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濮文升的条目继续写道：“同治十年（1871年）任初莅，涪人德其父，颇爱之”。在濮瑗任涪州知州的18年后，他的二儿子，濮文升，也到涪州任知州了。看起来，濮文升在其父亲德政的光环下，倒是顺风顺水。

但志书里笔锋一转，“文升多情任性，重世谊，凡其父之门生，不问贤否，虚心听受，往往淆曲直，于是富人投所好，重贽（贽：古代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物）拜门下者五六人，在外为威福，始终庇之”。几句话，倒是刻画出了濮文升的性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习气比较重，拉小圈子，搞团团伙伙，自己朋友圈的人，做点欺男霸女的事，也能被州官司濮文升所庇护。看来这濮文升似乎是个昏官。

接下来，则描述了濮文升三任涪州知州的经历：“一年调任去。十二年（1873年）继施牧（施毓灵）后回任，十三年又调任去。光绪三年（1877年）冬，继吴牧（吴羹梅）后回任”。

这样看来，《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所记的白塔重建于“清同治己已年（1869年）”的说法似乎不够正确，那时濮文升还没有到任呢。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说白塔重建于同治十年（1871年），即濮文升初任涪州知州那一年。一年后，濮文升调离，施毓龄接任，并继续修建白塔，同治十二年（1873年），濮文升再回涪州，又从施毓龄手中接任知州，次年，1874年，白塔竣工。所以《涪邑文峰塔记》里，有两个涪州知州出现。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的笔锋再次一转，“历练既深，较平正，七年预征八年捐，轮据州人之请，稟复完粮征银旧例，剔除征钱浮价之积弊，足以晚盖，惜次年即卒于官”。水平所限，不知这断句是不是正确。但大致的意思还是能明白，即濮文升经历一定的磨练后，为涪陵人民还是做了一些好事，这些功劳，完全可以抵销以前所做的一些错事，即“足以晚盖(晚盖：以后善掩前恶)”。但“惜次年即卒于官”，两爷子都死在任上。但得到一个“惜”的评价，也是值了。

作为三任涪州的知州，濮文升也于光绪七年（1881年）在白鹤梁上留下了一幅现称为《濮文升题记》的题刻作品，至今仍清晰可见。
在蔺市的龙门桥东，也曾立有濮文升的德政坊，可惜于1961年冬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