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集团案；寻找刘中民与张鹤》

现在的证券市场中，已经听不到渤海集团这个名字了，因为在2005年5月21日，渤海集团已被改名为银座股份，渤海集团的全称是渤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600858，银座股份的全称是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山东济南市的企业。让证券市场投资者常常想起渤海集团名字的，不是其他，而是两次被中国证监会的处罚、由此两次引起投资者的诉讼、两次都穷尽司法救济而走完二审程序、结果两次均使原告在济南的法院败诉。

第一次的故事发生在1996年，故事的主角是刘中民。而发现刘中民维权故事的，却是在六年后采访第二个故事时的记者张海波，他当时是《羊城晚报》记者，这个刘中民的维权故事不久就变成了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史上的“考古发现”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财经媒体或法律媒体采访这位中国证券民事赔偿史上“吃螃蟹者”的文章，也没有看到过任何见诸于媒体的刘中民形象。

1996年7月，渤海集团公布其1996年中报。后经中国证监会认定，该中报存在严重失实，并违反会计制度，已构成虚假陈述及信息误导。当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这是继石油大明虚假陈述行政处罚后，证监会做出的第二件此类行政处罚决定，也是渤海集团因虚假陈述受到的第一次行政处罚，在我记忆中，一家上市公司被中国证监会因同类违法违规行为分别两次受到行政处罚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但渤海集团却榜上有名。

渤海集团受到行政处罚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刘中民投资者，以该行政处罚为依据，向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渤海集团赔偿因虚假陈述致使其股票交易发生的亏损。刘中民当时系安徽大学图书管理员，他是在渤海集团中报公布后的7月30日买入股票的，处罚决定公布后又卖出，共损失1040元。刘中民在诉状中称，由于渤海集团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自己的投资行为产生严重误导，并造成股票交易直接损失，故要求赔偿。帮助刘中民起诉的诉讼代理人是济南的刘英新律师，刘律师是一位专业素养很高、为人极和善、品行令人称道的老律师。
    但是，济南历下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无充足证据证明渤海集团的虚假陈述及信息误导行为与刘中民股票交易的损失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1997年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刘中民的起诉。1998年初，不服一审判决的刘中民上诉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8月12日，济南中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刘中民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股票交易是一种收益高，见效快，风险大的经济活动。中国证监会对渤海公司的处罚是对其在经营中违规行为的处理，该处理与刘中民的股票交易损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刘中民以渤海公司作虚假陈述和信息误导而被中国证监会查处致使其股价下跌，造成了自己股票交易受到了损失，要求渤海公司予以赔偿之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刘中民起诉渤海集团案，虽然是湮灭很久才被揭开历史尘封的，但其具有的意义却不言而喻。它使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的历程前移了两年，该案终审判决的时间，要比上海投资者姜顺珍诉PT红光立案的时间还早四个月，只是该案没有见诸于媒体而已。但该案所涉及的问题及争论焦点实际上同以后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前置条件、举证责任、因果关系、责任承担、损失计算原则及构成等规范都相契合。应该说，刘中民在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虚假陈述行为实施之初，就提起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勇气可嘉，其虽败犹荣。

第二次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故事的主角是张鹤。张鹤先生是山东枣庄市的一位股民，他因提起对渤海集团证券民事赔偿案而出名，在2002年上半年的媒体出镜率非常高，他曾经打过几个电话给我，主要是针对渤海集团案中有关难点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我多次去过山东，但也无缘得见他。

2001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对渤海集团做出了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渤海集团在《上市公告书》附件中披露了“免二减三”政策时，遗漏了“由市有关银行向上级行申报”的内容，并且在该政策未得到银行批准且与银行就此发生诉讼的情况下，1994-1995年未计提此笔贷款利息，也未计提1996-1998三年的半息，故最后认定渤海集团存在上市后信息披露虚假行为，导致1996、1997、1998年年报财务数据虚假，因此对渤海集团原董事长李甫田等人及注册会计师做出行政处罚，12月6日，渤海集团董事会做出公告并在有关证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证券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公布，2月初，张鹤一纸诉状将渤海集团告上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张鹤诉称，他于2001年8月先后三次购进ST渤海股票，此后股价一路下跌，遂于2002年1月“忍痛割肉”将股票低价卖出，共损失9420.06元，他认为他的损失系渤海集团虚假信息披露行为所致，故请求法院判令渤海集团赔偿他的损失。4月19日，渤海集团案在济南中院正式开庭，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颁布以来第一个开庭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案件，引起了市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开庭当天，全国的财经媒体记者云集济南中院，相关新闻和评论则连篇累牍。在庭审中，张鹤与渤海集团围绕三大焦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是此案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受理范围；二是渤海集团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大遗漏，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能否作为原告的证据；三是渤海集团的行为与张鹤所主张的经济损失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张鹤的代理律师是郭庆东，一位济南的年轻律师。在张鹤之后，还有七八位股民以同样的案由起诉到济南中院。

当此案渐渐淡出人们记忆时，此案的一审判决姗姗来迟地出现了，2004年8月3日，济南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了张鹤对渤海集团的诉讼请求，并以系统风险因素为论据，进而认为“虽然被告渤海集团存在虚假陈述之违法行为，原告张鹤亦存在投资受损的事实，但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其买卖渤海集团股票所受损失不能归责与渤海集团的虚假陈述行为”。对此，遭遇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有人认为，法院承认投资损失中有非系统风险因素，却又不支持原告的主张，也不判令被告给予赔偿，令人难以理解，就是按该判决书所称大盘下跌20%、净资产下降35.49%计算，投资者至少还应获赔44.51%，而非一分不赔。事实上，一审判决书中，如何计算系统风险语焉不详、没有标准。对于系统风险认定的问题，现在有的律师就著文建议采用司法鉴定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这样做，无形中又扩大了原告投资者的诉讼成本，我倒觉得，系统风险的观点一般是作为被告的上市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原告投资者一般反对，根据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系统风险因素的司法鉴定成本应当由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后，张鹤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高院于2004年11月24日很快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了张鹤的上诉，维持了济南中院的一审原判，在二审判决书中，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论据不同于一审时的论据，一审的论据是系统风险因素，而二审的论据是张鹤买入股票的时点已在虚假陈述更正日之后，故其损失不受法律保护，但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论据表示方式，所带有的目的性非常清楚，同一审论据一样，二审论据同样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二审判决后，张鹤虽然心中不服，但也没有申请再审。而其他七八位正在起诉中的股民也只得撤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