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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莫言《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图)

(2011-08-22 17:02:47)
标签:

路乞顺波莫言

《蛙》荣获第八

届茅盾文学奖

杂谈

分类: 朋友故事
恭喜:莫言《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图)恭喜:莫言《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图)
路乞莫言已是很老的
朋友啦,得知莫言《哇》获奖,路乞赶去武汉书城购书,但书架已被全抢购一空。在书城路乞直接给莫言电话祝贺,莫言说今日在高密,请路乞在网上看看有没有此书可买。回到家里,还是请孔明帮我们购买。
《蛙》讲述了中国施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
莫言:“把
自己当罪人写”
山东籍著名作家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长篇力作《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后,莫言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 本报记者 兰传斌
记者:莫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力作《蛙》荣获茅盾文学奖,祝贺您!
莫言:谢谢!也通过《大众日报》向关心我的读者朋友们问好!
记者:《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为了它,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用力很深。仅这一点,就与您以往写作的汪洋恣肆、一气呵成大不相同。对您而言,《蛙》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您这样用力?
莫言:相对于《生死疲劳》等作品,《蛙》第一是篇幅小,第二是写得慢。但说慢其实也不慢。第一稿十五万字,《生死疲劳》之前已经写出,那是2004年时。写到15万字,遇到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我自己失去了信心。我感到自己还没找到最好的结构方式,于是就放下,先写《生死疲劳》。到了2008年,翻看旧稿,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不仅结构有了颠覆性的变化,连语言风格也由华丽而归为素朴。为什么要改华丽为素朴?这大概是题材自己的要求,我只是顺着感觉写。这一稿写完后,让我在山大带过的研究生赵学美录入电脑。然后在电脑里反复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后来将稿子给了《收获》杂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廖西湖和曹元勇,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我综合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记者: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作品是作家的血与泪。既然如此,《蛙》在您心中肯定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莫言:《蛙》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
在小说里面,我写到了“忏悔”这个问题。话剧部分借“姑姑”之口说“罪是不可赎的”,犯下了罪就是客观存在的,只能在罪过的基础上做一些好事,要想弥补是不可能的,自杀也不是悔罪的方式,自杀是逃避;犯了罪要经历灵魂的煎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在《蛙》里,杉谷义人主动为父谢罪,是一种主动承担的态度,这一点是当代知识分子比较缺乏的;关于忏悔,在蝌蚪身上的表现也是极为充分的。
记者:我很感兴趣的是《蛙》里“姑姑”的形象。其实,“姑姑”在您的作品里我也曾相识,比如短篇小说《弃婴》,“姑姑”也是一位妇产科大夫。
莫言:《蛙》之所以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也是因为“姑姑”这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正如你所说,在《弃婴》、《爆炸》这些我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都出现过一个妇产科医生“姑姑”的形象,但都是一鳞半爪的闪现。许多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都曾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露过头角,这是一件很有研究价值的事,从中可以发现人物成长的过程。《蛙》看起来是在写计划生育、妇科医生,但实际上写得是整个社会。“姑姑”的精神历程,实际上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各行各业,都有“姑姑”这样的人物,只不过,在生育这个领域里,触及到的问题更加刻骨铭心。
记者:在《蛙》这部书里,“姑姑”的形象尤其引人注意而又难以琢磨:既是生命的守护者,又“沾满了血污”;既道骨仙风,又铁面无情。在您看来,“姑姑”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您认为,郝大手和他的雕塑,算是她的精神归宿吗?
莫言:前些天我去日本,参加日文版《蛙》的发行仪式,很多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了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生活中我的一位做了一辈子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关系。因为2002年春节期间,日本NHK电视台到高密来录制我的节目,邀请了大江健三郎先生做嘉宾。在高密期间,大江先生问我的下部小说写什么,我说很可能会以我姑姑的生活为素材写一部小说。大江先生听我简要地介绍了我姑姑的故事,很感兴趣,希望能见见我姑姑。我带他拜会了我姑姑。我姑姑是很健谈的人,讲起话来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她讲到自己在寒冬腊月里,为赶时间,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去给产妇接生。这个细节给大江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在好几次演讲中都提到过。我对日本的记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姑姑,跟小说中的“姑姑”,具有很大的差别,小说中的“姑姑”的情感经历,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可以说我是将发生在许多妇科医生身上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我是把在中国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发生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
人有罪,天知否?我们希望天能知,于是就有了罪感和救赎的愿望。“姑姑”晚年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她自己也未必相信,那些泥塑的孩子,真的会有魂灵。
记者:您在讲故事方面的才能之高超,早已为人所注意。但是,我也注意到,您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在顾盼社会历史,体味人间冷暖。比如,《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反映的主题都是沉重而深刻的。我认为,这一方面也理所应当是“莫言作品”的重要素质。
莫言:讲故事和关心现实丝毫也不矛盾。但让小说高于故事层面,是一部好的小说的追求。而小说家“关心现实”,并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自觉。我反对那种摆出一副“关心现实”的架子借以唬人的行为。另外,“关心现实”,也不是比大胆。
关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我想这是我几十年来创作一以贯之的风格或特点。《天堂蒜薹之歌》就是源于农民烧了县政府这个现实事情;《酒国》即便富有荒诞的色彩,但仍旧是关注现实的;《生死疲劳》是对土地的关注,八十年代改革使土地问题遇到了瓶颈,只有当农民热爱土地农业才能得以发展,这是我多年农村生活得出的结论。
但是,现实促使作家拿起笔来而写作的结果,则是远远大于这个素材的,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灵感,否则它就类似于一篇新闻报道。比如,《生死疲劳》我不敢说我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但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作品表现作家的思想但又超过作家的思想,这是一种理想的创作状态。
记者:至于《蛙》的主题,引发了很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乃至争论,作为作者,您把《蛙》的主题关注点究竟放在什么地方?
莫言:我是希望读者不仅看到计划生育,也能看到人性、灵魂深处的东西。如果读者能感受到就说明我的小说成功了,否则就没有成功。
作家要写的东西,应该是与作家的生命紧密相连的,即便是一个外来的故事素材,但真正写作时,所调动的也是作家的生命经验。《蛙》似乎是触及了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题材,为什么敏感?因为外国舆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多有批评。但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我是从人物出发,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姑姑在那里,是她将我接生到人间,是她将我的女儿接生到人间,是她将我们高密东北乡的数千个婴儿接生到人间。她与我的生命与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我写姑姑,是一种责任。至于计划生育,那是人物生存的背景。
最近,我女儿在高密生孩子,是我姑姑在县医院产科当主任的女儿将我的外孙女接生到人间。在迎接一个新生命、呵护一个小生命的过程中,我非常感动。我想,如果现在让我再写一遍《蛙》,可能会写得更好一些。
记者:提起莫言,就不得不提高密东北乡,《蛙》也是如此。作为创作源头和题材寄托地,高密东北乡还是那个高密东北乡吗?
莫言:高密东北乡,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地理概念,现在更是一个文学概念了。我的许多小说,包括《蛙》,故事原型、人物原型,都是从这里获得,但有许多的人物和情节,都是从外部借来的。真实的高密东北乡现在富裕而开放,文学中的高密东北乡也在随着时代和我自身的变化而日渐丰富。
记者: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劳》,直到这次《蛙》出现,您的作品每次都会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展现出了宽广的创作领域。其间的创作,一以贯之的是什么?推动不断出新的原动力又在哪里?同时读者也关心,莫言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莫言的创作航程,彼岸在哪里?
莫言:第一,作家应该有职业性的敏感,对生活中的事件和人物,对社会生活中涌动着的新的思想的潮流,都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
另外,作家具有逆向思维的能力,当一件事成为时髦时,你必须从反面来思考。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当某种题材、某种写法大行其道时,你必须及时逃离。打仗要靠集团力量,但写作必须孤军作战。要到没有路的地方去走。
我的下一部作品,正在构思中。难度很大,但也正因为难度大,才感到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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