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写小说是一门科学
(2016-08-18 1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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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 写小说是一门科学
时间:2016-08-11
16:来源:天津网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耶路撒冷》,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人间烟火》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奖项。
● 徐则臣的三部作品,《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
印 象
小说是他的日常生活
大约十年前,一群作家到沧州开会,身为《人民文学》编辑的徐则臣见到了来自天津的龙一。会后不久,龙一给徐则臣寄来一篇小说,题为《潜伏》。徐则臣读后莞尔一笑,龙一在小说里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主人公的名字是从自己的名字演化来的,叫余则成。《潜伏》刊发在《人民文学》上,三年后,电视剧《潜伏》播出,“余则成”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那时徐则臣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知名度,身边很多朋友干脆直接叫他“余则成”。
不久前,徐则臣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如果大雪封门》,收录了他19年写作生涯中的17篇小说。这些小说涵盖了他近年创作的两大脉络:“北京”和“花街”,前者讲述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奋斗;后者呈现出对故乡的回忆与古老文化的趣味。
采访徐则臣,是今年6月在北京中关村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眼前这位年轻作家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言辞诚恳,谦虚平和。后来我读到天津作家武歆的文章《阅读者徐则臣》,他描述徐则臣“总像是在走神儿……依旧保持着江苏小城溪水般的安静品格”,这确实精准写出了徐则臣的特点——他从不显得咄咄逼人,也没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骄矜。
他在苏北乡村度过了赤脚放牛、推磨、插秧、割麦子的童年,后来在村里念小学,镇上念初中。他喜欢书法,也爱读书。他读过的书包罗万象,从爷爷订的《半月谈》《中国老年》到《西游记》《小二黑结婚》《金光大道》。他喜欢听收音机,因为那时电台总放小说连播;每天中午放学出了教室撒腿往家跑,就为了听12点半准时播出的单田芳评书。这是他对文学最初的记忆。初中时他读了《围城》,高中开始读张爱玲、苏童、叶兆言,以及曹雪芹和托尔斯泰。高二时他写了一篇小说,高三时又写了一篇更长一点儿的。不过,那时他并没想过当作家,高考志愿填的都是法律系,阴差阳错才进了中文系,“要是学了法律,我肯定不搞文学。”
他到淮安念大学,到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第一次来北京赶上沙尘暴,长安街看上去灰头土脸。他见到了各种靠谱和不靠谱的年轻人,他们都被他写进小说里。硕士毕业后,他进《人民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来这儿工作和文学的关系可以更近一点。”那时他有大把时间可以写作,正是那段时间,他写出了长达45万字的《耶路撒冷》,试图梳理“70后”的精神脉络,小说结构也取得了很大突破。
他极少社交,不参加饭局,生活只与文学相关。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精神历练,而非物质追求。“《耶路撒冷》卖了10万册,给我带来很多收入,但我不可能每年写一部《耶路撒冷》,所以写作并不能让我衣食无忧,但原来很穷的时候,都快吃不上饭了,别人让我写剧本我也没写,我觉得我撑得住。”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王城如海》已于今年7月发表在《收获》杂志第四期上。这又是一部心血之作,虽然只有十多万字,但他写了三年。小说名字来自苏东坡的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主人公是一个海归话剧导演,整个故事发生在四五天的时间里,导演的日常生活与他的戏剧交错在一起。
他的下一部小说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知道方向在哪儿,但不成熟,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我不允许自己的两个长篇之间有相似之处,包括结构、内容,要是花那么多时间又把过去重写一遍,那有什么意思?”
● 创造一种独特的结构方式
记者:您不是网络作家,但的确又身处这个网络时代,这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启发或者影响?
徐则臣:我在写《耶路撒冷》的时候意识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和作家对现实的认识有某种同构性。过去的长篇小说,一个故事从头讲到底,时间跨度很长。在网络时代,一件事发生后,它的前因后果并不是像过去那样一点点变成一个漫长的故事,而是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很多结果。这种历时性如此之短,反而让人有了共时性的感觉,显得像是在同一时间里发生。比如说,美国发生了一次枪击事件,如果在几十年前,枪响后,美国的报纸先报道,然后消息传到加拿大,传到俄罗斯,传到中国,我们知道了这件事,这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但在网络时代,美国一声枪响,世界各地便会迅速作出反应。如果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这样的事件,如何在小说中获得共时性结构?长篇小说是可以做到的,有足够的篇幅去辗转腾挪,把事件通过一定的结构呈现出来,小说跟现实之间作出某种同构的处理。
记者:这种对世界的认知方法或小说的结构方法,过去有没有作家尝试过?
徐则臣:没有。因为我们过去没遇到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长篇小说都是历时性的,没有面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共时性的现实。
记者:整部长篇小说,都聚焦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徐则臣: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但整体是这样的结构。一个小说在处理共时性人物时,可以在它自身的绝对时间里呈现共时性特点,但还有一个相对时间。举例说,今天咱俩在这儿,现在是10点50分,我们处在这个时间点上,但涉及到每个人,我们在各自的坐标上有各自的线索,可以有一条纵线。再举个例子,一颗石子落到水里,有涟漪涌向四面八方,在同时描述这些涟漪时,它们之间就是共时性的关系。过去我们的小说是单向度的,虽然打算描写共时性的问题,但每条线呈现的又是历时性的。我在《耶路撒冷》里用的就是这种结构,之前别人的小说好像真的没有过。看起来好像是分开来叙述,实际是不一样的。
记者:写长篇小说最困难的还是结构。
徐则臣:小说的结构说到底是处理时间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没法写。评论家和读者会从社会、历史、人性等层面来解说小说,但对作家来说,结构才是根本,其他的都好解决。我读一篇小说,更关心作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记者:您喜欢长篇还是短篇?
徐则臣:写长篇小说需要对整个世界,对一个漫长的时间作出宏观的、整体性的考量,这样的文体有利于作家在大的尺度内呈现出对艺术、对生活、对世界整体的想法,最大限度地容纳作家对世界的独特思考。而一朵花、一棵树,生活中的一点小事都可以写成短篇,写短篇小说要求动用全部能力,在很短的尺度内把十八般武艺迅速过一遍,就跟武术中的梅花桩一样,限制越大,激发出的艺术能量越大。写短篇对作家整个的竞技状态,对小说语言叙述的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的确短,所以会考虑到语言的精粹、叙述的简洁、结构的巧妙、讲故事的方法,精神一懈怠下来短篇小说肯定写不好。写作也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总要不停地保持感觉。我写了19年,有很多年份里没写长篇、中篇,但短篇小说每年都写。时时去写短篇,对作家的艺术能力和能量会有极好的提升。●
创意写作不能“包治百病”
记者:创意写作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件事?
徐则臣:创意写作在国外出现很多年了,我在2010年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那里是全世界创意写作做得最好的地方,我们知道的很多作家,雷蒙德·卡佛、菲利普·罗斯、约翰·契佛、弗兰纳里·奥康纳、帕慕克,还有余光中、白先勇,都在那儿呆过。他们有一套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我觉得创意写作有一个前提——文学也是一门科学,是可教的、可分析的、有规律的。
记者:我们中国人从来都认为搞文学需要的是天赋。
徐则臣:对,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事不是谁都能干的,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可以干,所以一直以来文学被神圣化、神秘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后来我明白了,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所有文章写得好的人都去当官了,他们需要树立权威,只能告诉老百姓这个事就不要干了。还有一个原因,西方人很理性,拿过一个东西他会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中国人会说这个东西不错,感觉很好。中国人写文章、搞艺术,基本上凭感觉,非常强调直觉,中国人的思维是混沌的形象思维。所以西方会把文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像庖丁解牛似的去解剖它。事实上文学肯定是能够研究的,如果不能研究,哪来那么多文学批评家?既然评论家可以这样做,作家当然也可以这样做。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通过学习创意写作,每个想当作家的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都可以成为作家?
徐则臣:把文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对文学本身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像我们爬楼梯,如果一级级爬到20层,当然也能爬上去,但坐电梯会更快。创意写作就是给你一部电梯,让你迅速掌握文学里面最基本的规律,写一手相对能看得下去的文章。如果继续往上走,那就是爬山而不是坐电梯了。就像登山运动员,飞机会把他送到半山腰,接下来要拼的是他个人的才华、修为、能力、毅力。创意写作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路径。
全世界各地都有创意写作计划,中国近几年也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让文学走入寻常百姓家。现在的确也是这样,在网上随便都可以发表文章,被大家看到,文学的门槛变低了。变低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可能有些作家会抱怨,这个活儿怎么什么人都来干了?似乎自己那点儿小自得、成就感被侵犯了。我觉得无所谓,全民都来写作肯定是好事,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恶俗好吧。
记者:现在文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分类也在弱化,年轻一代作家基本上没有文学流派可言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徐则臣:这些东西是一个潮流,潮流的东西更多局限于形式。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所有的潮流我们都见过,我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糅在一块儿,反而不再提属于哪个潮流了。即使写现实主义的作品,也会用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所以整个小说的面目反而变得模糊了,只能说在某一方面呈现出来的特色更明显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其实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因为之前一直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突然出现一些形式新颖荒诞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的确是跟过去不一样。现在年轻作家的小说很难判断到底属于哪一个路子,所以反而没那么多人再去一点点归类了。
记者:您说过托尔斯泰和曹雪芹对您有过很深的影响。
徐则臣: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回避掉这些作家,他们可能已经变成我们血液中的东西了。我可能没法告诉你我写的哪一章节、哪一句来自于他们,他们的书我也不可能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模模糊糊感觉和认知到他们,这些东西已经内化到我的写作里面去了,我的小说整体是在他们作品的滋养之下写出来的。
● 仅有生活和故事是不行的
记者:作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徐则臣:我们长时间过于强调生活,一个作家受多少教育无所谓,但一定要感受生活。我觉得不应该再这样了。生活很重要,肚子里面有故事很重要,但仅有生活和故事是不行的。地摊儿上的小报讲的故事、网上有些故事,比我们的小说精彩得多,但那不是文学,因为它们缺少文学必须的那部分东西,那部分东西最终决定了一个作家能走多远。一个作家写了几十年,讲故事的能力总会有吧,但是那么多会讲故事的人,最终成为超一流大师的,靠什么?靠的是他在这个故事里讲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讲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这才是一个作家的根本。
记者: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好作家,要解决的是讲故事之外的能力。
徐则臣:对,像知识分子回故乡这个题材,无数人都写过,谁能比鲁迅写得更好?因为鲁迅有思想,有洞见,有独特的体验。所以一个作家能跟别人区别开来,靠的就是这些东西,有了这些东西,你跟别人讲的自然会不一样,你的角度不一样,你选择的词汇,选择的细节,讲故事的路径都会不一样。
记者:这是一个作家的知识积累和由这种积累而形成的底蕴。
徐则臣:比如说要写一篇关于咖啡馆的小说,很多人写过,要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咖啡馆,需要做什么?首先得研究有多少人写过咖啡馆,他们的路径是什么,如何跟他们区别开?另外也需要你自己有能够区别于别人的东西。如果我跟别人看到的一样,那作家的独特性体现在哪儿?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文字落到纸上的时候,文学性体现在哪里?
徐则臣:遣词造句。特别好的作家,特别讲究的作家,一段话里会尽量不用重复的字。小说看起来好像不分行,但其实好作家写小说是有平仄的,也会顾及到单音词和双音词的搭配,句子的语势、气韵、节奏,能否朗朗上口,为什么这个地方用这个字不用别的字,为什么要用这个标点符号,这些都要考虑到。有人说一个好作家绝对不用成语,我认为不对,需要用成语的时候就得用成语,不要刻意不用,但不能总用。作家一般都不会去谈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本能,就像木匠,一凿子下去,一刨子下去,肯定会把这个细节做好。虽然别人看到的是一整件家具,是整体,但细节一定要做好。写小说有很多技术因素,技术过关了,就过关,不过关,早晚会出问题。就是这样。徐则臣口述
如果不写小说,我会做什么?
如果当年我没念中文系,就去美术系的书法专业了。那时候我去学校看了一下,又回来了。我从小练书法,但后来觉得,我做任何行业都可以写书法,这就像我念中文系以后觉得不应该念中文系,完全可以念一个其他专业,文学这个事,念任何专业都可以做。
我手机里存了很多字帖的图片,我会经常翻来覆去地看。家里面地方小,没法儿经常铺开写,我就读字帖,一笔一画地看。其实写一幅书法,它的谋篇布局跟写小说完全一样。一个字写到该拐弯的时候怎么拐,跟一句话到哪个地方该怎么说,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一个好作家是有能力落实到每个字、每个词、每个标点符号的。
好东西都是改出来的,无论写小说还是写书法,都一样。我有时候给别人题一个店名,或者书斋名,看起来是一挥而就,即兴创作,但写之前我已经写了很多很多张了,每写一幅字,可能要浪费掉几十张宣纸。
有人说现代人写字没有过去人写得好看,过去是个文人就有一笔好字,我觉得真不能这样对比,现代人会电脑,古人也不会用。过去书法是一个文人的日常生活,就跟人会拿筷子一样,写东西就要用毛笔。现在我们不用毛笔,甚至很少用笔,所以书法已经慢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退出,变成了纯粹的艺术。
在今天,不管大家对书法有多少诟病,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兴趣,玩一玩儿是可以的,但别没事就写字,写完了还要送出去,还强迫别人要,那就不好了。自娱自乐修身养性,是好事。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有的作家写字,间架结构可能并不好,但是写得有味道,他对审美的认知,他的文学素养,都慢慢传达到他的字里面。
我不认为作家做跟文学艺术相关的事情是不务正业。文学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只要心思在,只要保持比较精进的艺术状态,干什么都行。不写作的时候也是作家,没写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写作,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哪天我真的写不动小说了,或者再也写不好了,写得不能让自己更满意了,没有上升空间了,我可能就去干别的,可能就不写了,也可能去做电影。但现在我就觉得我的能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有一肚子小说要写,就是没时间写。可能是性格原因,我认准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