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南京人民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受难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後，日本人便展开一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暴行。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被集合起来，或遭机关枪扫射；或被日军当作肉靶，用来练习刺刀；或是在身上浇满汽油，活活烧死。女人更是这场史诗性灾难的受害者。在这震惊世界的几十天里，约有八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军不仅强暴妇女，还取出她们的内脏，切下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更有甚者，日军还丧尽天良地强迫中国的父亲们强暴自己的女儿，强迫儿子们强暴自己的母亲，其家人则被强迫在一旁观看。日军不只把人活埋、割掉器官，烧烤人民更成家常便饭。他们用铁钩钩住民众的舌头，把人们吊起来；或是让土把民众埋到腰部，然後眼睁睁看着狼狗将他们撕裂。其景象之残酷，著实触目惊心。一个月下来，约有三十五万人被屠杀。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长。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七十四层楼高。南京城成了人间地狱。南京人民的这场史诗性的受难，迫切需要一部史诗性的电影来表达。而面对这场史诗性的受难，如果有哪个中国人试图用超然的、中立的视角甚至侵略者的视角来表现，那他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什么是史诗性电影呢？史诗性电影就是具有史诗性内涵的电影。所谓史诗性，就其外在形式而言，是指历史或神话中的英雄传奇故事，庞大的历史背景与壮阔的地理空间，众多的历史人物，大跨度的时间历程，除此以外，史诗本身的内在气质应该是崇高与悲悯，甚至是悲剧的情怀。史诗性电影的开山祖是美国的格里菲斯，他1915年拍摄了在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再现了美国内战期间林肯的被杀和两个家庭的命运。此后，西方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史诗性电影，例如《乱世佳人》、《战争与和平》、《现代启示录》等。就表现屠杀与受难体裁的影片中，堪称为史诗性影片的当推《辛德勒的名单》、《浩劫》、《美丽人生》、《撒谎的雅各布》、《魔鬼集中营》等，其中尤以《辛德列的名单》最为典型。犹太导演斯皮尔伯格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屠杀６００万犹太人惨剧的回顾，影片以悲观阴郁的基调和富于强烈戏剧张力的惊悚元素，透过主人公辛德勒的眼睛，重回二战时波兰的科拉科，带领人们经历这个城市从繁荣到废墟的一切，同时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年代中努力寻找人性的微芒，最终揭示了一个主题——人类的良知在任何恶劣的境况中都不会完全地泯灭。

      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南京大屠杀，其惨烈的程度与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相比好不逊色。然而这场史诗性的受难，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的电影导演能把它拍摄成一部堪与西方史诗性影片比美、能给国人以深刻震撼的电影。吴子牛执导的《南京1937》是一个失败，而陆川导演执导的《南京！南京！》则把中国人的史诗性受难拍成了一种杂耍。造成这种失败的根本问题，就是影片的视角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导演的立场问题。立场错误，拍出的电影肯定是有问题的。

       吴子牛的《南京1937》以一个中国丈夫和日本妻子为视角，企图表明吴导演对战争、对民族、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本片在表现中国人的受难的时候，也同时表现了作为中国人妻子的日本女人的痛苦，这就无形中减轻了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造成的血腥震撼。这就好比把南京大屠杀与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扯在一起，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震撼自然就被消解了。比起吴子牛的《南京1937》，陆川的《南京！南京！》在主题思想、叙事视角等方面的混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许陆川想象斯皮尔伯格那样拍出一部史诗性的大制作，但是他自己的媚日思想和低劣的导演水平则使这部中国人受难片不折不扣地拍成了一个杂耍，或者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它不是一个叫陆川的中国导演拍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倒更像一部由一个叫陆川一朗的日本人拍的南京大屠杀影片。

      有人说《南京！南京！》最大的失败当属电影采用的复杂多变的视角，一会是日本兵角川的视角，一会儿是中国抵抗士兵陆剑雄的视角，一会儿是唐先生的视角，一会儿又是日本军人角川的视角等。频繁转化的视角，随意堆叠的镜头画面，使观众的思维陷入混乱，不知道陆川是在表现中国人的受难，还是在炫耀日本人的人性。其实，在这众多的叙事视角背后，是陆川导演的所谓国际化视角或曰日本视角。陆川说，他要以中立的眼光来审视这场世纪灾难。 陆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过一段话：“我们过去基本一直在哭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妖魔鬼怪。这样的电影我们已经拍了60年了，但没有影响过世界，影响过世界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的认同。继续把他们塑造成妖魔鬼怪于事无补。”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过去电影中描写日本屠杀中国人是丑化了日本鬼子，不利于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那么，试问陆川导演，你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之下，极力渲染日本人的人性，就便于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惨象么？看看陆川导演国际化视角下的日本兵吧。角川是一位相貌英俊的日本兵，一开头便为不小心开枪杀死中国人而忙不迭地鞠躬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日本多年军国主义教育出来的日本士兵么？这样一个同情中国人遭遇的士兵最后又怎能成为军官，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杀死姜老师来避免她的纯洁遭到日本人的羞辱？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陆川还大书特书角川的处男形象，他在把第一次童真献给日本慰安妇百合子后立刻爱上了她，还非常地有情有义，对别人说要娶她为妻。百合子的死使他意识到日本的侵华战争的错误，并最终良心发现，不仅放走了两位中国人，居然还开枪自杀来对中国人谢罪。在角川的视角指引下，影片处处表现了日本兵的人性。例如，另外一位日本军人，他竟然会在日本士兵集体枪杀唐先生的时候背过身去默默流泪。透过角川，我们还看到日本青年士兵在洗澡时的天真活泼的情景。他们比赛跳高、互相搓背，想吃妈妈做的山药汤，还跳起了民间舞，再辅之以悠闲的日本小调，看上去像是一群前来旅游度假的大学生。表现这些与影片的主题基调有什么关系？好像血腥残暴的屠杀根本与这些年轻人毫无关系。影片也过多地表现日本兵与日本慰安妇做爱时的快乐场景，陆川导演是否借此表现日本女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日本慰安妇当年是怀着他们的爱国热情、自愿来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服务的！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来鼓舞日本兵的斗志，完全是处于自愿。至于最后得了性病而悲惨地死去，那也是咎由自取。她们的死与南京无辜三十万死难的同胞相比，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特别是日本入城仪式那宏大的场面。那咚咚的鼓声，那神情庄重的舞蹈，昭示的是一种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讴歌和日本人对于他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战死的亡灵的哀伤。这种祭祀的场面被陆川导演渲染得如此威严壮观，以至于影片中在场观看的中国人小豆豆和赵先生都感到自己的渺小。

      关于选择日本人视角的初衷，陆川说：“在战争、苦难、死亡、仇恨之外，我更希望观众能够体会战争背后的思索、苦难背后的救赎、死亡背后的尊严，以及仇恨背后的温暖。我要讲述的，不是单纯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的故事，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这关系到我们以何种心态重读历史。我们不能封闭在民族悲情里，我希望借一部电影去恢复中国人的这种存在和救赎。中华民族是一路坎坷的民族，我们最终还是要自我拯救。”问题是，日本人并不以陆导演的那种心态去重读和正视这段历史，他们至今不肯为南京大屠杀进行谢罪和忏悔。而且，除了浓墨书写日本鬼子的人性以外，陆川怎样表现中国人“死亡背后的尊严”和“苦难背后的救赎” 呢？日本攻占南京的时候，没有遭到中国军人大规模的抵抗，只有陆剑雄这样的散兵游勇在做无谓的抗争。在一所教堂里，几个日本兵发现一些中国军人夹杂在避难的平民中，只是放了两枪，中国军人就乖乖地举枪投降。然后，这些中国军人就好像猪猡一样被日本人拴在一起赶到江边，或遭集体枪杀或遭活埋。中国人为了活命，躲在拉贝的安全区里，成了西方人保护和可怜的对象。拉贝走的时候，中国人拉着他不放、依依不舍。拉贝走后，为拉贝效忠的唐先生马上就投靠日本人以求自保。面对日本人要征召100名中国良家妇女来充当慰安妇的无理要求，只有江一燕这样的妓女挺身而出，用自己的下体担负了救赎国人的重任。而像赵先生这样的5尺男子汉，却苦苦哀求柔弱的女教师姜淑云来救他。姜老师为他而死，他连一点愧疚的表情都没有。他和小豆豆在影片结尾的自由，丝毫不是自己抗争的结果，而是角川人性发现后释放他们的缘故。通过这样的视角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完全是麻木、怕死和奴性的，换言之，这样的中华名族是一个劣等、可怜的民族，完全有理由被日本人所屠宰。他们的救赎，只能依赖于日本人的良心发现。这就是陆川导演在片中所表现的对战争的深思吧。

      其实，反思战争也罢，反思人性也罢，陆川导演拍这部影片的终极目的还是钱。因为如果用中国人的受难视角，陆川导演会觉得没有新意，激发不起国人的看片兴趣。这不，电影还没有上演，陆川就率领他的团队进行娱乐造势，并声称他的影片一定会突破亿元大关的票价。为了吸引观众，陆川甚至说，影片中白花花的女子裸体，都是高校的女大学生自愿出镜全裸的，并在主要媒体打出这些全裸女子的海报。陆川甚至说，他自己最大的野心就是“把《南京》放到日本去演”。不但靠揭中国人的伤痛赚钱，而且通过媚日去赚日本人的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说穿了，陆川先生这部电影是拍给日本人看的！这部具有“国际视野”的电影是可以马上拿去日本播放的，只要日本人高兴给钱并抬高他国际导演的身份，伤害中国人的情感又何妨呢？

            2009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