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行》之二

1966年9月，我和南京铁道医学院63年级全体同学从苏北南通地区社教（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9月底全体同学坐卧铺（并非一人一铺，而是无限量的学生挤进卧铺车厢）进京，国庆节在tiananmen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校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好动的同学结伴外出“串联”。我记忆中南京当时的状态，那种有破坏性行为的，多为中学红卫兵。在我们绝大部分大学生中甚为少见。我们的“串联”实质就是游山玩水，偶尔去大学校园看看大字报，也只为对得起自己的“使命”。第一次我与束荣生同学一起，在沪宁杭地区转了一个小圈。回校无所事事，又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同乡同学傅义桂，再有一名南大中文系的山东籍学生一起，大约在1966年12月初的样子，经西安、成都、重庆、遵义、桂林、武汉转了一个大圈回宁。到西安时，出于对延安的景仰和好奇，决定前往。时已严冬，傅义桂借口要去延安调查已被打倒的南大校长匡某明的材料，在西安省政府红卫兵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大黑棉袄（我回校后在“公物还家”活动中上交了），取得从西安开延安的汽车票。我们来回坐的都是敞篷卡车。记得回来时清晨在延安上车，我占先钻进了驾驶室。在黄陵停车小便时，我看到车上同伙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在公路旁的地摊上，一人花5分钱买了一小碗甑糕，哆嗦着吃了以增加能量。

话说到延安以后，我们被接待站安排住在一座空房里，有铺草的地下大通铺，一人一床被子。那时有人为了御寒，常有把两床被子加起来，一人睡一头保证不挨冷。接待站是管伙食的，但一人一份，不是随便吃，吃不饱。街上3毛钱一份的冻羊肉，切成片，肥油为主，只舍得买过一次。我们来延安的目标是“朝圣”，参观领袖故居、中共七大会堂、宝塔山、延河水之类，为的是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回忆我们那时的经济状况，口袋里不会超过十块钱。但再没钱也得花几大毛在照相馆设的固定地点照了一张背景有宝塔山、延河及延河大桥的照片，证明自己到过延安，满足虚荣。

这次去延安最值得回忆的事，是为弄到一枚文革纪念章引起的尴尬。听说延安大学接待站给每个入住的红卫兵一枚纪念章，我就一人走过去了。须知那时没有公交和手机，人离开了就无法联系。我找到了延安大学，凭学生证登记住宿，从能领到一枚火炬造型的纪念章。那是在文革早期，主席像章还没流行。我和束荣生在沪宁杭串联时，好像是在苏州搞到一枚可以别在左胸衣服上的纪念章，只是一块长方形的薄铁皮，镀了主席语录，时髦而已，无审美价值。延安大学发的火炬章，红火把，白底子，很小很轻，但有质感，当时感到很珍贵。但问题来了，人家是接待我住宿才发的纪念章，下一步会安排我校内住宿！这怎么能行呢？我要回原住处和另二位同行住一起，岂能被困在这里？这又不能明说。但要是不在这里住宿，拿着人家的纪念章走掉，不就是对人撒谎了吗？不成了骗子吗？怎么好意思！这事太令人焦灼，尴尬极了！要是按现在人们的心态，多大的事，转个圈儿自己走了不就完了？可当时人太老实，太讲诚信，无故撒个谎，骗个人，心中会很不安。我当时不会这么做，也做不来。

天色渐晚，万般无奈之际，傅义桂找过来了。他比我大2岁，社会经验和我不是一个档次。他一来几句话为我解了围，我们轻松离开延安大学回到原住处。

往事如烟，后来在一首古风《续傅义桂先生<解题漫吟>三十韵》中的第二小节，回忆了这次延安行的故事，摘句如下：

忆昔少年时，充饥胡萝卜。

与君共患难，饿乡把书读。

问西风，人比黄花谁酷？

钟山风雨又苍黄，石头城里斗语录。

串联堪比流浪人，闷罐车中聊过宿。

可怜身上衣正单，接待站搞来棉衣服。

宝塔山下水成冰，眼馋地摊冷羊肉。

地铺不耐五更寒，日暮延大犹踯躅：

只为一枚像章，差点找不着北……

1966年摄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