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嗣君看中大臣如耳，宠爱妃子世姬，但又害怕他们都因为自己宠爱而蒙蔽自己，于是就提升另一个大臣薄疑来和如耳匹敌，又令魏姬的地位和世姬相当。希望用这个办法使他们相互制约。（卫嗣君重如耳，爱世姬，而恐其皆因其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参也。”）

    这也许是我国最早“权力制衡”的思想了。卫嗣君认为，如果要避免亲信的人欺骗自己，就必须再设置权力对等而且没有关系的人相互制约和监督。

    但韩非子却对此评价说：“嗣君知欲无壅，而未得其术也。夫不使贱议贵，下必坐上，而必待势重之均也，而后敢相议，则是益树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是的，如果不能让下层官员、民众成为重臣的监督者，而是另设一个与重臣权利相当的人相制衡，确实收不到预期效果（而且若两人势均力敌，还有可能趋向合作）。所以，韩非子提出“下必坐上”的观点，也就是说若重臣有罪被查处的话，下级要被“连坐”。这样的话，下级为了不负连带责任，只有勇于揭发重臣的不法行为。

    可是，在中国古代，若不能确定可以扳倒重臣的话，下层官员、民众是怎么样也不敢去议上的——因为上下级之间存在严重依附关系，若不成功，恐怕就只有“成仁”了。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不外乎两种：1、设立言官；2、告密制度。我国历朝历代皆不乏言官机构与制度的建设，尤其是明代设立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使之发展到顶峰。但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的也不在少数。至于告密，由于是匿名，出于私欲、恶意的诬告也绝不会少到哪里去。就像武则天的“铜匦”制度，也不过是养了许多酷吏，害死不少忠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