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3月4日《青年时报》有关麻将声夜半扰民的报道，不由得就想到浙江的先贤鲁迅先生。

　　对于麻将，鲁迅先生可谓深恶痛绝，文字中不乏十分刻薄的话。为什么呢？许广平先生后来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但憎恶是憎恶，“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鲁迅对“冬夏与春秋”可以不管，却也并不能躲开哗啦啦而来的麻将声不绝于耳。所以在1933年的元旦，鲁迅就有这样两句诗：“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一次几个朋友小坐，有人出一谜“小雨淅沥沥哗啦啦”(流行歌词)，打一城市，谜底就是杭州———杭州多雨，多雨声；杭州人好打麻将，多麻将声。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是一个个棋牌室，尤其在夜半，棋牌室灯箱与“休闲洗头”灯箱构成了杭州一景。据说，打麻将就是休闲，而休闲，正是天堂里才有的幸福。以打造“休闲城市”为目标、一直与杭州飙着劲的四川成都，不也以麻将驰名中外吗？

　　杭州以美丽的西湖名扬天下，然而杭州不只有西湖，还有麻将———这是来去匆匆到此一游的游客们所无暇领略到的。

　　搓麻在中国，隐然已成为一种文化。搓麻文化并不必然是垃圾文化，小说家阿城先生说，文化，并无高下之分；搓麻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梁实秋就认为“玩玩未尝不可”。记得作家三毛曾将打麻将与下棋、读书、弹琴、画画相提并论，认为都不过是在消遣时间，并无雅俗之别———先存了雅俗之别，其实已落“俗套”。读书，有时当然是为了学知识，但多数人多数时候的读书还是以消遣居多，所以鲁迅先生《读书杂谈》一文中就有如下一段：“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被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梁启超更有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都是将搓麻与读书同等看待的。

　　但还是用阿城先生的话说，文化固无高下之分，而文明却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搓麻，并不必然是垃圾文化；但搓麻成风、成瘾甚至从娱乐蜕变为赌博，沉迷其间，则体现了文明的程度——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胡适先生说：“中国的男人们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们以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是呀，麻将不是中国的国粹吗？为何至今没有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性的娱乐方式呢？

　　我不大清楚杭州人打麻将的风气兴起于何年，有心者或许可以发掘出一部杭州麻将史；我也不大明白杭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乐麻将而不疲，哪来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固然，打麻将是休闲，但“休闲”却不意味着只是打麻将，即使从“休闲”的角度看，不也太单调了些吗？而不管怎么说，无处不在的麻将声已有损国际著名旅游城市杭州的形象———打牌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不扰民不赌博，大可听之任之；但对于文明的引导，政府与舆论则应恪尽其责。

　　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天堂搓麻几时休？东西南北风起处，哗哗啦啦满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