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有关摄影二三事

个人生活中照相的事，与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人的审美素质、艺术修养都有关系。1963年下半年我到南京铁道医学院读书，五年半时间，我们年级120位同学，没一人有照相机。这在现在随便哪一所大学，随便找一个班级，都是不可能的事。至少现在人人必备的智能手机都能照相，学生不会一点儿“臭美”都不沾的，给自己或互相照个像是极其平常的事。只是我们那时对此没有什么感觉。

当年我年级的准姑爷六二级学兄王令杰有一部私人135相机，给我们六三年级同学留下不少六十年代的珍贵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在六三级同学相互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时隐时现，忆往钩沉，重温旧情，功莫大焉！我借此文先谢谢我年级的杨菊华同学，没有杨菊华就没有王学兄与我们年级的因缘，也就不会生出那么些学生时代的青春旧照。当然，归根结蒂是要谢谢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王令杰老学长！

当然，除了王学长，大学留下的照片数量是中学时代望尘莫及的。我们刚入校，校方说为了同学们入学后能集中精力安心学习，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就不要个人乱跑了，学院用车把大家拉到南京主要名胜景点集体参观。这就留下了雨花台、江南第二泉、中山陵、紫金山等多处的班级和小组集体照。学校也是科研部门，当然有整套照相设备和专业人员，照片洗好了给我们每人各发一套，都是120相机底片原大小（没放大），几十个同学都在一张5厘米见方的相纸上，总算还能认出谁是谁来。

在为数众多的大学期间的老照片中，我要挑几张说一说藏在照片后面的故事。

我们年级120位同学，“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栋梁”，毕业离校时，按常规应该有一张包括老师在内的集体照。只因1968年文革方兴未艾，派性正酣，山头林立，人以群分，老师人人自危，校方无人过问，对此事有义务的年级主任也忙他的派性去了。在那乱糟糟的枯叶与大字报纸片齐飞的校园寒秋季节，合得来的同学自发组织，在山西路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毕业集体大合照，参加的同学不到一半。是不是另一半也有一张集体照呢？没有，剩下的都是三三五五的小山头，散兵游勇，更坐不到一起。尽管如此，这张近半数的老同学毕业集体照仍然十分珍贵。我后来进行了数码加工，影像清晰，打了“永不消失的的青春——南京铁道医学院六三级部分同学毕业纪念”字迹，发到同学群中，留给历史。

再说一张我们在如皋丁北公社参加四清工作队的集体照。时间1966年9月，上级通知农村四清运动结束，学生全部回校闹革命。队长夏隆基把全队16名队员集中照相留念（副队长是学院武装部长孟宪文提前回校去了）。记得时已傍晚，光线暗了，摄影师催促快点。现在看这张照片效果还好。片中有我们四位同学，已知前排左一的李惠华同学已于今年初谢世。此照如要找说明文字，1998年《如皋市报》发表我的回忆文章《在如皋四清》，应该是有历史意义的。

再说一张有趣的照片。我和南京大学傅义桂同学文革串联，来到桂林独秀峰上，见一年轻人正用照相机照风景。傅脸皮厚，跟人家说，帮我们两个也照一张吧！人家答应，把镜头对着我们照了。我们便把通信地址写个小纸条给了人家，嘱咐照片洗好后寄给我们两张，即分道扬镳。对此我并不抱太大希望，万不想在文革烽烟中，我们竟然收到这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寄来的照片！我后来在文章中提到此事，感叹社会诚信之可贵，如今世道这种事已不敢想象了，就像现在再没人敢寄平信，或随便在公路上招手企图搭便车一样。

受这位陌生青年的启发，也可以说是受感动，我旅游在外也乐意为有求我的陌生人照相，留下电子通讯地址，回家修剪好给人家发去。这在我有了数码相机、社会上手机照相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做的真不少。说实话，这种事儿，我不花一分钱，举手之劳再加点小技术，比独秀山那人做的差得太远。人家要费胶卷，要冲印，要花钱邮寄，很多付出。我经济有限，再加小农意识，大慷慨不起来，对陌生路人很难达到人家那个档次，唯有一份愿意助人为乐的诚心善意，那是不掺假的。有的还有记录，如博客《金陵何处杏花村》有一章《瞧那一家子》，《闽南记游》中的《拜谒保生大帝》，都详细记述过为陌生人照相的事儿。

再一张是五人在宜兴善卷洞的照片，说来话长。我有一文《恰同学少年》（见《医余漫笔》）就是专门回忆这段经历的。简单讲，我的几位同窗协助我去宜兴丁山印刷厂印刷我写的《学习毛主席诗词》第三册，六二级有两位同学跟车去玩，他们有照相机，这张照片就是他们给照的，名字我没印象了。

再有1967年老母亲在南京铁道医学院附院住院与我和荣林弟在病房的合照；时堰中学考取南京各大专院校的八位校友在玄武湖的合照等等，总之，大学期间留下的照片还是不少，值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