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广是我的师兄。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80级的学生，他是77级，长我三届，但在学校未能相识。

我年近不惑才开始学习写小说，1998年，我在《中国作家》发表第一篇小说，终审是师兄，责编是张倩老师，但那时我们仍未相识。直到我成为他的师弟20年后，肖克凡兄将我引荐给他，我们才算接续上这段同门师兄弟的关系。

那时我的小说写得不好，师兄只是看着我努力，并未表示过主动提携我的意思，这是南开大学的传统，我心中明白。2003年，我在《中国作家》发表第二篇小说，稿子是直接寄给师兄的，获得“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领奖那天，师兄过来陪我吃早餐，开会时将我介绍给各位文坛重要人物，但我有姓名障碍，许多人的名字都没记住。这大约是我第三次与师兄相见。

第四次与师兄相见，应该是在2004年夏天，师兄携夫人和公子来天津旅游，约天津的几位作家一同住进一处尚未开张的“农家乐”。嫂夫人很开朗，杨公子帅得像当时正红的“F4”成员。详细的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我与师兄在同一个池塘里钓鱼，我钓上来一条不足两斤重的草鱼。这是我钓鱼史上的最高记录，克凡兄赞我该走运了，师嫂比我还开心，当晚便亲手用这条鱼烧了盆鱼汤，甚鲜美。回到天津的时候，我请师兄在我家里吃了顿便饭，最贵的菜是两只鸽子，菜市场买的，25元，却烧得很糟糕，咬不动。那天，师兄对我上初中的女儿说了许多勉励的话，有些话她考上多伦多大学之后仍然记得。师兄离开天津时，我原打算买两盒麻花给他带上，但同行作家已经有人送来，便省我破钞。师兄将带来却未用完的香烟留给我，我也老实收下了。

第五次见师兄，是2005年春天，我将第一部长篇小说亲自送给师兄，当年8月发表，用来纪念抗战胜利。这是我唯一的一次送稿子给师兄，后来都是发电子邮件了。我写小说12年，将近一半的作品是在《中国作家》发表的，终审是我师兄，责编是张倩老师。后来我又见过师兄几次，都是在会上，交流不多。我成为他的师弟30年，相识近10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大约也只有10次。

最后一次与师兄见面，是在医院里。克凡兄告诉我，志广病了，已经住院治疗。克凡兄那天家中有要事处理，我便不顾友情，撇下他独自去了北京。下火车之后，我给师兄打电话，师兄说医院里的饭不好，你吃过再来。午后我见到师兄，病房条件很糟糕，师兄却告诉我，能够住进来治疗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那天，我待的时间不太长，话说的也不多。我走的时候，师兄送我到楼梯口，身上穿着医院的服装，上衣没系扣，气色尚好。他没提再见面的事，只说挺远的，不方便，别再跑了，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此后，师兄便将我的事全部委托给张倩老师，我至今仍然在《中国作家》发表小说，几近每年一个。

接下来的几年，师兄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也只是在想起师兄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话仍然不多，只是表达个惦念之意而已。师兄的病情我不敢问，多半都是克凡兄转述给我的，知道他找到了对症的药物，后来又知道他找到了购买较便宜药物的渠道等等。再后来，从报刊新闻或朋友那里开始听到，师兄偶尔回编辑部工作了，或是能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了。有时，我也会在某些刊物上看到师兄的照片，因是合影，人像很小，看不清脸上的气色，但我仍然为他感到高兴。

几天前，克凡兄告诉我，他原想到北京去看望我师兄，但师兄已经搬到乡下去静养了。我们相约等师兄回京之后，带上好酒一同去看他，哪怕让他浅尝一口也好。今天早上，我起床后看到一条短信，是克凡兄发来的，时间是2009年11月3日9点35分，内容是“志广过去了，8：56整”。

我很难过，前所未有的难过，因为我失去的是一位花费了10年的时间牵引我前行的兄长，内中深意，只有我自己刻骨铭心。写完这篇短文，我要为师兄敬上三支香烟，奠一杯酒；到他“七七”的时候，我要再为师兄烧两只鸽子，与上次的烹调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