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让后人 “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尤其在其中晚期，几乎乏善可陈。但弃其政治之举，文学倒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部短篇小说之精华的《聊斋志异》就足以让清代文学高悬史册而不朽，更不用说堪称中国小说之巅峰的鸿篇巨制《红楼梦》；就是中晚期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亦足以让人啧啧称赏。但真正的文学之研究者，往往不满足于对作品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与说明，他往往会探幽发微，道一般读者所不能道，言一般读者所不能言，可谓别开生面，高人一筹。鲁迅先生对清中晚期的这五部小说的绝妙分析，就足以让人拍案叫绝。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儒林外史》看作是讽刺小说的的典范之作。说其”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也就是说，吴敬梓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描绘的时候，能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揭露社会弊端，批判的锋芒尤其指向士林阶层。行文诙谐又哀伤，讽刺尖锐又婉转。这使《儒林外史》成为第一部能称得上“讽刺小说”的作品。在对精彩段落进行赏析后，他又总结道：“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足见其对《儒林外史》评价之高。

   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则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大致意思是，清末内忧外患使有识之士觉醒，希图维新富强，因为对政府的失望而开始以小说来揭发弊端，抨击时政以至世风。虽然主旨是为了匡救世道人心，可是描写流于刻露浅薄，甚至为了迎合读者而过甚其辞，无论是气度还是技巧都远远逊色于《儒林外史》，只能称之为“谴责小说”了。皮里阳秋，自含针砭。

   法眼不同，则自有一番见地，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吾辈后学。不能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2010年 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