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避行为和攻击行为一样，是人们遭遇问题时经常采用的应对办法。一般而言，攻击行为会直接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而退避行为则主要是造成对自己的损害。退避行为在临床心理学里是社会功能受损的一种表现，那么退避行为发生的机制到底是怎样的，退避行为的危害其严重性又达到怎样的程度？本文试从心理学角度作一解析。

    人作为一个生命的种群是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的，这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来自人类远祖的生存需要。人是一种弱小无比的动物，人没有强健的四肢，没有锋利的牙齿；人既不能上天，也不能入地；人身上没有芒刺，嘴里喷不出毒液，几乎任何一种动物都可以置人于死地，而人依靠各自的躯体基本上无法作出有效的还击。在强大的天敌面前，人类只能用个体之间的协作，靠群体的力量来应对严酷的环境。

    人的社会属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于是，人的成长和生活与大多数生命种群都不相同，在满足个体的生物性需要的同时，人还要满足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性的需要。当人类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社会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复杂，人用于社会性学习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人用于社会性学习的内容也越来越庞杂。在这种状况下，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不良就成了人类个体生活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退避行为也就成了适应不良的一种典范性的行为。

    在心理学里，精神分析对退避行为的机制作了较多的阐述。在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理论中，有一种倒退性防御和退避行为在指向上非常接近。弗洛伊德的倒退性防御是指个体面临冲突、焦虑和紧张时，可能返回到他早期发展的安全阶段，以避免当前的冲突、焦虑和紧张。比如一个小孩眼见弟妹出生，自己的宠爱受到威胁，他就可能因此倒退到重新出现尿床或吮吸手指的现象。但是弗洛伊德的倒退性防御其效应存在着争议。比如被广泛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当父母不准孩子玩心爱的玩具时，孩子会运用更加原始的游戏形式，但是这种替代是否就反映孩子退回到了早期的发展阶段，这是值得怀疑的。而实际上，这种游戏的替代恐怕和我们这里谈的行为退避更加相似。

    在新精神分析学派霍妮的神经症研究中，霍妮提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个体为了获得安全，可能采取三种办法来摆脱焦虑：一种趋向接近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人采取屈从态度（“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一种趋向反对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人采取攻击态度（“如果我有权，我就不会受到伤害”）；另一种则趋向脱离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人采取退避态度（“如果我避开，什么都伤害不了我”）。霍妮认为由于这三种方法是矛盾的，因此在严重焦虑的个体身上，往往把两种压抑到无意识中，剩下一种占支配地位，但是在夸大的作用下，由这种支配方法发展起来的理想自我和真正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就成为神经症的主要来源。

    现在我们根据弗洛伊德和霍妮的理论，结合我们社会的情况来作进一步的陈述。退避行为是当个体面对他不能战胜的环境力量后作出的退缩行为，这种退缩是为了消除强大的环境力量引起的个体内心的焦虑和不平衡，退缩使个体获得了安全感。但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退避行为并没有使个体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达到暂时的心理平衡。这样我们发现，在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一些遗传倾向或者家教的作用使个体指向胆怯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以一种模式化的退避行为来逃避问题，这样的人表现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性格上顺从和没有主见，这些人通常是生活中获取利益最小的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遍布社会各个层次的垄断性权力机构和垄断性行业联成强大的环境力量，使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群体无法与这些力量相抗衡，于是，被人们称为“弱势群体”的这些人如果不用对抗的或称攻击性的行为来应对，那么就只能通过退避等方法、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消除焦虑、保持基本的心理平衡。这种退避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的社会生活适应不良的范围，它不是社会普遍的复杂化导致个人的适应不良，而是社会的结构性的倾斜和偏离导致大众不能健康地生活，所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大众，两方面的危害都是巨大的。

    退避行为在精神分析中，是神经症人格的一种表现，在现代临床心理学中，退避行为的程度也被作为诊断精神疾病的一种指标。这样，退避行为按照心理学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应对，反而是一种病态的应对。于是在个人生活中，如何改变消极退避的应对方法，去获取个人的更大发展，在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改变权力分配，使人数最多的大众，去取得他们更多应得的利益，就成为我们必须探讨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