她对不起他，决定跟了他去。
连长觉得他俩的死和自己有关，非常内疚，决定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王昊说，据我所知，反正一直到南京解放以后，他还是坚决不谈对象。
王昊最后说，希望有人按照真实的故事重新写一个《柳堡的故事》。
事情又过去了许多年了，未见有什么人将《柳堡的故事》重写。对于涉及部队的爱情题材，恐怕至今也还是有所顾及的。
由此我想，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应当产生大作品、产生大作家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文学也的确像人们常说的“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生活。”之所以不尽如人意，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造成的诸多禁忌肯定是主要原因。许多具有人性光彩的东西都被异化到阶级斗争的对立面去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成了削足适履的关系，所有生活真实的“足”，都必须按照某种需要去“削”，以“适”政治标准之“履”。这种状况发展到“文革”，形成了“高、大、全”和“三突出”的牛角尖式的理论套子，与此不符的一律遭到禁忌。这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我的这些谈论禁忌的话，该不会又犯了什么禁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