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决策真的一塌糊涂吗？

王紫琳、雷雳

长期以来，人类这个物种一直被誉为“理性动物”，但事实上，对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发现，人类的选择往往并不理性，并且非人灵长类动物会表现出许多与人类相同的决策偏差以及克服偏差的策略。

那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种容易出错的决策能力会在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中进化并得以保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这些决策偏差是否真的构成错误或不合理进行更批判的思考。当人类和动物的决策模式违反经济理性原则时，他们就会表现出决策偏差，但实际上，这些决策模式可能是符合生物理性原则的。

重新定义最优性

经济学和生物学有一个核心共性：这两个领域都假定最佳行为应使某种货币最大化。

经济学理论描述了人们应如何行动才能最大化个人效用。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致性：如果决策者在某种情况下有某种偏好，那么他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应该表现出同样的偏好。

进化理论也假定生物试图最大化一种货币——繁殖能力。生物模型关注的重点是决策或选择如何影响动物的繁殖成功率。自然选择并不需要像理性选择理论那样优先考虑一致性，如果生物的偏好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度，那么生物表达不一致的偏好有时在生物学上可能是合理的。

从生物学视角看决策偏差

生物学观点还可以对灵长类动物的决策偏差做出解释：有偏差的决策仍会导致“非理性”决策，因为生物在做出选择时并不是一个拥有完美知识和无限时间的决策者。然而，这种决策规则仍然是自然选择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佳解决方案，这对繁殖是有意义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个人不应该试图在一生中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过度的耐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意外收获，但这些意外收获可能来得太晚，无法派上用场。动物（和人类）表现出的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不一致偏好从生物角度来看，实际上可能是适应性最大化。

比较视角下的决策偏差

比较法是评估决策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探讨自然选择的影响，并通过将不同生物的特征与其生态或社会生态地位联系起来，评估不同特征的潜在适应价值。就决策策略等认知特征而言，这种比较方法涉及将物种间选择策略的差异与这些物种自然背景的差异联系起来。

物种决策偏差的差异可能与其生态环境的差异有关。举例来说，在获取资源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做出权衡时，其中一种权衡涉及时间成本，还有一种权衡设计努力成本。研究者探讨了两种灵长类动物对于获取资源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差异——棉顶狨猴和普通狨猴。

普通绒猴更愿意付出时间成本，而棉顶狨猴则更愿意付出努力成本。这两个物种是密切相关的物种，它们有相似的体型、生活方式和繁殖方式，但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它们在食物上对树胶和昆虫的依赖程度不同。

普通狨猴是强制性食胶动物，它们在树上凿洞，付出时间等待树液渗出。绵顶狨猴更多的情况下在四处寻找水果和昆虫——也就是付出努力去寻找更短暂的资源。

从取食生态学角度来看它们决策策略的差异更有意义了：普通绒猴可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才能获得食物，而棉顶狨猴可能需要长途跋涉——付出努力，才能找到最重要的食物资源。

资料来源：

Santos, L. R., & Rosati, A. G. (2015). The evolutionary roots of human decision ma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6(1), 321–34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814-01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