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平民娱乐的首选，电视剧集的“红”与“衰”，一直兼有着“显性”与“微妙”的矛盾成色。以不久前播出的《借枪》和《中国远征军》为例，两部戏在观众中都赢得了一定数量的拥戴者，媒体上公布的收视率也都号称不错从开播到结局，全国卫视黄金档收视率的前五名里，有三名都是《借枪》；《中国远征军》在有些时段的收视统计里，据说还超过了《借枪》。两剧的主演张嘉译和黄志忠，还被媒体与吴秀波、孙红雷等并列，称为“收视达叔”。两部戏引起的争议同样不少，《借枪》被少数观众指责剧名游离剧情主线，结尾过于异样，《中国远征军》则被指剧情和道具等多处细节违反史实和军事常识……

　　“小康剧集”与“超人气剧”

　　一般而言，高收视率加上争议，基本上就意味一部剧集已然进入“热播”序列，红了。不过，剧集铺满荧屏和统计数据上的“红”，不一定就等于拥有了“超高人气”。“超人气剧”主要表现在重播率上，有的重播度甚至会密集到令观众“烦”，比如曾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暗算》、《特殊使命》、《闯关东》、《潜伏》，刚刚经历过的《黎明之前》……按照这个前提来预测，《借枪》有望会因为其强烈的戏剧化剧情而步入“超人气剧”的行列，《中国远征军》很可能会因为风格过于“传统”和“正”而置身局外。

　　对所有拥有一定质量，却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步入超人气的剧集，为了谈论上的方便，我给它们起了一个“术语”“小康剧集”。造就“小康剧集”的原因多种多样，最重要的大多来自三块：一、剧集的主题与风格（包括影像、叙事和表演这三方面）；二、开播时机和播放平台；三、推广方式。还以刚才提到的《中国远征军》为例，如果该剧最后真的如我所料，没能进入到超人气行列，显然不是因为它的主题，相反，它所秉承的那种“为民族英烈立传”的正气，恰恰是今天许多过于追求娱乐化的剧集所缺少的。《中国远征军》面对的收视挑战来自它自身的风格与播放时机。因为强调“正”，这部戏在风格的选择上，不知不觉更靠近了过去内地影视革命战争叙事的传统。虽说该传统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赢得过无数的成功和关注，可放到今天，多少还是有些陈旧了。这类风格在观众接受上没什么风险，但也缺乏巧妙和出奇的地方。

　　受制于时机的优秀剧集

　　作为战争剧，《中国远征军》的选材虽然别致，但在拍摄和播映的时机上，并不能说抢了先手。过去的两年间，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和《滇西1944》登陆荧屏，有关“中国军队滇缅抗战”这个题材的收视热情，已被开采得近乎饱和。《中国远征军》想要后来居上，单靠精神感召力就显得远远不够了。其实，近年同样受制于时机因素的优秀剧集还有不少，比方说黄觉主演《隐形将军》，本来兼跨传记剧与谍战剧，前景无限广阔，可惜因为在地面频道吸金，恋栈太久，导致登陆卫视的速度过于迟缓，终于和风头正劲的《黎明之前》撞到了一起，在观众口碑和媒体评价方面均有所吃亏。一部大火的戏之后，在关注度上最吃亏的并不是那些平庸剧集，往往是那些需要在相对平和的观剧心态下细品的剧集。《隐形将军》是这样，毛卫宁悄然开谍战热风气的《誓言无声》是这样，张黎的《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是这样，姜伟在《潜伏》之前编导的《沉默的证人》是这样，郭靖宇的《刀锋1937》是这样，张建亚执导、阿城等人编剧的《贞观之治》也是这样……而避免出现这类吃亏的最根本办法，就是选择合适的开播时段。

　　“小康剧集”的出现与增多，既是内地剧集生产趋于繁荣的标志，也是“超人气剧集”形成的前提与后备。有些“小康剧集”只要播放的时段选择得当，完成向“超人气”的华丽转身，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至于“超人气剧集”的成因也并不只关乎收视率，恐怕还包括了“主题是否与当时的社会性话题契合”、“是否有外来的突发性影响因素”，以及“开播前荧屏剧集的整体现状”。《蜗居》之所以走红，就是得益于前两方面的因素；而《亮剑》的火爆一时，则显然跟第三种情形有关。

　　缺乏公信度的“收视调查”

　　当然，还有一类“超人气”，就不是所有剧集制作者都愿意追求的境界了：它们从剧名到剧情，或平庸或怪异，镜头、妆饰都明显简陋，但媒体公布出来的“收视率”却高得离奇，以至于让不喜欢的观众，禁不住怀疑自己在精神上已然彻底脱离了芸芸众生。可转脸一看，身边的人又几乎都和自己一样，异口同声对着荧屏抗议。每当这样的“高收视率”引发争议，播放频道便会扯出“城乡观众的趣味差异”的理由来解释……这类情形的出现，自然会带出人们对当下各类“收视调查”的疑问。

　　我国的收视数据调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照搬西方的那种“抽样式收视调查”得来的，极少根据具体的国情，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中国的观众，除了存在城乡趣味和收看习惯上的差异外，各地的习俗、偏好也有很大不同。采用固化的调查方式，得出的数据是否贴近实际情况，似乎是一个问题。而在数据的公布上，“收视率百分比”和“收视率点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相信绝大多数的电视观众，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人，都是分不大清楚的，而这些名目下的数字，由此便有了“被信息发布者操控”的嫌疑。这就导致了许多剧集公布出来的收视数据，因缺乏公信度而处在一种“勉强”的状态下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勉强收视”。

　　科学的收视数据，通常能适度反映观众的接受心理，为电视台和剧组提供节目制作上的参照。“勉强收视”则不同，除了以失真的数据搪塞媒体、谎报功劳，也会误导拍摄者、研究者、乃至普通观众对国民审美心理的认知。这种机制下生产出的“数据”，相比之下，要比我们刚才提到的、略显抽象的“超人气”更不靠谱得多。怎样规范这些收视调查，怎么让它们更贴近国内收视的实情？是非常值得好好研究一下的。既然现在大家爱把“电视节目”放到“产业”的层面打量，早严谨一下，还是比晚严谨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