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论

聂珍钊先生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就从本质上阐释文学的伦理特性，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因此，伦理、乱伦、伦理禁忌、伦理蒙昧、伦理意识、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等等，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在西方的伦理禁忌中，兄弟背叛与弑杀（Fratricide）是一种甚至比乱伦更古老、更厉害的伦理罪行。它贯穿于人类伦理社会发展的始终，并作为一种深层意识隐藏在人类的心理无意识之中。揭示人类历史和心理意识中的这种兄弟背叛和弑杀情结，对于一生都致力于追求宏大叙事的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来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道德责任。詹姆斯·格雷说过：“斯坦贝克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他罄尽毕生的精力将‘人类状况’的当代迹象与人类过去的经历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再三启示我们，人类的故事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恒在，我们现在的激情与两千年前的激情别无二致。正是这种古今贯通的思想，使得斯坦贝克的佳作具有普遍的魅力。”(Gray :45)格雷所提及的关于斯坦贝克的宏大叙事究竟是什么，这是斯坦贝克研究者们始终在探讨的一个话题。但是，任何一个细心研读过斯坦贝克全部作品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显在的叙事现象：不管是早期的《致一位无名的神》和《天堂牧场》，还是中期的《胜负未决》和《人鼠之间》，还是后期的《烈焰》、《伊甸之东》和《我们烦恼的冬天》，都有一种该隐和亚伯神话模式，讲述的是兄弟背叛和弑杀的惨剧。斯坦贝克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为什么始终关注以该隐和亚伯为代表的兄弟背叛和弑杀？它背后有什么永恒的伦理意义？

1.       兄弟背叛和弑杀的伦理源头与东西方的伦理惨剧

 “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的源头以及整个人类的伦理环境来考察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兄弟背叛与弑杀叙事，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斯坦贝克是在倾尽毕生精力来阐释人类伦理历史的发展状况。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俄底浦斯王》里通过一个杀父娶母的伦理预言来巧妙地演绎人类理性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圣经》中讲的该隐和亚伯故事，则始终预示着人类的非理性状态以及这种非理性的暴力对个体和社会的危害。

从词源上讲，fratricide （兄弟背叛与弑杀）这个词源于拉丁语fratricida，意思是“弑杀兄弟。”它的使用主要有两个伦理语境。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如果某人犯了兄弟相残（fratricide）罪，他就是弑杀了他的兄弟或姐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内战（a fratracidal war）就是在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内部的战争和冲突。”（Collins : 673）兄弟姐妹之间的相残以及国家和社会内部的派系内战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伦理话题。在不同的文明和宗教社会，历史的开始源于兄弟姊妹间的相残。在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Medea）为了帮助获取金羊毛的伊阿宋逃出科尔喀斯王国，杀死并肢解了自己的弟弟阿普斯特斯。在埃及神话中，奥西利斯（Osiris）曾是是埃及万神殿中的主神之一，生前被他的弟弟塞特（Set）所谋杀。在古罗马神话中，罗马城的建立源于兄弟弑杀的结果。双胞胎罗谬拉斯（Romulus）和瑞麻斯（Remus）争论谁应该受到神的宠爱，结果罗谬拉斯弑杀了他的弟弟瑞麻斯。对兄弟间背叛和相残的罪恶揭示的最深刻的还应属《圣经》中关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新旧约全书 ，3-4）

该隐和亚伯之间的背叛与弑杀，源于上帝的偏心而导致的兄弟之间的嫉妒。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伦理故事，涉及到原罪、上帝的公正性、兄弟之间的暴力等多方面的伦理关系。它警示人们去遵守基本的伦理禁忌，努力避免因父辈或上帝的任性偏爱而导致的兄弟背叛和残杀。事实上，由于人类始终摆不脱非理性的伦理状态，兄弟之间的背叛和弑杀悲剧就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安吉拉· 吉姆曾经对《圣经》中涉及的多种兄弟背叛和弑杀的范式及原因进行过研究。她指出，古以色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例如雅各布、以萨、约瑟夫、亚瑟龙等，他们的兴衰都与兄弟的背叛与弑杀有关（安吉拉，66）。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相残的悲剧，实际上代表了人类伦理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主要禁忌。在人类形成一种“文明法律”制约之前，在人类实现理性之前，家庭成员间不得不发生这样的伦理惨剧，来激发人们思考正确与错误的伦理（Isnard-Davezac ：45-57）

在人类历史上，兄弟姐妹之间的残杀还曾作为一种法律手段，来避免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利斗争。在15世纪的奥特曼帝国时代，国王麦赫麦特二世（Mehmet II）继位后，曾经用立法的手段，处死了他的19位兄弟，以防他们日后谋反篡位。在总结了人类两千多年的伦理发展史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克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抗和误解发生在同一的社区内部。人类憎恨和暴力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兄弟间相残的历史，而不是兄弟们反对外来陌生者的历史。从该隐和亚伯到16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再到我们时代的内战，引发憎恨的不是陌生人，而是我们的兄弟和邻居。”（Jacoby ，6）

源于人类始祖的这种兄弟背叛和弑杀的原罪，在我们的现、当代社会更演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谋杀了印度的“国父”穆罕默德·甘地，一个埃及穆斯林教徒谋杀了埃及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瓦·萨达特，一个犹太人谋杀了以色列总理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扎克·拉宾，林肯总统和肯尼迪总统也都是被自己的同胞刺杀身亡。 “我们生活在一个伦理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兄弟相残时代。”（Jacoby，8）比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同一国家和同一民族间的内战显得更野蛮，对民族伦理的影响力更深远。美国1865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使当时不足3千万的美国人民死亡近乎一半，它对美国人民伦理造成的影响超过任何美国参与的任何对外战争。俄国1919年的内战、中国1927-1937和1945-1949年间的内战、西班牙1936年的内战等，其残忍程度和对人民伦理造成的影响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认为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冲突的内战要比传统的异族战争野蛮。柏拉图就曾将针对外来者的战争与他所称之为的分裂战争（也就是内战）区分开来。柏拉图认为：“当希腊人抗拒野蛮人，或者野蛮人侵略希腊人，他们是天然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必须叫做‘战争’；如果希腊人同希腊人冲突，他们是天然的朋友，不过希腊民众不幸有病，兄弟不和罢了，这种冲突必须叫做‘内讧’。”（柏拉图： 210）当希腊人反对希腊人的伦理惨剧发生时，他们必须设法消除彼此间的暴力，通过和解来解决兄弟间的分歧。不管怎么说，“他们既然是希腊人，就不应该蹂躏希腊的土地，焚毁希腊的房屋。他们也不会把各城邦的希腊人（少数罪魁祸首除外），不论男女老少，都当做敌人。”（柏拉图：211）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内战伦理的最早阐释。

2. 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兄弟背叛与弑杀伦理叙事

自幼熟读《圣经》、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东西方历史的斯坦贝克，对人类历史上的兄弟相残的伦理悲剧以及国家和种族内部的战争了熟于心。作为一个具有惠特曼式的普世情感和追求宏大叙事的作家，斯坦贝克认为他有责任来揭示人类几年来的这种非理性的弑杀悲剧。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词中，斯坦贝克雄辩地阐释了作家的道德和伦理使命：“作家的古老任务并没有改变，他有责任揭露我们的许多可叹的过失和失败，有责任为了获得改善而将我们的愚昧而又危险的梦想挖掘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宋兆霖：426) 而要揭示人类几千年来的这种“过失和失败”、“愚昧而又危险的梦想”，该隐-亚伯故事是一个不能绕过的伦理根源。“关于该隐的圣经神话是我们共有的文化遗产，任何一种兄弟相残的战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它相关。”（Hoeper:76）

正如威廉·哥尔德赫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神话的纬度看，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讲的是人在失落的世界里命运的本质故事。它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注定要孤独地生活，成为地球上一个孤独的流浪者呢，还是人注定要照顾人、和另一个人结伴而行？（ Benson ：51）斯坦贝克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也是《创世记》中该隐向上帝提出的同一个问题：“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在他们从威德农场到萨里纳斯谷地的旅行途中，乔治和莱尼对他们的兄弟之谊是自信的：

乔治说下去：“咱们可不这样，咱们有奔头，咱们有说心里话的人，咱们不会因为没有地方去就到酒馆去把钱花光。要是他们那些人关进监狱，死了烂了，也没有人心疼。咱们可不这样。”

莱尼插话到：“咱们可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因为我照应你，你照应我，就因为这个。”（中短篇小说选一:276）

在这里，乔治和莱尼不但正面回答了该隐向上帝提出的“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一困惑，而且提出了重建伊甸园的计划。但是到了萨里纳斯农场这个失落的世界后，面对老板对他们这种兄弟之谊的质疑，乔治犹豫了：“他是我的……表弟，我答应他妈照看他。”（283）随后，农场主的儿子柯莱继续对这种兄弟之谊进行破坏，即使像上帝般精明的车把式斯利姆也对这种兄弟之谊感到惊奇。面对人们的种种猜疑，乔治尽管继续竭力维护这种兄弟之谊和重建伊甸园的计划，但是同时也意识到它们的不可实现性。因为在这个失落的世界里弥漫着上帝对该隐的咒语，孤独、隔膜和互不信任是该隐的子孙们命定的本质，任何像乔治和莱尼这样的兄弟之谊和建造伊甸园的计划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强化现代人孤独、隔膜的本质，斯坦贝克还进一步表现了柯莱的老婆的孤独。作为失落的世界里现代人的一个代表，她同样具有自己失落的梦幻（到好莱坞当电影演员，嫁一个富裕的男人），也同样遭受孤独和隔膜（和丈夫柯莱及农场工人之间的隔膜）。然而她又是失落世界里的一条蛇，是她引诱莱尼并被后者无意中掐死。面对莱尼闯下的大祸，乔治悲哀地说了一段令人回味的话：“ ……我想，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想我早就明白这事永远办不成。可是因为他太爱听这事了，我只好说也许能办得到……”（346）

这段话表明，从一开始乔治就意识到他们维护兄弟之谊和重建伊甸园和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因为弱智的莱尼需要保护和温暖他才编织了这些美丽的幻影。莱尼的再一次惹祸使他们美好的计划终成泡影。面对柯莱和农场里那些无知的、毫无阶级同情心的暴民对莱尼的缉捕和声称要进行的私刑，乔治意识到他再也无力看守莱尼了，现实的邪恶环境逼迫他不得不亲手弑杀自己的同伴，因而演绎出现代的“该隐和亚伯”的悲剧。而一旦杀了莱尼，乔治不仅要承受道德和伦理的谴责，而且注定要成为孤独、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正像他的始祖该隐弑杀兄弟亚伯遭到上帝的惩罚那样。因为孤独、隔膜和无家可归是失落的世界或后该隐时代人类的本质特征，即使没有莱尼闯下的弥天大祸，人类仍然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犯该隐的悲剧。乔治通过这次弑杀，从内心深处领悟了后该隐时代人类的这种本质特征。

如果说《人鼠之间》中乔治弑杀兄弟莱尼是想摆摊看护兄弟的责任的话，那么《烦恼的冬天》这部长篇小说中伊坦弑杀兄弟丹尼，则是出于图财害命。伊坦曾经是新港城一家店铺的店员，在用计出卖了自己的店主人从而占有主人的店铺以后，他又决心谋杀他的伙伴丹尼。透过伊坦的意识流活动，斯坦贝克揭示了伊坦和丹尼之间的类似“该隐－亚伯”的关系：“在我心上丹尼仿佛是个未愈的伤疤，甚至成了一块使我感到负疚的心病。我应该是能够帮助他的。我也确实试过，但他拒绝了我。他差不多就象是我同胞的兄弟，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教养，身量和体力也都相仿。或许我所以有那种负疚感，是因为我身为我兄弟的保护者，却并没有挽救他……”（烦恼的冬天：55 ）

这种兄弟之谊在伊坦和银行家贝克先生的谈话中再次表现出来：“我们俩一度比同胞兄弟还要亲密。我没有兄弟。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兄弟。自然我还没有能实现，但是我觉得我一定得做我的兄弟丹尼的保护人。”（140）在这里，伊坦还是正面回答了该隐在《创世记》中提出的问题：“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可是，就是这个信誓旦旦的伊坦，为了谋得自己的私利，在现代失落的伊甸园里，却扮演了犹大和该隐的角色。丹尼的祖父曾和伊坦的祖父一样是新港城的豪门望族，后来他们都在这个失落的伊甸园里衰落了。家道衰落的丹尼沦落为一个酒鬼，由于过度的饮酒，身体已经彻底垮了。但是，丹尼还拥有一大块草地，那是新港城建造飞机场的理想地段，非常具有投机价值。得到这块草地，就可以抓住新港城未来的经济命脉，并成为新港城未来的主人。精明的银行家贝克先生意识到了这一商机，他企图以一瓶昂贵的“老林官”威士忌酒的代价换取这块土地，结果没有成功。

伊坦也意识到，要想得到这块土地，他必须在丹尼身上下一个很重的赌注。他深知丹尼嗜酒如命，只要有钱就拿来买酒。于是，他拿出一千块钱假惺惺地让丹尼去看病，内心却知道这一千块钱是会要了丹尼的命的。不过，伊坦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在他内心的深处还有兄弟的良知在困惑着他。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心中呼唤：“丹尼！丹尼！把钱还给我。求求你，丹尼，把它还给我吧。别要它。它是有毒的。我下了毒的！”（199）然而，软弱的理智毕竟阻挡不住强大的金钱利益的诱惑。伊坦用甜蜜的毒酒出卖并弑杀了自己的兄弟，变成了现代的该隐。

斯坦贝克表现兄弟背叛和弑杀最著名的小说是《伊甸之东》，这部以关注人类道德和伦理走向为主题的史诗性小说在2003年经美国电视脱口秀明星奥普拉推荐后，再次引起美国人对自己民族伦理中的弑杀意识的关注。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伊甸之东》所阐释的是一个现代的或后该隐时代的伊甸神话。为了阐释这个神话，斯坦贝克运用了两个家族的故事，他们正如小说开始时背景中的两座大山，代表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在特拉斯克家族身上，我们看到了该隐弑杀亚伯的故事。特拉斯克家族成员身上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性：亚当·特拉斯克（Adam Trask）的“善”与卡西/凯特（Cathy/Kate）的“恶”。围绕着这二元的中心，是两组以“C”和“A”开头的名字。以名字“C”开头的人物有塞拉斯、卡西、查尔斯和迦尔，他们使人联想起该隐的邪恶和堕落；以名字“A”开头的人物有亚当、亚仑和阿布拉，他们使人联想起亚当和亚伯的善良。塞拉斯·特拉斯克是亚当和查尔斯的父亲，在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查尔斯方面，俨然如一个偏心的上帝耶和华。

塞拉斯在过生日的时后接受了亚当的礼物（一个小牧羊狗），而拒绝了查尔斯的礼物（查尔斯通过砍柴卖钱买的一把小折刀）。正如《创世记》中耶和华喜欢牧人亚伯的礼物胜过农夫该隐的礼物因而导致该隐的嫉妒和弑杀兄弟一样，塞拉斯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亚当和查尔斯这兄弟俩的多年不和。有一次查尔斯在盛怒之下，差一点将亚当打死。作为“弑杀”兄弟的报应，查尔斯被父亲追得四处躲藏和流浪，后来又寂寞地在农庄死去。这是该隐和亚伯的神话在小说中的第一次显现。这一故事又预示了后来新一轮的“该隐－亚伯”叙事。

亚当成年后也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迦尔喜欢经营农场，小儿子亚仑则考上了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立志当牧师。这是一个典型的该隐和亚伯故事，因为在圣经神话中，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人，而基督教中的牧师也多以牧羊人自居。在亚仑从斯坦福大学回来探亲的那一天，亚当拒绝了迦尔的礼物（用卖农产品大豆得来的一万五千元钱），并将它不适当地和亚仑一年前考上斯坦福大学的成功进行比较。他说：“假如你能──嗯，像你弟弟那样──使我为他所干的事感到自豪，为他的进步感到欣慰，我就更高兴了。金钱，即使是干净的金钱，也无法相比。”（伊甸之东：688）盛怒的迦尔出于报复心理，将纯洁的亚仑引到一家妓女院，告诉天真的弟弟他们的妈妈竟然还活着，是一家妓女院的老鸨。亚仑美好的幻想在邪恶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于是，他一气之下放弃大学生活，擅自投笔从戎，结果战死疆场。在亚仑走后的一段日子，亚当问迦尔：“你知道你弟弟在哪里吗？”迦尔回答：“我怎么知道？难道要我照看他吗？”（715）这表明，迦尔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伦，虽然他是借助于战争之手杀死自己的弟弟的。

3.斯坦贝克对美国乃至人类心理的深层伦理思考

“无论过去和现在、西方和东方,文学的社会教科书的功用是不能否认的。虽然我们反对把文学变成道德的训诫,但却不能放弃文学的道德责任。不管怎么说,当文学不能让我们区分善恶,不能让我们遵守规范,这种文学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11）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表达对人类的普世性关怀并对人类愚行进行伦理和道德仲裁的斯坦贝克，试图通过几千年来的兄弟背叛和弑杀，来发掘人类内心中亘古存在的二元意识。在《论人类存在的二元性》一书中，大卫·巴坎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形式：能动性维度（agency）和社交性维度（communion）。“能动性维度代表着个体，社交性维度代表着涵盖能动性维度的群体。能动性维度的表现形式是自我保护、自作主张和自我膨胀；社交性维度的表现形式是与其他个体的和睦相处。能动性维度崇尚分裂，社交性维度消除分裂。能动性维度的状态是隔绝、疏远和孤独，社交性维度的表现形式是接触、坦率和统一。能动性维度总是渴望控制别人，社交性维度则强调非契约性的合作。”（Bakan :15）

将巴坎的理论与圣经的隐喻相对应，那么能动性维度所呈现的是该隐式的近乎邪恶的特征，而社交性维度则是亚伯式的近乎善良的品质，强调兄弟之爱与团结。巴坎在1966年提出的这种人类行为伦理，斯坦贝克早在193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胜负未决》中就已经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了出来。这部被无产阶级评论家高度看好的所谓“罢工小说”其实揭示的是关于人类伦理意识中的二元性对立。莱斯特·杰伊·马克斯指出，《胜负未决》“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检验场，来验证斯坦贝克的群体-个体理论。”（Marks:48）劳资之间的罢工冲突只是表现斯坦贝克永恒伦理关注的表面材料，透过这些材料，小说家揭示的是更深远的道德问题，既个体和群体的伦理关系。在“约翰·斯坦贝克和农场工运组织：《胜负未决》的背景”一文中，杰克逊·J. 本森和安·洛弗蒂丝指出：“斯坦贝克的终极目的是创作一部艺术精品，一部关于人类永恒状况的寓言。”（Benson & Loftis :197-8）斯坦贝克曾经在一封给朋友乔治·阿尔比的信中，谈到这部小说的伦理关注：“我对将罢工作为提高人们工资的手段并不感兴趣，我对高声宣讲正义和压迫并不感兴趣，它们只是刚刚揭示生活的现象。但是，人类憎恶他自身的一些东西。人类能够战胜自然的一切障碍，但是他却战胜不了自己，除非他扼杀自己的个性(individual)。人类的这种自我之恨(self-hate)和自我之爱(self-love)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我要写的。”（Elaine &Wallste :98）斯坦贝克认为，由于人类自我之恨的膨胀，他们作为个体的孤立进程就开始了，其结果是将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隔离开来。一个群体凝和的力量正是自我之爱和自我之恨。自我之爱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观念，将一种类别的人联合成为一个群体，而自我之恨又激励他们集体地反对另一类持有不同观念的人的群体。战争给予交战的双方无限的权力，于是，憎恨、愤怒和暴力成为战争的武器，给群体成员的内心和外部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他们无组织的自我泛滥，导致社会的、经济的、道义的和精神的所有系统的瘫痪。在这场战争中，伦理观念失败了。但是，那些群体中幸存的人，在新的起点上又将这胜负未决的战争持续下去

但是，斯坦贝克对人类伦理中的二元性的最深层次的思考还是体现在他的史诗性小说《伊甸之东》中。透过老李这位中国仆人兼哲学家对亚当一家两代人中发生的兄弟背叛和相残的解读，斯坦贝克表明了人类伦理意识中善与恶冲突的永恒维度：

“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因为它同每个人有关。照我看，这个故事对人类灵魂有象征意义……小孩最害怕的是得不到宠爱，遭受抛弃是他惧怕的地狱。我认为世界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遭受抛弃的感觉。被抛弃感引起愤怒，愤怒引起某种出于报复而犯下的罪恶，罪恶引起内疚──这就是人类的故事。我认为如果能够根除抛弃，人就不至于落到目前这种地步。失去理智的人也许会少一些。我还敢肯定监狱也不必要这么多。根子都在那上面……因此我认为这个古老而又可怕的故事的重要性在于他揭示了灵魂──隐秘的、遭受抛弃的、内疚的灵魂。”（伊甸之东386-387）

4. 结语：作为救赎之途的伦理选择

那么，人类能否摆脱几千年间的兄弟相残轮回呢？在《伊甸之东》中，斯坦贝克通过描写智者汉密尔顿和老李对《圣经》几个版本的解读，提出了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性这个重大的伦理命题，并指出这是解决人类困惑的根本出路。早在上帝驱逐该隐的时候，就同时赋予了他选择的权利。人类的堕落和救赎，就在人类自身。金钱和物质利益、感官的欢愉、报复性的胜利和欺骗之道等，都不能给人类带来伦理上的和平和幸福。它们产生于人类灵魂深处欲望的子宫之中，使人类的理性瘫痪，使人类的视觉模糊，并最终使追求它们的人类成为受害者。在小说中，亚当的弟弟查尔斯在不自觉中选择了恨和孤独，孑然一身死在他的农场。亚当的妻子卡西选择了邪恶和对虚幻的财富的占有，最后也死于孤独和某种对生命的忏愧中。亚当的大儿子迦尔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摇摆，最终选择了“弑杀”弟弟亚伦的行为，陷入永恒的忏愧之中。塞缪尔是一个智者，他和他的家族有意识地选择了善，从而使得他的家族过着和睦兴旺的生活。亚当经过灵魂的旅行，最终意识到了“选择”和“和解”的真理。在他临死的时候，面对儿子迦尔犯下的弥天大错和忏愧，他说了句“提姆谢尔”，然后平静地合上了双眼。因此，“该隐－亚伯”故事及其所体现的“选择”、“自由意志”和“和解”精神，是人类解放和救赎的根本。这就是斯坦贝克对人类几千年伦理惨剧所开出的伦理救赎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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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