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通寺：高原文化的那一抹瑰丽
——与雷平阳、韩旭、雷杰龙、郎启波、郑千山、高伽衣谈圆通寺及佛教文化

■沧浪客/文

    十多年前在深圳拍摄大型佛教文化专题片《佛在人间》时，我走访过十多个省市的近三千座中国佛教寺院，其中也包括云南的圆通寺。那次印象最深的，是在安徽九华山采访一个国外旅游团，让他们用最短的语汇形容到中国旅游的总体感受时，他们的回答竟然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
    的确令人感触良多。有句古话，叫做“自古名山僧占多”，但看多了点缀在名山大川深处的千古宝刹，其雄浑巍峨，其庄严有序，常令人生发一种“非人力所能及也”与“人定胜天”掺杂在一起的奇怪感觉，由是感慨，自古名山，并非“僧占多”，实乃“僧建多”矣。姑且不说有形可据的建筑艺术，其实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千百年来，经与本土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交融相依，已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母体，中国佛教，尤其是中国禅，对中国的书法、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各种艺术样式，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甚至，它对丰富汉语言方面的贡献，我们都很难估量，像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知识”、“自觉”、“觉悟”、“三生有幸”、“不二法门”、“一尘不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诸多语汇，其实都出自佛教典籍。或可这么说，正是儒、释、道的相互融会、相互贯通和相依相存，它们的含容尊贵和生生不息，最终才塑造出了一个文化渊深、博大久远的中国。
    寺院作为佛教文化最具象的体现，几乎每一座都是一个小型的展览馆和博物馆，昆明圆通寺，与昆明城差不多同时诞生，其文化底蕴之深，也就可想而知，说它是镶嵌在高原文化大厦上的一颗明珠，应没什么大错。为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理应回望、梳理、探究和审视圆通寺的历史与文化构成。

巍巍古刹千年重光

    沧浪客：在中国所有的佛教寺院中，圆通寺的历史不是最长，但它却伴随着昆明城的诞生而诞生——唐永泰元年（765年），南诏在滇池北岸筑拓东城（即今昆明），同时也修建了补陀罗寺，它就是圆通寺的前身。一千二百多年来，它也曾几度经历战火洗劫、也曾遭受自然灾害的损毁而重修，迄今依然耸立。所以有人说，圆通寺的历史，有若浓缩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兴衰沉浮的历史。
    雷平阳（著名诗人、作家）：因佛而生之寺，弥久不毁、不寂，说明此土生佛。所谓“沉浮”，都是烟云。
    沧浪客：“此土生佛”，很有禅意啊！我们正是要透过圆通寺这片“生佛”净土，展示云南文化的意蕴呢。
    郑千山（国学学者、作家）：说“圆通寺的历史有若浓缩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兴衰沉浮的历史”不太正确。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其北传佛教及文化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但南传的情形如何？目前的材料不多。再加上藏传佛教的情形又是如何？昆明圆通寺建寺时，中原一代的佛教早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已处于鼎盛时期，这之前中国佛教文化（包括南传、北传、藏传佛教）的发展，怎么在一个尚未出现的佛教寺庙中体现呢？这是一个戏论。
    沧浪客：也许这个“戏论者”只是想以圆通寺几度被毁而后又得以重建来作为某种象征吧？
    韩旭（《大家》杂志副主编）：我对佛教文化不甚了然，只不过小时侯，家在云大，离圆通寺不远，经常随大人去逛庙，知道圆通寺始建于唐朝南诏时期，前身叫补陀罗寺，是观音寺，却毁于元初的战火，寺宇成为废墟，后来重建了才改叫圆通寺的。后来屡遭自然灾害损毁又屡屡修缮。我不清楚佛教文化的兴衰沉浮是不是就像这样，但用大人们的话说，吴三桂一生骂名累累，但他统治云南时，也干过一桩像样的事，那就是在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对圆通寺作的一次比较大的修葺，把山门南移至今圆通街面，并建“圆通胜境”牌坊和八角亭，奠定了今日圆通寺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民间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圆通寺作为一个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佛教寺院，我想，说它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缩影，应该有一定道理。
    郎启波（民间诗人）：圆通寺是中原文化、佛教文化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结合的发展交融点。从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云南文化及云南佛教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磕磕碰碰中发展，在矛盾与思辨中一路走来，最终形成了这个地处中国边陲的省份一个多元与包容的文化环境。而圆通寺正是见证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极为典型的符号。

    沧浪客：1990年，圆通寺建成了小乘佛寺铜佛殿（它是我国内地目前独一无二的一座上座部佛教佛殿），后又在东边配殿增设藏传佛教的殿堂，圆通寺因此而“三传具足”。据我所知，在全国的佛教寺院中，像昆明圆通寺这样融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为一体的寺院，绝无仅有。只要到了这里，你就可以对三大教派不同的风格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是不是正体现了云南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雷平阳：云南文化的多元性，在各个领域都凸现得非常强势，不仅佛教。佛教史、地理学、民俗学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圆通寺的“三传具足”，乃是自然而然。
    郎启波：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融为一体的寺院。但正因云南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特殊文化环境，才促成了这个环境中的多民族、多元文化体系共生共长。
    郑千山：云南的佛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云南这样三大佛教部派共存。圆通寺建立之初，是当时一批具有南诏佛教特色的重要代表性寺庙。今天可以说，圆通寺目前的格局代表了云南佛教体系完备的特点。
    高伽衣：佛教的多种流派在一座寺庙同时出现，这的确是很独特的现象，或许与云南的所处地域有很大关系，各种文化在云南交错、融会，自然会出现多教派并存的现象。

    沧浪客：除“三传具足”之外，前些天我走访圆通寺，发现它虽然没有了我早年所见所想的那般巍峨参天高不可攀，但它的雄浑庄严却依然如故。但它与其他中国佛教寺院的确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走进山门后，不上坡，而要沿着中轴线一直往下，大雄宝殿居然是寺院的最低点。这座寺院坐北朝南而非坐南朝北，也颇独特。1200多年前，圆通寺的前身“补陀罗寺”，作为观音的道场，是中国最早的观音寺之一，比四大佛教名山的浙江普陀山观音寺还早100多年，但大殿圆通宝殿里出现的观音殿，供奉的却是如来佛，也可算一道奇观——当然，作为观音侍者的善财童子和龙女跻身如来堂前，也还保留着观音殿的某种遗风。更离奇的是，在大殿里众多佛像的簇拥之下，主佛两侧竟有龙柱一对，高达10米，雕青黄二龙，张牙舞爪，裂须欲斗——这种代表皇权的符号出现在寺中，实属怪异！那天，如果不是随行法师解惑，我或许会误解“佛教在这里变了味”。法师告诉我，龙柱的来历，据说是因为明朝建文帝朱允汶“靖难之变”后，逃到云南武定狮山正续寺出家为僧期间，为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踪，他曾在这里久居，这对龙柱含蓄地表达了真龙天子与佛祖的某种特殊关系。
    雷平阳：古代诗文中的寺，乃清修和雅集之所，异同皆因人而生。皇权符号入寺，在云南，不惟圆通寺独有。天地之边，易生异像。
    高伽衣：就我在这座寺庙里游转的经历所知，它还容纳了道教文化在内，这是比较奇特的，寺庙后院的墙上，就有道教祖师的壁画石刻，这也涉及了上面那个问题，圆通寺不仅容纳了本教内的多种流派，还容纳了别的宗教文化，但这种现象不是简单地用“包容”一个词就可以说清。
    郎启波：我个人认为圆通寺的特别之还在于，这座寺院还拥有典型的云南性格在里面：低调、内敛、注重修为。
    郑千山：圆通寺在中国有很多，但昆明的圆通寺却个性独具。比如圆通寺“圆通宝殿”中供奉三身佛，代替了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另外圆通宝殿中两侧的十二圆觉像真人大小、造型精美，寓意深刻，也是它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雷杰龙：就是寺名“圆通”。“圆通”就是“圆融无碍，融汇贯通，圆满觉悟”之意。和大多数佛教寺庙地处深山不同，圆通寺是一座居于闹市中心的寺庙。这有丰富的意味。对于居住于寺庙中的僧人们来说，眼前成天车水马龙，触目均为纷扰相，如何在闹中取静，纷扰中得清凉？这是一个日常修行的课题和法门。对于市民、游客和观众来说，在红尘万丈的繁华烟花汇聚之地，举步之劳就能到达一个庄严清凉古刹，或许能用佛法的思维反观自己的存在和内心，因而能生恭敬心、出离心。一座古刹居于闹市，就是居于红尘世俗世界的中心，居于最日常的生活世界的中心，每天都面临僧界和俗界、出离和入世的问题。这就需要“圆通”的方法，融会万法，通融无碍，使心灵达到宁静清凉的般若妙境。可以说，闹市的存在，为古刹中修行者提供了启示的法门，而古刹的存在，也为困扰于闹市中的众生提供了清凉的道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圆通寺也许是云南最为入俗的一座寺庙，它提供的道场，就是在俗世中滚打修炼的。而它对一个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也提供了一种启示：庄严就在身边，就在足下，就在内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抵达，而途径就是：圆通。

文化荟萃蔚然大观

    沧浪客：圆通寺闹中求静，以小见大，并借背后螺峰山之景，形成别具一格的水院佛寺，在中国的造园艺术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从建筑学上看，圆通寺与别的佛寺还有何不同？
    雷平阳：或凿山而居绝虚，或居高而望红尘，或栖遁山阴以买寂静，寺都如此。圆通昔日也在荒郊，今日置身闹市，只因世道之变。而且，我一直希望凡寺皆似圆通，在市井中，在浊世里，以便普渡。
    韩旭：圆通寺外表壮丽，殿宇巍峨，佛像庄严，山石嶙峋，削壁千仞；寺内青山、碧水、彩鱼、白桥、红亭、朱殿交相辉映，如同一座漂亮的江南水乡园林，一直是昆明的八景之一。除“闹中求静，以小见大”之外，圆通寺前临五华山，后接圆通山，地处两山之间的谷地，因此，进入山门后便是一路向下的缓坡，精美的“圆通胜境坊”便屹立于缓坡的中段，坡底便是天王殿，殿后的放生池方正扩大，中心是垂檐翘角，轻盈秀丽的八角亭，周围以水榭回廊环绕，令人仿佛置身园林之中。肃穆的佛教寺庙与轻松的园林风格浑然一体。放生池中间两座三孔石桥，暗含佛教“普度众生”的妙旨，同时又把天王殿、八角亭、圆通宝殿沿寺院中轴线连成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与两侧的水榭曲廊一起，组成别具一格的全国罕见的“水苑式”建筑群，堪称中国佛寺中的上乘之作。
    郑千山：从建筑学上讲，圆通寺的建筑格局是金蟾式的，象征着福慧具足，即智慧与福报（健康、财富、地位等等）的双重具足。当然，之所以采用这种布局，与圆通寺位于螺峰山山崖下、有潮音洞及地下河（圆通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巨蟒）等有关。

    沧浪客：圆通寺作为重要的佛教文化胜地和旅游景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犹如一个文化大观园，其中的楹联牌匾碑勒，无论意趣还是书法，造诣均非等闲。如当今方丈淳法法师题写的“会道的一缕藕丝牵大象/盲修者千钧铁棒打苍蝇”，再如“古刹居闹市，车水马龙，看你如何安身，触目均为纷扰相；佛缘往心灵，游客观众，是谁能够敬意，随机所到极乐园”，既给劳碌红尘中的人们扑面而以菩提智慧的清凉，在传统文化的楹联艺术中，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韩旭：还有“衲霞屏”的那些题刻，除楹联艺术价值之外，我觉得其中的许多，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清人不是为它题有这样的诗句么：“水声琴韵古，山色画图新”？
    雷平阳：圆通寺是离我生活现场最近的一个寺庙，而且我目前写作的主题就是：生活在有寺庙的地方。我没有思忖过它的什么“最具特色”，也没有刻意从楹联中去寻找“菩提智慧”，因它而心安，因它而找到文化、道德、修身的准则，足矣。
    沧浪客：所谓“润物细无声”，文化就是这样，它就在那里坦呈着，只对能接收它的眼睛和耳朵有用。圆通寺的那些楹联牌匾碑勒，如果它们知道你会“因它而心安，因它而找到文化、道德、修身的准则。”那么它们也肯定会意足而呼：足矣！呵呵。
    郑千山：我觉得昆明圆通寺中最重要的文化遗迹，应该是建寺之初刻写于螺峰山麓山崖石壁上的南诏封禅碑，这对于云南历史、中国书法史、民族史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圆通寺内的“咒蛟台”，相传曾是驰名海内外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翁先生晚年卖卜居住处，人文胜境，别具异趣。

千古禅灯闪闪不灭

    沧浪客：千百年来，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相存相依，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母体之一。那么，佛教文化的存在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其发展趋势又如何呢？
    郎启波：我国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我没有宗教信仰，但闲暇之时，也偶尔会翻看各种宗教书籍。每种宗教都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但各种宗教之间，也有不少相通或者相近的观念。宗教著作中的文学价值、哲学价值早已经被认知，而这些也都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佛教对于中国而言，仅仅用宗教来去说是远远不够的，佛教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宗教本身的定义，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佛教与早期的中国文化彼此间一直在相互影响与相互学习，最终融为了一个整体。个人认为佛教的存在其实是必然的，我们往往能够通过佛教这样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去寻找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根源，并能继续从中汲取我们需要的文化及学术营养。
    雷平阳：知敬畏，怀慈悲，永远都是末法时代最该闪耀的明灯。文化也好，俗世也罢，佛心所示，都是归程。令人不安的是，寺庙越修越多，越修越雄阔辉煌，人心却越来越粗硬。
    高伽衣：佛教讲究渡人与渡己，以善为上，佛教文化存在的现实意义，是可以提高个人的心性修为。
    沧浪客：事实上，大唐以降，随着中国禅宗的兴盛，或者说，随着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出世求佛法，恰似觅兔角”的提出，西域佛教已经初步完成了他的中国化转变。而到了“马祖兴丛林”、“百丈定清规”之后，我们提到佛教文化时，已经不得不在“佛教文化”前面冠以“中国”二字了，因为马祖道一的丛林仪范和百丈怀海的丛林清规，已经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俗世的普通生活。尤其是怀海大师所倡导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更远远超越了原始佛教的窠臼，它向世人宣布，佛教是积极入世的，它劝人行善布施，解除贪欲惶恐，以求得内心的宁静与快乐。这样的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把人心冲刷得格外浮躁的今天，我相信它的发展前景非常光明。
    郑千山：历史证明，正是中国将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给发扬光大了。千百年来，佛教文化已经深深的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佛教文化与人的心灵紧密相关，一个多少了解一点佛陀教育精神的人，一定会有比平常人更开阔的胸襟与抱负，懂得人生解脱的重要性。一个亲近佛教文化的人，会自觉地亲近“十善业”，在生活和工作中积极、乐观、勇敢向上、乐于助人，另外一方面，他（她）也会具有正确认识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独特能力，比如对“缘起性空”、“真空妙有”、“中道”、“禅”等等的实证功夫，这些都是有益于积极人生的东西。由于佛教文化所独具启发性与实用性正日益被现代生活所证明，我相信，它的文化精髓会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关，尤其是对现代管理学、现代心理学、当代科学等等方面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沧浪客：中国佛教上下古今纵横万里的历程清楚表明，世道兴则文化亦兴，比如大唐盛世，比如康乾王朝。如今经济腾飞，国力倍增，我们的文化，又将迎来怎样的昌盛呢？
    郑千山：不错，古今中外的一切“盛世”都与文化有关，一个漠视文化的社会与时代必然导致“本我”的泛滥，一个和谐的社会是“超我”与“本我”的和谐，但这还不够，最终应该是“以文而化成天下”。如今的中国，经济腾飞，繁荣昌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大力的提倡与弘扬，可以预期，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文化将迎来伟大的复兴。但有一点必须注意，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文化？专讲名、财、食、色的东西只是伪文化，专吹嘘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也要十分提高警惕，佛陀曾经说过：“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雷平阳：文化的“鼎盛”，不是迎来的，所有鼎盛在彼岸，不会自己起身走来并让你去“迎”。文化就在身边，埋在土中，有好土、好雨、好风，它自会鼎盛。
    雷杰龙：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佛教文化存在的意义可多了。不过它的基本意义从来没有变化，这就是彻底而深入地认识自我存在的真相，达到心灵解脱自由的快乐，这在佛教存在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佛教的存在和发展，从大的方面来看，当然也会遵从“生住异灭”的途径和规律，有诞生，就有灭亡，有安住，就有变异。这无论是佛教存在的实体方式（比如教团组织、寺庙的形态等）还是“佛法”存在的信息方式（比如佛经、教法）都是如此。但不管怎么变化，佛教的存在，都是在教导人的自我内心觉悟之路，这一点是不变的。至于佛教和时代的关系，佛教兴衰的历史已经证明：世道兴则佛教兴，世道衰则佛教衰。这也叫不违世俗，也是佛教发展史上的“圆通法门”。至于当下和不远的未来，佛教的发展趋势，只要看看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就明白了。只要对世界和中国有信心，就应该对佛教文化有信心。
    郎启波：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显而易见，近年来，佛学院的兴起与发展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佛教界更加注重内部的知识层次及知识体系的建设，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佛教将获得长久的持续的健康发展。

    沧浪客：最后一个话题，是由佛教文化这个话题引出来的，看似有些游离，实则与我们最为贴近：现在都讲与时俱进，作为昆明文化人，我们当如何看待少林僧人入主官渡古刹？
    雷平阳：和尚要脱俗，我一个俗人脱不了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吧？少林僧人入主昆明官渡古刹，没什么不好。
    雷杰龙：当然是“与时俱进”。市场经济的时代，佛教寺庙作为实体性的存在，不可能丝毫不涉足市场。有的寺庙在市场中发展壮大了，资本大了，必然会扩张。这也是“寺庙”这个事物存在的“生住异灭”的过程和表现之一。其实，我们不应该过多纠缠入主不入主这些枝节问题，而应该关注这些事物是不是弘扬了佛法，弘扬了佛教文化。
    高伽衣：少林僧人入主官渡古刹，也算是宗教界的改制与企业化吧，这是宗教为生存而谋寻出路的一种方式。
    郎启波：少林寺主持释永信大师一直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释永信早期对于少林寺的市场经营行为，曾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评议，但我一直持支持态度，释永信不但持续扩大了少林寺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少林是独有的文化，释永信代表的，是在这样一个工业与经济高度发达年代的佛教的一个发展方向，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取得长足的发展的同时，佛教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少林寺僧人入主官渡古刹这个行为本身我认为是个好事情，一来其本身是佛教界内的一个重要的交流活动，再者，对于少林寺和昆明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举措。
    郑千山：这涉及到佛教寺庙管理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年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现代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议也不少，少林寺与大悲寺就是当前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成功与否，让事实来做最后的回答。我个人认为，让少林僧人入主官渡古刹是件好事，看看人家如何管理？如何经营？我们也正好可以借鉴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
    沧浪客：我觉得，虽然佛教的主旨是自觉觉他、渡己渡人，但中国佛教文化立足的基石，却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里的“有情”，是指有情众生；而“利乐”，是说把自己修行证悟到的圆满的智慧毫无索取地施舍，使被施者也获得觉悟的喜悦。此“利”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利”走攒太大。当然，假如少林寺集团（有限）公司把通过经营活动所获得的金钱利润不求回报地施舍给有情众生，众生当然也会喜悦，但与“利乐有情”的真正佛趣肯定不是一回事，这种喜悦，是从精神层面转化到物质层面了。用这种“利”去“自觉觉他、渡己渡人”，在精神领域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可能，实在不好说。不过，时代在变，文化也在变，都已经商品经济社会了，或许此举终将成为佛教文化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也未可知。一孔之见，的确不好说，此去经年，且再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