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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文学的源流（中）
(2006-04-20 18:43:54)| 分类： 我的学术文章 |
３．愚人文学的源流
1)愚人文学的雏型。愚人文学的雏型可能是希腊作家忒俄弗拉斯图斯(公元前373—284)的“性格刻画”。忒俄弗拉斯图斯是亚里斯多德的信徒,曾经写过三十多种人物的品格,其中就有关于人类愚蠢本性和行为的专论,目的是为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提供形象的说明。第一部比较成型的作品当推德国作家布朗特的《愚人船》。该部作品一出版就非常流行,并译成多种文字。作品的主题就是把各种类型的愚人从他们的家园运往愚人国。作者在“他的”船上“装上”112名无法辨认的不同类型的傻瓜,并以极大的兴趣表现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条船本来是要远航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离开码头,正象乔叟笔下的去麦加的朝圣者一直没有离开酒店一样。《愚人船》后由英国作家亚历山大·巴克莱译成英语并于1509年出版。该译本不是严格的翻译,而是根据英国具体条件的改写,使其反映英国当时五光十彩的社会生活。这部作品对于后世愚人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世纪初,另一部著名的愚人文学作品是《考克·洛莱尔的船》(Cock Lorell's Bote)。这是一部诗歌作品,描写各种商人站在一条船上筑堤围栏,准备乘船绕过英国。通过船长洛莱尔和这群商人的种种可笑的行为,作品展示了当时英国下层社会生活的生动场面。
2)《愚人颂》———愚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1509年,荷兰作家伊拉斯谟创作了著名讽刺作品《愚人颂》,这是愚人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也是愚人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它虽然是伊拉斯谟在七天内用一种轻轻松松、漫不经心的笔调一气呵成的,但却最为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思想、性格、文采和精湛娴熟的创作技艺。作品一开始,作者让“愚夫人”作为一个令人发噱的替身,戴着狂欢作乐的假面具出场,以“戏谑”的语气,为愚人大唱赞歌,对智慧进行鞭挞。例如愚夫人这样赞美愚蠢:“愚蠢是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是防治老年化的最佳方法。”“没有我(愚蠢),世间就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也就是说,没有我的出现和帮助,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忍受的。从一开始,仁慈的大自然就意识到在他的一切创造中应该有一些辛辣的滋味和一些愚蠢的意识。斯多葛派认为智慧就是要受理性的指导,而愚蠢只不过是受激情的驱使而已。”“在那些最奢侈、最豪华的娱乐活动中,愚蠢是一切美味佳肴的添加剂,是须臾不可缺的。因此,在那些客人中,如果没有哪一位是生性愚蠢可以代其他人来逗趣取乐,那么他们就必须雇佣一位滑稽可笑的小丑,通过他的愚弄来得到乐趣,正是愚蠢的错误使得人们开怀大笑。”“当一个人目不转睛地注视自己情人的脸蛋、把一颗黑痣说成是一个极美的点缀时;当一个人面对他太太极其难闻的口臭却发誓说这是最芬芳迷人的气味时;当一位慈爱的父母搂抱着自己眼睛斜视的孩子,却伪称这样比其他视力缺陷都更合适更动人时,难道这一切不都是愚蠢之至吗?我可以说,正是愚蠢使人得到朋友并且使友谊天长地久。彼此之间如果不能互相宽容,不能容忍对方的缺点,是不可能存在什么恒久的友谊的。这种宽容精神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良好的性情,其实这不过是愚蠢的代名词。”
很显然,愚夫人的这些嘲讽式的赞颂的显著特征是演讲者在自己赞颂自己,而这些赞颂就不能单纯地从字面上来理解。正如贫困的古人赞颂他们的贫困并非表明贫困是一种美德或享受一样,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戏谑就是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在这里,愚夫人所论及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己经被赋予双重的含意。如果愚夫人赞扬愚昧,鞭挞智慧,人们很快也就弄不清楚有些地方“是”就是“非”,“非”就是“是”以及“似是而非”的道理,而这正是伊拉斯谟所竭力追求的效果。在佯装对愚昧大唱赞歌的同时,伊拉斯谟还借着愚夫人这顶面具,以其对人性独到的洞察力,将芸芸众生的愚蠢相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其讽刺的矛头直接对准了那些理智健全的专家、学者、僧侣、神学家、君主、贵族以及耶稣。在愚夫人的眼中,学校只不过是指监狱和教养院而已;诗人靠纯粹的、可笑之极的小把戏和虚情假意,使人们相信他们,从而保证自己的名字成为不朽的;哲学家的唯一乐趣就是大脑的胡思乱想;僧侣们追求的只不过是荣华富贵;那些穿着各种服装、管理着城邦、任命着地方官员、控制司法、从而对人民进行巧取豪夺的,也正是愚蠢。愚夫人甚至对上帝的儿子耶稣也大不敬。她认为耶稣喜爱骑驴,这是愚昧的象征。当耶稣假定人性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自己也成了愚人。耶稣的门徒———“那些狂热地笃信基督的人们”更是真正的愚人,他们浪费自己的财产,对侮辱不以为意,屈从于非正义的淫威,只是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愚笨。下面是愚夫人对所谓“智者”的绝妙的讽刺:
……甚至那些想当智者的人也不例外,对我争相仿效,以此来欺世盗名。这种做法并不比猴子打扮得花里胡哨假冒人,驴子披上狮皮耍弄雄狮的威风高明得多。但是,不管他们掩饰和伪装得多么巧妙,他们都会露出尾巴,现出原形。这些人表演得实在太拙劣,为人实在太狡诈,因为他们明明和我是同党,是同一类型的人,但是在公众面前,他们却耻于与我为伍,并且公开辱骂和指责我。他们渴望被人当作智者,实际上,他们是最为愚蠢的。因此,如果要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价,我把他们称为“想当智者的傻瓜。”这方面,他们效法那些自负的不可一世的现代演说家们。这些演说家自夸为雄辩大师,仿佛凭他们的伶牙俐齿信口雌黄,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两面讨好,左右逢源。他们认为,如果能在一句拉丁语中插进几个希腊词汇,就能装点自己作为一位智者的门面,这便是一项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在著书立说时,他们不只是穿插几个生僻难懂的单词,而是长篇援引那些迂腐的学究们的陈词滥调,他们贩卖这些陈词滥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哗众取宠。那些能理解这些词句的读者自然会因为熟悉而产生快感,而那些不能理解词句的读者,却因为知道得越少,对这些咬文嚼字的想当智者的蠢货们越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讽刺是多么的尖锐,它们一针见血地剥去了国王、大臣和各类红衣主教的画皮,揭露了当时学界的种种愚行。《愚人颂》就象一支光芒四射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笼罩的中世纪,引发了一场反对一切权威和宗教狂热的革命,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愚人颂》这部充满生机的作品经久不衰,至今仍给人以欢乐和启迪,这是伊拉斯谟给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的遗产。伊拉斯谟虽是荷兰人,但他决意要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祖国、没有自己家园的一个超国家的人,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天才。他的《愚人颂》正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报负,这是一部属于全人类的不朽的著作,当然也属于英语文学,是研究英美愚人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作品。
3)愚人文学的继续发展。
在16、17世纪,愚人文学在英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这一时期的风俗喜剧和癖性喜剧。在这一时期的风俗喜剧里,剧中人物大都是中上层阶级,所讽刺的对象也都是一些力图钻进文雅圈子中的食客、纨绔子弟、冒牌才子和卖弄学问的腐儒。构成剧情的大都是男女间的暧昧的感情纠葛,其喜剧效果则靠这些自作聪明的“才子”、嫉妒的丈夫、浮华的纨绔子弟的机警巧妙的对话和滑稽的举动获得。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601)、《错误的喜剧》(1592)、《驯悍记》、《皆大欢喜》(1599)、《一报还一报》(1604)是这一时期愚人喜剧的代表作品。继莎士比亚之后是本·琼生的“癖性喜剧”(comedy of humours)。 在本·琼生看来,人先天具有不同的气质,因而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产生不同的行为。在他的名剧《人人高兴》(1598)、《人人扫兴》(1599)和《巴托罗缪市集》(1614)中,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各具性格和癖好的人物类型,反映出英国社会各阶层的面貌,讽刺了当时各种愚昧的人物和行为。尤其是在《巴托罗缪市集》里,剧中人物可谓五花八门,有律师、法官、商人、清教徒、侠客、仆人、妓女和疯子等,代表了节日中城市的一个缩影。剧中人物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有些代表了人物的性格,如剧中的“Cokes”(笨蛋)、“Purecraft”(寡妇)、“Wasp”(易动怒的人)。有些揭示了人物的致命弱点,如剧中的律师Littlewit,他的夫人则叫Winlittlewit。法官姓Overdo,教名为Adam,更显出了他的粗俗和平庸。有些姓名则和剧情的发展有关,如疯子叫Trouble-all,寡妇Purecraft的追求者叫Winwife。正是这群形形色色的人物为琼生的喜剧提供了五光十色的背景,从而讽刺了人类的种种愚行。除此之外,剧作家乔治·查普曼也曾创作过愚人文学作品。其名作《全是傻瓜》(All Fools,1605) 原名为“装上轮子的世界在行驶”,后受米南德喜剧中的一句名言“每个父亲都是傻瓜”的影响而改用现名。剧本通过兄弟、夫妻、父子各个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种种妙趣横生的情节,从而揭示了“人人都是傻瓜”这样一个主题。
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的生活比较平稳,文学作品的节奏也慢,有闲者才能欣赏。一个贵族青年偷剪了一位小姐的一绺头发,亚历山大·蒲柏竟煞有介事地写了一首长诗《卷发遇劫记》(1714);一个年轻的女佣被少爷追求,她用书信的方式和女友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讨论(赛穆尔·理查逊:《帕米拉》,1740);一部九卷的传记,慢慢写来,到第四卷主人公方才出生,到第六卷他才穿上长裤(劳伦斯·斯特恩:《商第传》,1767)。在这一时期,一个叫约翰·阿伯恩诺特的医生兼作家从1712年起写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塑造了一个叫约翰·布尔(John Bull)的人物。这人矮胖结实,挺着肚子,秃顶,两腮长满边须。他是一个诚实、直率的人,胆大气盛,很容易同他最要好的朋友吵起来,特别是如果他们想管制他的话。约翰很机敏,对他的生意很精明,是一个欢快的伙伴,爱喝点酒,爱娱乐。这就是为英国公众所接受、至今在漫画里常作为英国代表而出现的“约翰牛”。散文家理查德·斯蒂尔和约瑟夫·艾迪生在他们合办的刊物《闲谈报》上合伙塑造了许多人物,其中之一就是乡绅罗杰·德·科弗利爵士。他是位有势力的地主,通情达理,但有些怪僻,不逐时尚,生性愉快。他自己在教堂里听讲道时打盹,醒来就站起来观察别的乡民中有没有打盹的人。他是工业革命前农村里生活节奏尚且缓慢时的悠闲阶级的代表。这一形象又影响了奥利弗·歌德斯密斯的长篇小说《威克菲牧师》(1766)。书中的普里姆罗斯牧师心地善良,有同情心,遭遇挫折后始终保持乐观和幽默,性格略微有些怪僻。约翰牛、罗杰·德·科弗利乡绅和普里姆罗斯牧师都是一些大智若愚的英国式的愚人,他们受到了英国广大读者的垂青,则反映了一种性格的共鸣和怀旧的感伤。但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愚人文学作品当推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和Ｒ·Ｂ·谢里丹的剧作《情敌》。《格利佛游记》通过主人公格利佛对“小人国”、“大人国”、“飞岛”与“智马国”的游历,辛辣地揭露并嘲讽了人类的愚昧和残忍。在《情敌》里,谢里丹不仅讽刺了英国贵族阶层的懦夫、吹牛者及各种淫荡的老傻瓜,而且塑造了马拉普罗普夫人这样一个独特的愚人形象。她是一个无知淫荡的老寡妇,却喜欢运用一些华丽的词来卖弄自己的学问,而事实上她对这些词的真正意义一无所知。被称为“词典王后”的马拉普罗普夫人这一形象刻画得如此成功,结果“malapropism”被堂而皇之地收录进英语词典,意思是“可笑的用词错误”。
1)愚人文学的雏型。愚人文学的雏型可能是希腊作家忒俄弗拉斯图斯(公元前373—284)的“性格刻画”。忒俄弗拉斯图斯是亚里斯多德的信徒,曾经写过三十多种人物的品格,其中就有关于人类愚蠢本性和行为的专论,目的是为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提供形象的说明。第一部比较成型的作品当推德国作家布朗特的《愚人船》。该部作品一出版就非常流行,并译成多种文字。作品的主题就是把各种类型的愚人从他们的家园运往愚人国。作者在“他的”船上“装上”112名无法辨认的不同类型的傻瓜,并以极大的兴趣表现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条船本来是要远航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离开码头,正象乔叟笔下的去麦加的朝圣者一直没有离开酒店一样。《愚人船》后由英国作家亚历山大·巴克莱译成英语并于1509年出版。该译本不是严格的翻译,而是根据英国具体条件的改写,使其反映英国当时五光十彩的社会生活。这部作品对于后世愚人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世纪初,另一部著名的愚人文学作品是《考克·洛莱尔的船》(Cock Lorell's Bote)。这是一部诗歌作品,描写各种商人站在一条船上筑堤围栏,准备乘船绕过英国。通过船长洛莱尔和这群商人的种种可笑的行为,作品展示了当时英国下层社会生活的生动场面。
2)《愚人颂》———愚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甚至那些想当智者的人也不例外,对我争相仿效,以此来欺世盗名。这种做法并不比猴子打扮得花里胡哨假冒人,驴子披上狮皮耍弄雄狮的威风高明得多。但是,不管他们掩饰和伪装得多么巧妙,他们都会露出尾巴,现出原形。这些人表演得实在太拙劣,为人实在太狡诈,因为他们明明和我是同党,是同一类型的人,但是在公众面前,他们却耻于与我为伍,并且公开辱骂和指责我。他们渴望被人当作智者,实际上,他们是最为愚蠢的。因此,如果要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价,我把他们称为“想当智者的傻瓜。”这方面,他们效法那些自负的不可一世的现代演说家们。这些演说家自夸为雄辩大师,仿佛凭他们的伶牙俐齿信口雌黄,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两面讨好,左右逢源。他们认为,如果能在一句拉丁语中插进几个希腊词汇,就能装点自己作为一位智者的门面,这便是一项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在著书立说时,他们不只是穿插几个生僻难懂的单词,而是长篇援引那些迂腐的学究们的陈词滥调,他们贩卖这些陈词滥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哗众取宠。那些能理解这些词句的读者自然会因为熟悉而产生快感,而那些不能理解词句的读者,却因为知道得越少,对这些咬文嚼字的想当智者的蠢货们越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讽刺是多么的尖锐,它们一针见血地剥去了国王、大臣和各类红衣主教的画皮,揭露了当时学界的种种愚行。《愚人颂》就象一支光芒四射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笼罩的中世纪,引发了一场反对一切权威和宗教狂热的革命,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愚人颂》这部充满生机的作品经久不衰,至今仍给人以欢乐和启迪,这是伊拉斯谟给人类留下的一笔宝贵的遗产。伊拉斯谟虽是荷兰人,但他决意要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祖国、没有自己家园的一个超国家的人,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天才。他的《愚人颂》正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报负,这是一部属于全人类的不朽的著作,当然也属于英语文学,是研究英美愚人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作品。
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的生活比较平稳,文学作品的节奏也慢,有闲者才能欣赏。一个贵族青年偷剪了一位小姐的一绺头发,亚历山大·蒲柏竟煞有介事地写了一首长诗《卷发遇劫记》(1714);一个年轻的女佣被少爷追求,她用书信的方式和女友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讨论(赛穆尔·理查逊:《帕米拉》,1740);一部九卷的传记,慢慢写来,到第四卷主人公方才出生,到第六卷他才穿上长裤(劳伦斯·斯特恩:《商第传》,1767)。在这一时期,一个叫约翰·阿伯恩诺特的医生兼作家从1712年起写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塑造了一个叫约翰·布尔(John Bull)的人物。这人矮胖结实,挺着肚子,秃顶,两腮长满边须。他是一个诚实、直率的人,胆大气盛,很容易同他最要好的朋友吵起来,特别是如果他们想管制他的话。约翰很机敏,对他的生意很精明,是一个欢快的伙伴,爱喝点酒,爱娱乐。这就是为英国公众所接受、至今在漫画里常作为英国代表而出现的“约翰牛”。散文家理查德·斯蒂尔和约瑟夫·艾迪生在他们合办的刊物《闲谈报》上合伙塑造了许多人物,其中之一就是乡绅罗杰·德·科弗利爵士。他是位有势力的地主,通情达理,但有些怪僻,不逐时尚,生性愉快。他自己在教堂里听讲道时打盹,醒来就站起来观察别的乡民中有没有打盹的人。他是工业革命前农村里生活节奏尚且缓慢时的悠闲阶级的代表。这一形象又影响了奥利弗·歌德斯密斯的长篇小说《威克菲牧师》(1766)。书中的普里姆罗斯牧师心地善良,有同情心,遭遇挫折后始终保持乐观和幽默,性格略微有些怪僻。约翰牛、罗杰·德·科弗利乡绅和普里姆罗斯牧师都是一些大智若愚的英国式的愚人,他们受到了英国广大读者的垂青,则反映了一种性格的共鸣和怀旧的感伤。但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愚人文学作品当推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和Ｒ·Ｂ·谢里丹的剧作《情敌》。《格利佛游记》通过主人公格利佛对“小人国”、“大人国”、“飞岛”与“智马国”的游历,辛辣地揭露并嘲讽了人类的愚昧和残忍。在《情敌》里,谢里丹不仅讽刺了英国贵族阶层的懦夫、吹牛者及各种淫荡的老傻瓜,而且塑造了马拉普罗普夫人这样一个独特的愚人形象。她是一个无知淫荡的老寡妇,却喜欢运用一些华丽的词来卖弄自己的学问,而事实上她对这些词的真正意义一无所知。被称为“词典王后”的马拉普罗普夫人这一形象刻画得如此成功,结果“malapropism”被堂而皇之地收录进英语词典,意思是“可笑的用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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