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问题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只要八个字就可以使中国股市获得新生：放弃审批、严厉监管。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时指出，中国股市发展至今已22载，而财务欺诈、内幕交易、权钱交易依然大行其道。究其根本，IPO审批制可谓乱象之源，对此社会已有共识。

IPO审批制的危害大致可以罗列如下：

(1)扭曲IPO供求关系，导致市盈率长期处于高位的堰塞湖，破坏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2)高市盈率创造了巨大套利空间，也刺激了上市公司造假冲动；

(3)IPO审批制把上市融资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成为腐败的温床；

(4)证监会把审批作为主业，导致监管职能严重边缘化，可谓本末倒置。

　　在这样的市场中，公司忙于融资、套现，没有长期成长的动力，投资者行为(甚至包括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严重短期化，年换手率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家上市公司(指浪莎股份600137)居然在15年内更名12次，这样“雷人”的记录可谓中国股市的耻辱。各级政府也是乱象的推波助澜者，屡屡通过税收优惠、补贴、重组，创造出股市众多的“不死鸟”(例如“京东方”)。被寄望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的创业板，最终证明成了“业绩变脸板”。

　　市场派学者型官员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后，平均每四天推出一项新政策。但是“IPO不审行不行”最终被证明仅仅是一问而已；被寄予厚望的新退市政策，也因为遭遇反对而草草收场。可以说，“郭树清新政”已经败下阵来，中国股市依旧未能走出“低水平重复”。

　　尽管IPO审批制的弊端已有共识，但要废除这一制度却是相当艰难。虽然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证券发行制度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但其实换汤不换药，核准制不过是穿了个“马甲”的审批制而已。

　　从IPO审批制到注册制的转变，需要面对一个阻力、一个恐惧。
　　所谓阻力，当然是指既得利益集团。通过PE腐败等方式寻租，不仅收益快、获利惊人，而且非常隐蔽，可谓理想的寻租场所。在中国，很少有哪项权力能够与IPO审批权相媲美。上市已经变成“范进中举”式的暴利机会。高西庆早在1996年就预言：“让证监会放弃审批权，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脱胎的体系而言，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2013年1月《财新网》在“发审的秘密”专题报道中，已经充分揭示了IPO寻租的利益链条，证监会不应继续保持沉默，应该展现“关公刮骨疗毒”的勇气。

　　所谓恐惧，即所谓“审批之下还这么多公司造假，如果不审批岂非更乱？”这种论调其实在逻辑上讲不通：

(1)审批制导致IPO供求关系扭曲，进而创造了造假激励，因此审批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的制造者；

(2)证监会在审批制下，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识别造假者。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历史，造假者被识破的情况主要包括：自我暴露、媒体发掘、公众举报。而靠证监会发审委识别造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3)在审批制下，寻租的巨大诱惑，使得审批制往往成为造假者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4)注册制并非纵容造假者，相反，注册制关注的是信息的强制性充分披露，只要信息披露充分，保障媒体的报道权利，鼓励公众举报，相信那些造假者将无处遁形，这才是打击造假的正途；

(5)废除审批制，证监会才能回归其监管主业，严惩那些造假者，通过强大的震慑作用吓阻造假者。

　　因此，中国股市的问题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只要八个字就可以使中国股市获得新生：放弃审批、严厉监管。

这样的改革，当然会有阵痛。放弃审批制，上市企业数量增加，短期内股市下跌在所难免。但是要记住两点：第一，这种下跌只是回归合理价值而已。第二，只有供求关系合理化了，中国股市才能逐渐地摆脱低水平重复，走上价值创造的正规。因此，放弃审批制，短期利空，长则利好。

　　这样的改革，当然有风险。不可否认，中国的执法环境还很不理想，类似云南绿大地的案件提醒我们法治缺失带来的危害。但我们必须知道，法治不完善是个给定的现状。在弥补法治不完善的漏洞方面，媒体发掘和公众举报比证监会的审批要有效得多。因此，只要允许充分的媒体监督，放弃审批制就不会使股市变得更糟。

因此，放弃审批制，转向注册制，这不仅是中国股市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而且并非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会带来巨大风险。只要政治家决心不再让股市成为权贵寻租的乐园，具有充分的改革诚意、敢于抓坏人的政治勇气，愿意引入充分的舆论监督，实现从审批制到注册制的“惊险一跃”，其实将并不惊险。

【赟注：体制不变，谈法制，谈民主，谈监督，谈IPO市场化，貌似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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