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简介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内容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创作论 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著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著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