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燥热的夏季，兴许是受了气侯的影响，该摇着蒲扇歇夏的人也陷入了狂热。知了叫累了，齐齐地趴在树枝上歇晌，弄堂里挂在屋檐下的蝈蝈笼里也是寂然无声。一队佩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把老克勒家的门拍得山响，进得门来，领队的大声宣布，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你们家里藏有封资修的糟粕，现在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接着不问青红皂白，开始翻箱倒柜。

老克勒爹妈站在一边傻了，这算是哪门子事？我们是革命群众，不是黑六类呀！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引起的，每年在太阳最毒的那几天，他们总要把家里的衣物取出来晾晒，去除潮气，谁知晾者无意看者有心，有邻居看到他们家晾出的衣服中有一件黄色的类似戏台上古人穿的短马褂，怀疑他们家根本不是什么红五类，而是唱戏的，唱的还是封建戏文，于是悄悄作了报告。

一场突如其来的抄家，那件黄马褂自然是搜出来了，令小将们大吃一惊的还抄出了十几根金灿灿的“大黄鱼”！

问题汇报到了上面，头头脑脑们对“黄马褂”不屑一顾，这算个逑！在戏台上就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倒是对那些“大黄鱼”起了疑心，看来这家人有点不简单。

老克勒一家从此被打入了另册，其实真正给了他们家最后一击的并不是那些黄货，而是那件不起眼的黄马褂。

躺在抄家物资仓库里的黄马褂，被市文博馆的一位老学究知道了，他带着两个助手和各式仪器研究了半天，最后惊呼，这是件货真价实皇帝老子御赐的黄马褂，以前虽然见过，但大多陈旧不堪，保存得如此完好，倒是第一次看到，真是饱了眼福。这户人家的祖上想必当初是甚受隆恩的。

老克勒爹被打倒了，勒令离开三尺讲台，加入打扫厕所的行列，老克勒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一气之下，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了大西北。

冬去暑来，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同泰坊的老邻居再次看到老克勒，老克勒成了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那场革命已经结束，生活回归了正常。老克勒父亲平反后又退休了，享受教师的退休待遇，抄去的黄货按市场价用人民币结算退回，只是那件黄马褂，作为文物，挂在市文博馆的展厅里，让老克勒爹签署了一份文物捐赠协议。

其实老克勒在西北那边混得也不赖，他是同济建筑设计系毕业的高材生，人家把他当作宝，让他参与了本地几个地标项目的设计，还得了奖，一时声名鹊起。还娶了了当地一位厅级领导的千金，生育了一对儿女。

正当老丈人准备通路子将他调往省城，老克勒要回上海了。

老克勒回上海有好几个原因，一来他是独子，父母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身边没个人照顾；二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后悔当初错怪了父母，这不是他们的错。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出，就是大西北的生活简单而枯燥，毕竟不比大上海的五彩缤纷。

老克勒与老丈人商量了几次，想把妻子儿女一起带走，奈何厅级岳父不同意，便独自辞职回来了。

计划经济年代，辞职就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仗。幸好改革开放开始了，老克勒回上海赚的第一桶金，是倾其所有，买了别人不敢买的一百张股票认购证，30元一张，不到一年，就翻了几十倍！接着在股市上闪展腾挪，成了上海滩上股市风云人物，不过他低调，人家只知道有个杨百万，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

从此以后，老克勒不用上班，只要到证券交易所动动手指，大把大把的钱钞就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