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光寺熊阔海与“告密者”裴艳玲以及女儿嫣嫣告别，耳语通知她们从后门撤。

姜伟执导的新作《借枪》将于今日晚在北京、浙江、天津、东方四家卫视上演大结局。熊阔海如何完成了刺杀加藤的任务，这个贯穿全剧始终的悬念即将揭晓。

明杀是小说的高潮，也是《借枪》全剧的高潮，它彻底颠覆了大众对谍战剧的心理预期，加重了《借枪》的黑色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谍战剧临近收尾时的悲壮感。前面所有的真实，都是为了让观众相信这场明杀也是真的，至少在剧中的语境下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显然是主创的有意为之。反类型谍战剧在这一段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借枪》如此收尾，观众的反应两极分化，有的大呼“泄气给力”，有的痛斥“胡编乱造”。面对质疑甚至谩骂，编剧林黎胜直言“没野心俘虏所有观众”。他表示部分观众被虚荣的民族精神冲昏了头脑，并强调《借枪》是一部纯粹的、有点反类型的谍战剧。

质疑一：公开明杀，胡编乱造

看到如此“疯狂”的结局，部分观众直接指责该剧胡编乱造，完全脱离史实：“如果随便一个小人物就可以找日本军官单挑的话，中国人这么多，一对一找东条英机和日本首相单挑的话，那抗日战争就好打得多了。历史中如果真有此事，日军早就屠城了！此外，武士道精神不等于愚蠢，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送个人让他打死？”

大胆假设中寻求真实

■ 林黎胜回应

我觉得一部分观众要纠正自己的历史观，不是忠实于自己对历史的认知，而是要进入剧中的历史环境和语境里，这样才会理解它。如果用《潜伏》的观点来看《借枪》，这是非常荒谬的。在改编前，我查了许多资料，包括当时天津的情况、还有抗日锄奸团、京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国民党方面的民先组织等等，慢慢建构起1939年天津法租界的世界，确立我要讲的故事，来说明历史曾经是、也有可能是如此荒诞的。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英、法租界形成了一个孤岛。在英法面前，日本还是个小弟弟，所以在英法租界里日军的势力也没有那么强大，他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抓人的。天津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活动，就是在孤岛里与日伪统治者周旋时间很长的一场斗争。电话三、四局坐落在英、意租界，日军不能武力接管，裴艳玲窃听电话也是完全成立的。龙一说过，《借枪》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个大的假定性中，我们追求细节的真，来降低这种假定性。

质疑二：巧合太多

也有观众质疑、巧合太多，编剧“解套”解得并不精彩。当熊阔海接到加藤电话得知妻女在加藤手中时，为什么不利用媒体将此消息公之于众？

我们尽力了

■ 林黎胜回应

这个我没法辩解，结尾需要做到一个高点，主创被逼得要用“无巧不成书”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破绽，但我们尽力了。至于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杨小菊妻女的下落，我认为打过去是没有用的，加藤可以不承认；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熊阔海示弱了，不能无能到乞求敌人开恩吧！他们（日本人）没有任何怜悯心的，这已经不是逻辑问题，而是人物性格决定的。

质疑三：悲壮消解，荒诞加重

暗杀演变成了一场公开挑战行为，电台对狙击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巴尔扎克公寓外人山人海，场面如电视真人秀一般。熊阔海的粉丝甚至将电话打进公寓大胆表白，双方粉丝都围着各自的“偶像”尖叫。最后连赌场也加入到了这场较量中来，并通过广播下注开赔率。有网友直言：“这些情节减损了该剧的民族主义的悲壮和肃穆色彩，加重了该剧荒诞性。”“从《借枪》身上看到了《武林外传》的影子。”

历史本身就是这么荒诞

■ 林黎胜回应

小说里写得更大胆，还有观众买票入场、买座席位来观看这场暗杀的情节，但在做剧本时都拿掉了。最早就敲定了小说中明杀的高潮部分不能超过五集，否则观众会看烦了。对于一个作品的结尾来说，如果导演设计得很平，那就太没劲了！最后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被逼上梁山，包括看家！倘若重新来做结尾，我仍认为我们的创作思路是对的。你说加藤能不知道杨小菊的存在吗？但加藤允许他存在，就是为了利用他，双方互知底细还能并存，就是为了彼此利用。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很多的。历史本身就是这么荒诞，我们不是搞无厘头荒诞，而是从骨子里荒诞。在前面，我们把这种荒诞遮了起来，埋得很深，但到后面就都砸开了。

还有一些观众不能接受一个地下党四处借钱买情报，我认为这些观众被虚荣的民族精神冲昏了头脑，偏真实一些就受不了，有点突破就不愿意。我们通过把“钱”放大的方式，从另一个层面表达对烈士的一种态度。传统的谍战迷质疑，“《借枪》怎么能这样？”我要反问下，“怎么就不能这样？”放宽心什么都可以。抗日英雄，有的是严肃正经老谋深算的，有的也是油腔滑调深藏不露的，我在创作时还在想，如果冯巩、葛优抗日会怎样？就像杨小菊所说，“最不像间谍的才是间谍，这才是最高明的潜伏。”我不敢说《借枪》更真实，但它反映了另一种真实。它不是生活剧，也不是荒诞剧，从头到尾，它都是一部纯粹的谍战剧，是有点反类型的类型剧。以自己的个性与同类题材区分开来，这一点《借枪》做到了。（新京报）

专访林黎胜：从难产到出炉《借枪》的诞生

《借枪》制片方第一次拿着龙一的这部小说找到导演姜伟和编剧林黎胜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戏没法儿做。林黎胜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不错的电影剧本，姜伟则觉得小说中的黑色幽默不接地气，很悬乎，难以取信电视观众。大家都建议不要买这个小说的电视改编权。但是《借枪》的总制片人张宏震在一片反对声中依然拍板买下这个作品的电视改编权，他拍胸脯：“这个项目上不了，我负责！”

命悬一线的难产：被强拉上马的项目

当时打动张宏震的正是这个故事的独特性：热闹，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类型。故事中的小人物们让他感动，“一个小职员，就像身边的人一样却能办成那么大的事儿。当时小说里有很多男主人公心理负担的描写，熊阔海不像电视里这么乐观。还要跑去向二鬼子借枪，失业还要焦虑养家。”熊阔海的状态，让张宏震想到日本电影《东京奏鸣曲》，一个失业的中年男人，每年穿戴整齐假装去上班，整天在外面溜达。张宏震觉得这二者之间有着异曲同工的感人之处。“《借枪》里的男人是很有担当的，能引起普通人的共鸣。这样的人在国仇家恨面前的爆发，更能打动人。”凭借和姜伟、林黎胜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张宏震硬拉着两个人上马。

他们首先是对每一个小人物去分析，探究细节。“要真实热闹，因为后面的公开暗杀太离奇，我们在前面得使劲把这个戏往地上拉，把真实感做出来。”每个小人物都有一个爆发点，“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在民族灾难和大义面前，中国人不能窝囊。哪怕平时他别的方面有无数缺点，甚至很坏，但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含糊。”出品人张静也强调这一点：“中国人没有负面人物，到了那个时候他必须放弃一切，放弃个人争斗去面对共同的敌人。”

被质疑的真实：观众宁愿相信假的

挑战，是林黎胜和姜伟做这个戏的动力。和以往任何特工人员都不同的主人公，身边形形色色特立独行的小人物，谍战剧中首次出现的生活的困窘和革命者的无奈。“有些观众会觉得特工哪儿能这么悲剧，不真实。因为以前谍战的戏基本都是类型片，像007，看着简单。他们看惯了《暗算》、《潜伏》那种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事实上是，观众宁愿相信假的，不相信真的。因为他们看过太多假的了。”编剧林黎胜并不同意因为这部戏太多地描述了特工的生活现实，脱离了以往谍战剧的一些框架就应该被叫做生活剧：“只不过以前写谍战戏都是写那些人那么拽，我们只不过写这个人狼狈一点嘛，为什么不能叫谍战剧，这戏不能叫生活剧。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他的情报，为了杀加藤，是不是？”

“小说里能用的几个点就是借枪、明杀和困境——— 钱的困境。我们从钱的困境进入，前面有借钱，后来借枪，本来是借一次，后来就变三次了，变来变去变了好多次……主题就是借嘛。钱也借，人也借。借人，因为要借助别人的能力，比如后面明杀就是要借杨小菊的力量。”

电视剧在改编中，还是去做了一些迎合观众的努力。原小说借枪的困境就是熊阔海一个人的，于挺他们早早就牺牲了。但是剧中特别让组织在借枪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剧写的组织力量更大，实际上天津组织基本没力量，1939年的天津组织全撤了。我们是去给它拔高，去给它宏大起来。其实熊阔海的后面，导演已经给他处理得比较高、大、全了……有些观众可能觉得不够。我们不敢说电视剧好不好看，但我们试图真实地去示范。”

为了突出这种真实，导演和编剧疯狂地寻找当时的生活细节，人们的回忆。“人们怎么抵抗的啊，组织啊、民间啊，人名啊、地名啊，这都是真实的。我敢说史料我们是严密地考据过的。”

一个爆发性的结局：导演比我狠

编剧最早设定的结局是熊阔海到车站去刺杀加藤，二人进行了一场对决。熊阔海是黄埔军校的枪械科毕业的，加藤是帝国陆军神枪手，两个人就用歪把子比试了一把。整个结尾落到帝国的精英和中华民族的英雄的一个单挑。而导演设计的结局则是一个更加出乎意料的惨烈式的小宇宙大爆发。

林黎胜向南都记者表示：导演比他狠。在他的设计中，被俘的熊阔海被送往上海，从广播报纸知道这个消息，裴小姐跟嫣嫣说，我们救你爸去。而熊阔海在姜伟的设计中则是必死的，林黎胜觉得导演是对的：“有人说结局太残酷。那个时代只能这样，那时候死了好多人，死了几千万人，南京都屠杀过了。就像陆川拍《南京！南京！》，刘烨非要从那个城市逃掉。日本当时占领南京，他是逃不掉的。熊阔海他必死也是对的。”（南方都市报记者　齐帅 实习生　姚瑶　陈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