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这个命题通过直观的综合才是可能的。

把5、7、12都改写成用多个1相加的形式如下：

(1+1+1+1+1)+(1+1+1+1+1+1+1) = 1+1+1+1+1+1+1+1+1+1+1+1

从这个等式可以看出，左边与右边都是12个1，只不过左边被人为地把前边5个1看作一个整体，后边7个1看作一个整体，但是本质上是12个1，只是认识者，我们主观地从不同地方把这12个1进行了分割，然后对分割成两部分的多个1又进行了综合，所有这个等式中同时包含着分析与综合，分析直接就意味着综合，综合同样如此。不过在这样的数学等式中，我们对12的分析与综合本身都只是抽象的，12本身就表示12个1，在哪里分割这些1都不影响12，将这些被分割的1进行综合也不影响这些1，把5个1综合为5并不影响这5个1，所以这里的分析与综合完全不影响这个等式的成立。这个等式所依赖的完全是5、7、12的定义，它们分别被看作把数字1重复数5、7、12次。

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分割，于是可以得到很多等式。我们现在把12个1当作一个数数字的过程，数数字者默念1，总共念了12次，对于数数字的人而言，就是数了12次。但是不同的人数，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停顿，比如一个人数了5次1后，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数7次，听者就把这个数的过程听成了5次，7次，对于听者而言，这个过程就被描述成 5+7。对于数数字者而言，他只是数数字而已，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做了停顿，停顿对他而言是外在的东西。这个过程从思维上而言，是一个连续数12次的过程，因此数数字者对这个过程的直接描述就是12。不同人完成这个数数字的过程，可以在任何地方停顿，但无论如何，听者与数者都在对同一过程进行描述，也就是说，从客观的角度来看5+7=12。就我作为数数者数了12次而言，我直接达到的就是12，对于听者而言，直接达到的是5+7，数数字者相对于听者而言，对听者的5与7进行了综合，反过来则是进行了分析。对数数字者而言是一个连续过程，但是对听者而言，数的过程有一个的停顿，这个停顿作为“数这个过程”的内容被包含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外在的听者，因为是在数数字本身与停顿之外的，所以对他而言，这个过程不仅仅包含数数字，还包含停顿，两者共同构成了认识的内容，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将这个似乎是外在的停顿接纳到意识中了。他把这个过程分裂成了两部分，因此他是用外在的差异性将同一性过程打断，把12理解成了5+7，可以说12可以分析出5+7来，当然也可以分析为其它数字的组合，这个是外在的，因而只是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数数字者数的过程是内在的，是在自己的意识中数，所以他的意识沉没在这个过程中是连续的，因此即使他因为呼吸而停顿了一下，但这个停顿是在他的思维之外的，他在思维上是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会考虑这个停顿的，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停顿是表现在他的意识之外的。对于听者而言，就不一样了，因为听者自己没有数数字，听者的意识是空闲的，他在接受外在的信息的时候，当数数字的过程被他关注到的时候，那个对于数数字者的意识而言仅仅是外在的停顿对这个听者而言不是外在的，是与数的过程密不可分的，他将这个停顿当做是数数字者这个过程的表现的一部分，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停顿对于数者而言是不存在的。听者将这个外在的停顿考虑到这个数的同一性的过程之中，就造成了对这个过程的理解的分裂，他只能说听到分别数了5次，7次，他不用考虑究竟总共数了多少次。

5+7=12，就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表现。12是内在的统一性，是内在的表现，5+7是外在的差异性，是外在的表现。差异性是多种多样的，6+6=12，有很多这样的外在的差异性表达。从这个等式可以继续认识到，如果把这个式子当做综合的，就是把外在性的理解，听者的理解纳入到内在性中，也就是纳入到数数字者的内在统一性中。但是对于听者而言，也确实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就是说，他是把这个过程的12分解成了5+7，就是说，从12这个整体中，他得到了5和7，12在自身之内就包含了5和7，当然也可以说包含了6和6等等。就分析而言，同一对象的外在表现，因为是外在的表现，因此通常来说，就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形式。就纯粹分析来说，是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就具体情境而言，比如说确实在数第5次时停了一下，你就应该理解为5和7。

这里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对于一部书的理解，可以说各不相同，人们常说有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文学作品一方面文字表达本身是不精确的，既有语言本身的不精确性，也有表达本身被理解的顺序与逻辑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没有标点符号，而且即使表达有标点符号，但是一句话可以跟上句关联，也可以跟下句关联，关联的程度如何，都是表达者自身没有完全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语言的有限性，如果任何地方都要确定，那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所以也只能言有尽而意无穷了，这也是理解的开放性，这也意味着对任何一本书的理解往往需要个人的悟性与灵活性，否则就进入书中出不来了。

客观性的东西一旦要被理解，就与主观性不可分离了，就好像客观的对象要被测量，也必然染上主观性一样，是测不准的。不仅仅有这样的问题，还有外在的表现问题，同一作品的理解与读者是有关的，读者自身的知识基础，阅读时的心境都与理解相关。读者自己的知识基础，决定了阅读时，对接近他自己的知识基础的部分契合，那么这部分在他的认识中就加强了，当然也可能相反，各个人的性情不同。有的人喜欢读通俗好懂的东西，有的人越是读不懂的东西，就越是要读。而且阅读的体验也与心情有关，在心情好时就注重积极向上的，有激情的部分。劳累时就注重通俗易懂的，时间充裕时又注重对难点的重点把握与思考，时间少就看零散一点的或者好懂的文章。

分析通常是将内在统一性转换为外在的多样性，因此分析或者说理解本身就是多样的，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具体如何分析与理解，是与分析者自身密切相关的。语言本身既有语言自身的问题，也有停顿、语气等等问题。读者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读者不同的理解，可能对不同地方的语气把握，停顿把握都不一样，不同人的想象力也不同，一个诗人与科学家读诗的感觉可能差别很大。理解虽然可以是多样的，这主要是因为被理解的对象自身是丰富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客观的。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著作，不因为个别人不理解或者被理解成一种糟糕的作品而有损它的伟大。伟大的就是伟大的，根据个人的理解或者不理解而贬低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对于伟大的作品，无论不理解或者被自己理解为一种糟糕的作品，主要地还是读者从自身找问题，要勇于自我否定，而不是否定或攻击已经被公认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