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偶然去打开女儿家的信箱，里面塞了一堆报纸，最底下的去年5月30日的《上海师大报》。学校是每期都将电子报发到我信箱里的，我有时看一眼，有时一删，而这期的报纸当时在眼皮底下溜过去了。

吸引住我的是第4版“学思湖畔”上李大伟先生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知道李大伟是在《新民晚报》上，他在夜光杯里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虽说文章并不是宏篇大论，但常是一个小角度能谈出独到的新意。最主要的是他的文笔好，比较流畅，有时带点调侃，有时带点小资，介于清新和成熟之间，少油荤气，没男人仿女人的做作，符合我这位读者年龄段的阅读习惯。知道他是我们学校毕业的，看他的文章就另有一种亲切感

《山高水长》这篇，没想到是写我的导师程应鏐。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写一个历史的教授，他写出来的程应鏐还是历史教授程应鏐吗？刚看文章，我是有这种担心的。平时上课，我一再对学生说，学中文的人有中文专业的特点，学历史的人有历史专业的特点，不必去贬低人家，要善于看到人家的特点好好学长处。但真的说学历史的人能发现学中文的长处，这也是比较难的，反之也然。不过，看了李大伟的文章，却发现他写的程应鏐比我们这些弟子写的程应鏐，还要程应鏐，他把程应鏐的性格、特点、学术刻划得远比我们深刻。中文系的人写人物，学历史的人真的是该佩服的，不管你文笔有多好。

李大伟的文章，从程应鏐提出文史不分家，在中文系开《中国通史》谈起，说到程先生身先垂范，为中文和历史两系的学生开通史。他从程先生的口音、性格谈起，认为大学的课堂重要性并不是老师传授了什么知识、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而是一种气场，一种魅力的影响。他谈到程先生的《南北朝史话》，认为书虽薄，但“有一说一，有话则短，无话则无，经典往往很薄，举重若轻”。他批评现在的书越写越厚，批评了现在读中文的学者都写了几十卷中国史，等于发面团。这一点我是挺赞同的。课堂上我也说过，现在的教授没几本专著的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教授，有的学者一二年就能搞几厚本，别以为他们的水平比前人高，大多是水份，检索出来的。教授的书越多越厚，其实水平就那样。

李大伟谈到了程应鏐组建历史系、在上师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贡献，还提到了他邀请了当时不少国内史学大家为学生做讲座。特别是谈到了邓广铭作讲座时，“程先生坐在下面第1排，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三角尺、90度，笔笔挺，台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就这样坐两个多小时，纹丝不动，那时他已60多岁了”。这样的描写，我真的从来没意识到过，但一回想先生开会时的坐姿，还真是这样。程先生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的人，挺拨的身材，让我们这些学生一看就会突生敬慕之情。所以李大伟说：“读线装书的先生，就是诚恳恭敬。我们坐在阶梯型教室的后面，一目了然，想说闲话也不敢。”这场讲座我没去听，当时刚进大学，还不知名家的份量，但如果坐在教室里，肯定是不敢说一句闲话的。

李大伟的文章，最写出程先生气质的是倒数第二自然段。说到了程先生上课时谈起吴晗在西南联大时的情况。谈到文-革前，吴晗到上海，到程先生家，“那是个阴天，吴晗默默地望着窗前，看着外面，无语许久，说到此，程先生站在讲台上，也默默地望着窗外，沉浸于当年。现在我知道了一些‘文—革’前夕的历史脉络，才知道吴晗当时的忧郁心情。当年我缺乏历史坐标通识，只是被程先生的肃穆站姿所震慑，至今历史在目”。看到这里，深深地被李大伟折服，他对细迹的记忆是这样的清楚，而描写又是这样充满着语言的感染张力。以前本科上课时，程先生讲“史学概论”，后来研究生时的讲课、私下谈话，他多次谈到吴晗。《魏晋南北朝史话》，就是吴晗组织的一个系列，可惜文-革前没有出版。程先生对吴晗是充满着感情的，在上课的时候多次提到。谈到西南联大，他数次说到吴晗和沈从文，但那时我并了解这些历史，只是记着他说到吴晗时的感情，那种露出的隐隐伤痛。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对我们这些小四五十岁的学生，往往点到为止，一般感情不太直接表达出来，但记得他讲到吴晗，一句一句之间，是有停顿的，说话时的语气充满着感慨。他没有对时代有太多的抱怨，但对个人在这个时代的遭遇却是轻轻地叹息几声，语速很慢，这时候的教室是静静的。看到李大伟的这段描写，当年的情形真的重新演绎了一遍。

李大伟在文章的最后说碰到程先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他说先生“读圣贤书，受趋庭训，为人处世不卑不亢，温良恭俭让，有人情，很温暖，玉一般的润泽，缙绅气象。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对程先生整体气质的抽像概括，还真是准确。当年程先生走进教室，当年我们路上碰到先生，见到的先生永远是不卑不亢，温良恭俭让式的微笑着，慈祥地看着你，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典型的大学教授的模样。

李大伟的文章，在具体一些史实上也是有点小问题的。比如说先生被打成右派后，继任的历史主任是张家驹，其实应该是魏建猷先生。比如说我们读书时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程先生是唯一的，事实上在历史系不是这样，徐教通教授我80年进校的第一个学期就为我们上“形式逻辑”。比如说从中文系和历史系中选拨古籍整理的人材，当时不是招收的硕士研究生班，而是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