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慎由戎

     晚明的时候，随着沈有容东番（台湾）剿倭，随军陈第写的《东番记》的刊行，“国家承平二百余年矣，东番之入纪载也，方自今始，不可谓不奇。”（陈学伊《题东番记后》）与东番的关系才日益密切起来。“（万历）四十四年，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尚宁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明史琉球传》）万历四十五年，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曾明确警告前来交涉的明石道友不能涉足台湾，“汝若恋住东番，则我寸板不许过海，寸丝难过番”（张燮《东西洋考》卷十二）。因为日本的窥伺，“闽抚院以其地为东洋日本门户，常欲遣数百人屯田其间，以备守御。”（姚旅《露书》卷九）此计划的实际操作者是总右翼军赵秉鉴（若思），据说他甚至在台湾筑城，不过可惜的是“后竟连兵作贼，外接东番逆酋为援，内纠漳泉叛民为党，建议袭取东番，实启兵端，以图叵测。”（曹学佺《湘西纪行》卷下），赵秉鉴被诛，其事遂寝，甚为遗憾。后来的周婴《远游篇》对此讥讽说“疆场喜事之徒，爰有郡县彼土之议”。不过《东西洋考》在记载台湾的时候称：“（东番）不在东西洋之数，附列于此”，可见明末士大夫看待台湾还是有别于东西洋诸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