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下人们广为探讨的话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空间的压缩从而使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浓缩成一个连在一起的地球村。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种类型，以互联网和google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介将世界各国的文化元素以万花筒般的方式呈现在文化吸收者的面前。

     就英美文学知识吸收而言，坐在中国某个大学教室的一个学生只需要轻轻地点一下鼠标，就可以轻松地通过视频聆听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英美教学讲座，查阅这些名校图书馆里关于英美文学研究的资料，通过e-mail 与这些大学的知名教授探讨英美文学研究的观点，通过google搜索到世界各地出版的英美文学研究专著和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生获取英美文学知识的便利条件，是民国时代中国大学生和和讲授英美文学的大学教授们想都想象不出来的。在民国时代，开设英美文学课程的主要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料的匮乏、通讯交通的不畅曾经严重影响了英美文学的教学。比如清华大学西语系的英美文学教授要与剑桥大学的教授通讯探讨一个学术问题，那么这封信恐怕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达对方那里，一来一回恐怕要大半年时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战争的炮火使得中国的英美文学教学更是雪上加霜，更不要说对外的信息交流了。

    但就是在这些信息闭塞和战乱蜂起的时代，民国的英美文学教学却给我们培养出象范存钟、陈嘉、王佐良、李赋宁等为代表的学术大师。与此呈反讽性悖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当下的英美文学教学非但没有培养出象王佐良、陈嘉之类的英美文学大师级人物，反而使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学被严重地边缘化、成了外语院系课程设置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国家教育部颁布的高等院校英语教学大纲中，英美文学的课时量和内容被大大地压缩，外语院系的领导们认为英美文学课无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当代的大学本科生认为学英美文学课程不好就业。于是乎，这种自上而下的合力将英美文学教学置于一种濒临灭亡的境地。

     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建国后我们教育的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教学早在1952年的全国院校调整中就初见端倪。国家过分强调开设能在短时期带来经济、政治、军事效益的学科，大量压缩容易对党的路线产生质疑的人文学科。在幸存的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过分推崇狄更斯、斯坦贝克、德莱塞、O·亨利等揭露资本主义黑暗的英美作家，而将英美文学中的其他文学大师的优秀作品拒之国门之外。到了当下，功利主义思想犹如一股毒物，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使中国的大学教学深受其害。教育部将大学的专业和就业率挂钩，一个专业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于教育部规定的比例，就要砍掉这个专业。外语院系为了使自己培养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受欢迎，突出学生的听说技能的培养，并给英语专业的学生额外传授一些外贸、经管、科技等方面的知识，美其名曰培养复合性人才。而英美文学，这种提高人才基本素质、象老酒一样潜移默化地发挥效力的课程就被忽视甚至人为地给边缘化了。前几年，曾经有某些外语院系主张彻底砍掉英美文学教学，只是在刘象愚等老一辈英美文学专家们的呼吁下，这一愚行才得以遏制。在这种从国家到大学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当下的大学生在选择专业和课程的时候，自然也具有功利主义的考虑。大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英语专业大多不是自己的第一志愿。曾听北大英语系的教授讲，即使象北大这样的以文理见长的国内名校，第一志愿报考英语系的大学生也不足三分之一，英语系三分之二以上的生源主要从报考北大考生中的第三、第四志愿中调剂过来的。在清华、上交大、华科大等著名理工科大学，第一志愿报考英语系的考生几乎为零。那些勉强被调剂到英语系的大学生们，在选择自己的课程时，也大都选择语言知识、翻译、科技英语、商贸英语之类的课程，来为他们未来的就业增加筹码。英美文学课程是他们很少主动选学的课程。即使作为必修课来被迫选择，逃课的现象也是家常便饭。

    当然，造成中国当下英美文学教学如此困境的原因，除了国家、大学和学生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外，讲授英美文学课程的大学教师自身的素质和功利主义行为也是导致英美文学教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时代没有我们当下的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北大的叶公超、清华的吴泌、南开的柳无忌等知名教授，仅凭一根粉笔和一份讲义，就能把英美文学课程讲得深刻生动，让学生听得如痴如醉。而我们当下某些讲授英美文学课程的大学教师，他们自身的口语水平和文学素养不足以支撑他们把英美文学课程讲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丰满多彩的英美文学小说、诗歌和戏剧及其这些作品后面蕴藏的深刻的人生寓意化为僵死的PPT，毫无表情地在课堂上念，他们自己念得很累，学生们听得也索然寡味。其实，我们的教师们本来是能够把把英美文学课程上好的。但是我们的某些讲授英美文学课程的大学教师却不屑于这么做。为什么呢？功利主义作怪也。在我们当下的大学评价体系中，发文章和取得国家科研项目是职称晋级的主要条件，而教学效果好却并不被看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电信工程学院的晏才宏把一门基础物理课讲得炉火纯青，甚至吸引许多文科系的学生前去旁听，但他在57岁去世的时候还是个讲师，因为没有科研文章。浙江大学的朱淼华，把一门枯燥的科技技术史讲得神采飞扬，但在43岁的时候却被浙江大学解聘，因为没有科研成果。这种功利主义评价体系迫使我们的英美文学教师去埋头写文章、搞项目，而不注重英美文学课堂教学。课堂效果不好，自然就不会吸引学生。

     要改变我国当下的英美教学困境，首先要肃清功利主义思想，认清英美文学教学的课程定位。我们的大学，不应功利主义地办成职业培训所，而应该象西方大学那样实行通识教育。只要是有利于通识教育目的课程，我们都应该开设，而不要考虑它与未来的就业方面的联系。英美文学课程，就是英语系里进行通识教育的重要课程。在这方面，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对外文系的教学定位值得我们学习。当时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定位是培养“博雅之士”。所谓“博雅”，就是“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要达到这种“博雅”，英美文学教学是最理想的手段。为此，清华大学要求学生必须选修“属于全体之研究”的“各时代文学史”，“以求一贯之博通”；学生还要“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当时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外文系的教学定位，大致如此。正是这种培育博雅人才的教学定位，才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季羡林、钱钟书、王佐良等学贯中西的大师。我们当下的外语教育应该复古，学习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让英美文学教学在通识教育中发挥其关键性作用。

    另外，国外各个学科的专家，都具有以跨学科为代表的通识教育背景。“法律与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里查德·波斯纳本科在耶鲁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就读，他对“新批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解构主义文学等批评理论耳熟能详。欧美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也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对于波斯纳来说更是熟悉到脱口而出的地步，而且总能运用得恰到好处。我们所熟知的“读者反应论”的代表人物斯坦利·费什，本身还是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而反观我们中国当下的英语教育，英语语言与英美文学本来是毛与皮的关系，离开英美文学，英语语言还怎么存在？但就是同一学科内部的两个分支，我们还不想兼跨，天知道我们的英语教育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比如说，离开英美文学，你能搞好英语翻译尤其是笔译么？让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外语教育培养出的翻译家，而是美国的翻译家葛浩文和瑞典的陈安娜，这本身就宣告了我们国家单向性的、功利主义教学的失败。

     第二，要提高我国的英美文学教学质量，我们应该引进一些英美国家名校的专业教授来授课。我们国家的大学每年都引进外教，但多限于让他们讲授口语类的课程，让他们讲授英美文学专业课的并不多，这不利于提高我国英美文学教学的整体水平。在民国时代，清华、北大西语系聘请新批评创始人瑞查慈、剑桥诗人燕仆孙和痴迷中国文化的阿克顿来系里任教，不但使学生们深谙英美文学的精髓，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能研究英美文学并用英语进行创作的高端人才。

     第三，本科阶段的英美文学教学，应以揭示作品自身的魅力和表达的思想为主，不可受教师本人研究视角的影响而使教学偏于一隅。我2011年在耶鲁大学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比较了耶鲁大学两位资深教授给本科生上文学课的方法和效果。一位是美国人David Scott Kaston，莎士比亚专家，给本科生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华裔美国人，给本科生讲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Kaston 讲莎士比亚不用ppt，也不板书一个字，他给学生滔滔不绝地讲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正义和人文关怀，教室里学生座无虚席，甚至历史、经济、政治等学科的学生也来听讲。来自香港的那位耶鲁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视角来讲解三位作家，ppt图文并茂，但听课者寥寥无几。我后来问Kaston 教授，为什么不用当下时髦的文学理论来讲解莎士比亚，他说那是研究生阶段的事情，对于本科生，就是要让他们了解文学本身的魅力和文本所表达的基本思想。

     第四，我们的英美文学精品课建设，应着眼于培养英美文学教学的名师，提高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激发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而不要满足于在英美文学研究方面发多少文章、申请多少课题。其中，培养英美文学教学名师是最关键的一环。英美文学教学名师，应具有流利的口语表达能力，对英美文学史和作品的深厚把握，高超的教学技巧以及与学生激情的互动能力。民国时期北大西语系教师辜鸿铭虽然是个怪才，但在英国文学教学方面绝对是位名师。听过他讲授英国文学的学生，莫不对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不拘一格的授课方式拍手称快。

                  在全国英美文学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