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驾曹刘不啻过
       ——高适评传

    长安。灞桥边。
    秋风正劲，呜呜作响。
    路边亭子里，正有两人在举杯对饮，一边话别。一阵风来，吹得两人长发飘飘、衣袂翻飞，给这场别离愈增了一种悲壮之气。
    酒至酣处，只见其中的魁梧老人解下身上的佩刀，一下一下击打在桌上，一边慨然高歌起来：
    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好诗，好诗。高兄，来，为你的诗，为你我的情谊，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说罢，两人一饮而尽，然后举杯对望，哈哈大笑起来。
    魁梧老人正是高适。
    因朋友李侍御远赴安西，高适遂在灞桥边上为他饯行，从而吟出了这篇名作《送李侍御赴安西》一诗。
    高适，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
    关于高适的生年，学界争议颇多，有好几种说法，其中，重要者有三种：公元七零零年出生说；公元七零二年出生说；公元七零六年出生说。这里，我们不作讨论，而从公元七零零年出生一说。这年是唐武则天久视元年。其卒年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终年六十六岁。

    一、失路心弥折
    还在高适幼年时，其父高从文就病逝在韶州（今广东曲江）长史任上。这样，在岭南无亲无故的高适不得不重新回到北方。本不富裕的家境，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更见败落，使小高适长期过着流寓的“求丐取给”的穷苦生活，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
    但是，就在这般艰苦的条件下，倔强的高适并没有丝毫的放弃：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孜孜不倦地读书和习武，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十多岁时，小高适已然练就一身文武双全的过硬本领。
    这时候，唐王朝连番用兵边疆，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这激发了无数文人投身其中：此际，赴边塞立功，成为许许多多文人的第一选择。青春豪雄而文武双全的高适，面对这样的时代潮流，自难例外。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凭借自己的一身本领，伸展其济世抱负。
    于是，在二十岁那年，高适兴冲冲地来到长安。但很快他就发现，求仕之路远非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单凭一身本领和一腔热血，就想获得一官半职，实在是痴心妄想。
求仕未果，对年轻的高适来说，其打击如同给他高昂的热情浇了一瓢冷水，他异常失望，感到路途是那么艰难：年幼时父亲即去世，他熬过来了；“未尝一日辞家贫”的穷苦生活，他也熬过来了，但现在呢，他还得熬下去：
    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百事胜人健如虎。子孙成长满眼前，妻能管弦妾歌舞，自衿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愁苦。东邻少年安所知？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安知顦顇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
    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一股愤懑不平之气在高适胸中油然而生。但他最终没有自怨自艾，徒然悲叹，而是豪迈地看到：
    即今江海一归客，他日云霄万里人。
    求仕不成后，高适在长安滞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热情开朗的高适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与著名诗人王之涣的订交，是高适尤感兴奋的一件事。虽然王之涣比高适大十几岁，但他们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关于此，我们可从十年后，高适在一次拜访王之涣不遇的深深失望中，清楚地感受得到：
    适远登蓟丘，兹晨独搔屑，贤交不可见，愿吾终难说。迢递千里游，羁离十年别，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节。旷荡阻云海，萧条带风雪，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行矣勿重陈，怀君但愁绝。
    眼看求仕之事，一时间不大可能有个结果，高适决定回到宋中。这时，他的心情自然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现实挫折使他不能不失望，而另一方面，自小的磨难已培养起了他不轻易低头服输的坚强性格。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告别了朋友，依依离去：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向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斗志昂扬的高适初以为一到长安即可“屈指取公卿”，但临了才发现现实原来是如此黑暗：“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求仕不成，自己又只得再次回到“岁不登”、“未尝一日辞家贫”的穷苦生活当中去，因此，就不得不与“最相亲”的朋友话别：这样的磨难和打击下，自然“使我惆怅惊心神”。然而，顽强不屈的高适并没被这意料之外的挫折击倒，他仍如来时的豪迈坚定：“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年轻的高适大笑着来，又大笑着离去。当然，大笑声中，免不了志向难伸的那番酸涩与苦楚：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
    在宋中，高适又恢复了以往那种一边躬耕劳动，一边读书习武的生活。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高适外出游历，主要是在荆襄一带。出门时，有好友梁洽随同。对此，高适在后来哭悼梁洽的一首诗中曾提及：
    ……畴昔贪灵奇，登临赋山水，同舟南浦下，望月西江里。……
    但至于梁洽后来是否一直伴随高适游历荆襄，限于文献的缺失，则已不可知。
    到达江陵时，高适听说著名文士陈章甫作“史兴碑”，遂前往观看。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同观陈十六史兴碑》诗纪此：
    荆衡气偏秀，江汉流不歇，此地多精灵，有时生才杰。伊人今独步，逸思能间发，永怀掩风骚，千载尚矻矻。新碑亦崔嵬，佳句悬日月，则是刊石经，终然继梼杌。我来观雅制，慷慨变毛发，季主尽荒淫，前王徒贻厥。东周既削弱，两汉更沦没，西晋何披猖，五胡相唐突。作歌乃彰善，比物仍恶讦，感叹将谓谁，对之空咄咄。
    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秋，高适同朋友王彻依依告别，结束荆襄之游：
    归客自南楚，怅然思北林，萧条秋风暮，回首江淮深。留连愁作欢，或为梁甫吟，时辈想鹏举，他人嗟陆沉。载酒登平台，赠君千里心，浮云暗长路，落日有归禽。离别未足悲，辛勤当自任，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
    他仍回到宋中，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二、男儿重横行
    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零年），唐王朝东北边境的幽蓟（今河北北部）一带，爆发了唐与奚、契丹的战争。
    第二年，再也按捺不住一腔雄心的高适从宋中出发，途经相州、邯郸、巨鹿等地，奔赴幽蓟，打算从军边疆，为国效力。这时，唐王朝朝廷上下关于与契丹等外族是战还是和的意见纷纷，一时难以决断。在这点上，高适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主张面对外族侵扰，应该坚决还击；同时，他慷慨激昂地渴望能像汉代的李广那样横扫大漠、建功立业：
    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临此都，總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淮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
    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唐玄宗以信安郡王李禕为河东河北道行军副元帅讨伐奚、契丹。高适献《信安王幕府诗》：
    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庙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权。磐石藩维固，升坛礼乐先，国章荣印绶，公服贵貂禅。乐善旌深德，输忠格上玄，剪桐光宠锡，题剑美贞坚。圣祚雄图广，师贞武德虔，雷霆七校发，旌师五营连。……
    他希望能进入李禕的幕府，以从军立功，但并没得到李禕的响应。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幽州长史薛楚玉等五将率领精骑一完，同岂但可突干在渝关发生激战结果遭到惨败，士卒六千多人牺牲。高适听到消息，深感震惊和悲哀之余，也对自己不能投身军中非常失望和悲愤，而流露出退隐之念；但显然地，这种念头正从反面确证了高适从军立功渴望的强烈：
    一登蓟丘上，四顾何惨烈，来雁无尽时，边风正骚屑。将从严谷遁，且与沉浮绝，君若登青云，吾当投魏阙。
    这种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悲愤在《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中也有表现：
    北望沙漠垂，漫天雪皑皑，临边无策略，览古空徘徊。乐毅吾所怜，拔齐翻见猜，荆卿吾所悲，适秦不复回……
    这年冬天，情绪高亢而去的高适，不得不极其失望地又回到了宋中：
    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夫开。五将已深入，前车止半回，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唐玄宗下诏开制科试，令天下各州荐举贤才：
    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唰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
    高适也在其列，但是，却仍没能获得任用。不过，这时，他已经是个名扬四方的诗人了，这多少让他得到点安慰。
    在长安期间，他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名人，如颜贞卿、张旭等。他们常一起喝酒，醉了便毫无嫌猜地躺在一起大睡一气。对此，高适记叙道：
    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
    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他和诗人王之涣、王昌龄的交往。
    这天，天上下起了雪，虽然不大，但路上很快就泥泞起来，使行走变得极为艰难。而呜呜作响的一阵风来，吹得雪花直往人的袖子里、脖子间乱窜。
昔日繁华的长安大街上已经没有几个行人：这样的寒冷天气，人们大都躲在屋子里了。
    自然，一边烤着火炉，一边喝酒、谈天，是这种天气下最幸福的选择。
    因此，这家名为“秦楼”的酒店里人满为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酒店的一角，高适同王之涣、王昌龄就正一边围着火炉、畅饮美酒，一边谈着天，从他们中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来。
    这时，从门外陆续进来一群打扮艳丽的男女：原来，酒店为了给客人助兴，特意请了梨园子弟前来表演。
    走在最后的四个姑娘，更是美丽无比，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和大方气质。看得出，她们是这一梨园的台柱子。
    只见她们每人手执琵琶，开始唱起歌来，唱的都是时下特别流行的词曲。
    高适他们显然知道她们要唱什么。
    “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王昌龄在姑娘们唱歌之前，首先这样提议道。
    高适二人听他这一说，也来了兴趣：“好啊，赌什么？”
    “我们三人也称得上当今诗坛上的名人了，但一直没分出过高下，今天我们就来赌赌她们唱谁的诗更多，看看到底谁更有名。如何？”
    “哈哈哈。”高适、王之涣都大笑起来，连忙表示赞同。
    只听得第一位姑娘清声宛转地唱道：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哈哈哈，我的”。王昌龄异常得意，赶忙在背后墙壁上画了一道横线，以示他已有了一首。
    高适二人都含笑不语。只听得第二位姑娘又唱了开来：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拍掌大笑起来：“我的，一首。”一边也在墙上画了一道横线。
    说话间，第三位姑娘已唱开了：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未等唱完，王昌龄已大笑着：“又是我的。哈哈。两首。”一边在墙上又画了道线。
    一看前三首都没自己的份，王之涣倒也不慌：
    “她们唱的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我的嘛，乃属阳春白雪，自然不可让她们唱的。”
    一边说，他一边指着最后出场的、也是四人中最漂亮的那位姑娘道：
    “这位最漂亮的姑娘唱的肯定是我的。如若不然，我甘愿拜你们为师；假如唱的是我的话，你们可就得奉我为师啦！”
    这时，只听那姑娘唱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哈哈哈哈”，三人听了，不由一同放声大笑起来，一边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高适带着侄子高式颜失望地回到宋中。
    这年，有个从幽州回来的友人来见高适，把他所写的《燕歌行》一诗给高适看，请他指点。高适读了，一下就想起自己几年在幽州一带的所见所闻，不由感慨万端。 
    朋友走后，高适仍然久久不能平静。几口酒下去，诗兴大发，高适一气写成了他的又一首名篇《燕歌行》，这也是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品：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上，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这首诗作，一经传出，立即在当时诗坛引起轰动。之所以如此，正在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致。
    这首诗，比起以前的边塞诗来说，大大突破了那种以思妇缠绵相思为主的主题，而把出征的军容、军情的紧急、别离的悲怆、战争的酷烈等等统统熔为一炉；另外，此诗的思想感情极为复杂，既表现了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又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的极大痛苦的揭示；既颂扬了浴血奋战的战士的崇高精神，又批判了将军战争中犹帐前歌舞的荒淫腐朽。
    高适是个文武全才，他对战争往往有其独到不凡的见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这在他的创作中每每有所体现。如这首诗中，他就明确指出了当时边塞战争中的用非其人，而导致了战争的失利。
    不过，这首诗中，高适的总体情感是悲壮而不悲哀：战争固然艰苦，军中固然也有丑恶的现象，但诗人从战争中体验和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奋发高亢、浑厚沉雄的情感基调，这就使全篇呈现出一股昂扬之气势，刚劲之骨力，而在诗歌史上占据有崇高的地位。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高适定居宋城。这时的宋城令是房琯，他很欣赏高适的文才，因此，他们二人常在一起交游，或游山玩水，或饮酒赋诗，极尽其乐事。高适曾有诗记之：
    隐隐春城外，蒙胧陈迹深，君子顾榛莽，与言伤古今。决河导新流，疏径踪旧林，开亭俯川陆，时景宜招寻。肃穆逢使轩，夤缘事登临，忝游芝兰室，还对桃李阴，岸远白波来，气喧黄鸟吟。因睹歌颂作，始知经济心，灌坛有遗风，单父多鸣琴，谁为久州县，苍生怀德音。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零年），高适北上，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去时，正碰上相州刺史张嘉祐为南朝周时的尉迟迥立庙建碑。深有感触的高适为此赋诗一首，云：
    周室既版荡，贼臣立婴儿，将军独激昂，誓欲酬恩私。孤城日无援，高节终可悲，家国共沦亡，精魂空在斯，沉沉积冤气，寂寂无人知。良牧怀深仁，与君建明祠，父子俱血食，轩车每逶迤。我来荐蘋蘩，感叹兴此词，晨光上阶闼，杀气翻旌旗。明明幽冥理，至诚信莫欺，唯夫二千石，多庆方自兹。
    第二年，高适南下，在淇上（今河南汲县）寓居。在淇上的这段时间，高适过得很闲适自在，好象复返自然之境的陶渊明一样潇洒超越，这从当时他的大量的诗作中可以见出。如《淇上别业》云：
    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庭鸭喜多雨，邻鸡知暮天。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原田，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
    不过，这种看似潇洒、超脱的背后，其实是报国无门的深深无奈：
    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鹤？
    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秋天，高适又来到滑台。在路上，他创作了《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仍然表现了那种既耿耿欲求济世，却又无路，而故作达观、洒脱的复杂心理。所以，其中既有“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的苦闷与牢骚，又更云：
    皤皤河滨叟，相遇似有耻，辍榜聊问之，答言尽终始：一生虽贫贱，九十年未死，且喜对儿孙，弥惭远城市。结庐黄河曲，垂钓长河里，漫漫望云沙，萧条听风水。所思强饭食，永愿在乡里，万事吾不知，其心只如此。
    天宝三年（公元七四四年）是高适生命中，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特别大书一笔的一年。这年，高适同李白、杜甫会面了。历史上的三位大诗人的聚会，为那个隐患重重的年代，书写了明朗的一页。
    杜甫晚年创作的《遣怀》诗，曾回忆到这一盛会：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三位大诗人一起登吹台，游单父，访古琴台，纵猎孟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适的《同群公秋登琴台》诗正写于此际：
    古迹使人感，琴台空寂寥，静然顾遗尘，千载如昨朝。临眺自兹始，群贤久相邀，德与形神高，孰知天地遥？四时何倏忽，六月鸣秋蜩，万象归白帝，平川横赤霄，犹是对夏伏，几时有凉飚？燕雀满檐楹，鸿鹄抟扶摇，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兀然还复醉，尚握樽中瓢。
    几个月后，高适同李、杜二人告别，独自东游淮、楚一带，先后历经酂县、谯郡、符离、彭城、灵壁、徐县、盱眙、淮阴、山阳等许多地方。一路行游，一路的不遇感仍时时使高适伤感不已，他的《东征赋》即是抒写这一感慨的。
    辗转来到齐鲁一带，已是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这年秋天，他与李白、杜甫二人再次相会、同游于齐鲁，直到秋末才分别而去。
    在东平期间，高适听说河南、睢阳、淮阳、谯等八郡遭遇水灾，热切地向朝廷提出开仓廪、罢田租等赈灾措施，但未被统治者采纳。高适在其《东平路中遇大水》一诗中，表达了他的这番对灾民的同情与对统治者的失望与忧愤之情：
    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鸿洞涵田畴。指途适汶阳，挂席经芦洲，永望齐鲁郊，白云何悠悠？傍沿钜野泽，大水纵横流，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室居相枕藉，鼃黽声啾啾。乃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着，野老生殷忧。圣主当深仁，庙堂运良筹，仓廪终尔给，田租应罢收。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
    天宝五年（公元七四六年）夏，北海太守李邕因从孙李之芳在济南任职，遂来到济南。他早听说高适诗名，便盛邀高适做客。高适也因此来到济南。不久，又随同李邕回到北海。
    高适跟随李邕，不过是为了求得重用，实现自己长期来的济世抱负，但他终于还是失望。于是，高适只好在第二年夏天，又回到了睢阳。

    三、君怀生羽翼
    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唐玄宗下诏开“有道科”。已经五十岁的高适在睢阳太守张九皋的荐举下，冒着烈日，前往长安赴试：
    诏书下柴关，天命敢逡巡，赫赫三伏天，十日到咸秦。
    这次，高适总算没有失望：他终于中第了。然而，在授官上，高适却又一次失望了：他被授予的不过是一个封丘尉县的官职。
    怀着极度失意、落寞的心情，高适在这年秋天，踏上了赴任之路：
    可怜薄暮宦游子，独卧虚斋思无已，去家百里不得归，到官数日秋风起。
    另一方面，尽管只是个小小县尉，但终于摆脱了躬耕垄亩的生涯，走上了仕途，也算是朝着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迈出了第一步，故这时的高适又免不了有其昂扬、兴奋的一面：
    忆昨相逢论久要，顾君哂我轻常调，羁旅虽同白社游，诗书已作青云料。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幸逢明盛多招隐，高山大泽征求尽。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犁牛钓竿不复见，县令邑吏来相邀。远路鸣蝉秋兴发，华堂美酒离忧销，不知何时更携手，应念兹晨去折腰。
    到了任上的高适，过得并不得意。以他耿介、高洁的性格，对于每天必须逢迎上司的做法，他极难适应和忍受，而看着同僚们对普通百姓的那种粗暴、蛮横态度与行为，也常让高适极为愤懑和无奈。这时，他又禁不住念起躬耕垄亩的生活来了：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祗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须应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唐王朝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屡屡大败，损失惨重：鲜于仲通攻南诏，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击大食，大败，死伤略尽；安禄山讨契丹，大败，几乎全军覆灭。这种连败，直接导致了后方征兵工作的繁忙和紧要。这年冬天，高适奉命送兵到蓟北：
    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
    在蓟北，亲眼目睹安禄山等人胡乱用兵，隐败冒功丑行的高适，非常愤慨，对唐王朝的边疆政策和军事策略也极为失望：
    星高汉兵骄，月盛胡兵锐。沙深冷陉断，雪暗辽阳闭。亦谓扫搀枪，旋惊陷蜂虿。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画龙俱在叶，宠鹤先归卫。
    从蓟北回到封丘，高适越发对县尉的职务和生活厌恶不已，不久，他便辞去了封丘县尉之职，弃官来到长安，准备重新寻找机会。
    这次在长安，他又同杜甫相遇了。此外，他还见到了另外的许多著名诗人，如崔颢、储光羲、岑参、薛据、綦无潜等，同他们之间频繁的交游，使高适得以暂时忘掉仕途上的不得意，以及对唐王朝腐朽黑暗政治的忧愤之情。这年秋天，他们一起登上慈恩寺塔，每人皆有诗纪之。高适写道：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忻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由于河西节度判官田良丘的举荐，高适来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下担任掌书记之职。能够充任这一十分重要的职务，高适非常兴奋，他感到实现自己几十年来宏伟抱负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因此，赴任路上，当他经过历来“遥望秦川，肝肠断绝”的陇山时，高适感受到的不是愁苦和悲伤，而是一份得意之情：
    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
    高适跟随着哥舒翰在边疆战争中接连取得唐王朝久违的胜利，反映到其诗歌创作中，便是对这种胜利的积极歌颂和肯定。其《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写道：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杨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威棱慑沙漠，忠义感乾坤，老将黯无色，儒生安敢论？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唯有关河眇，苍茫空树敦。
    其《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诗亦云：
    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宁知鞍马上，独有登临事？七级凌太清，千岩列苍翠。飘摇方寓目，想像见深意，高兴殊未平，凉风飒然至。拔城阵云合，转旆胡星坠，大将何英灵，军官动天地。君怀生羽翼，本欲厚骐骥，欸段苦不前，青冥信难致，一歌阳春后，三叹终目愧。
    九曲之战后，由于“军中无事”，将领多沉溺于“饮食宴乐”当中，而不思积极的边防准备工作，这使高适既感忧虑，又不无失望：
    幕府日多暇，田家岁复登，相知恨不早，乘兴乃无恒。穷巷在乔木，深斋垂古藤，边城唯有醉，此外更何能？
    这种情形下，高适想到另谋出路的问题。这时，朝廷派的窦侍御来到河西。高适很想通过窦侍御换个地方，他在赠给这位窦侍御的诗中，热切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
    人幽宜眺听，目极喜亭台，风景知愁在，关山忆梦迴。只言殊语默，何意忝游陪，连唱波澜动，冥搜物象开。新秋归远树，残雨拥轻雷，檐外长天尽，尊前独鸟来。常吟塞下曲，多谢幕中才，河汉徒相望，嘉期安在哉？
    在另一首诗里，高适也写道：
    白露时先降，清川思不穷，江湖仍塞上，舟楫在军中。舞换临津树，歌饶向晚风，夕阳连积水，边色满秋空。乘兴宜投辖，邀欢莫避骢，谁怜持弱羽，犹欲伴鵷鸿。
    此外，高适还给平原太守、故交颜真卿写信，但都没有结果。
    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十一月，唐王朝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安史之乱”爆发了。很快，叛军就攻陷了河北、河南、洛阳等地。这年初冬，高适由河西返回长安，被拜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
    天宝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六月，由于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唐玄宗逼使哥舒翰由潼关出战，结果导致大败，哥舒翰也被叛军俘虏。潼关失守。
    高适西奔长安，向唐玄宗建议“请竭禁藏募死士抗贼，未为晚”，但没被采纳。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而奔蜀。高适又追到河池（今陕西凤县），上《陈潼关败亡形势疏》，同时极力劝解唐玄宗取消以诸王分镇各地的策略，认为这又容易导致割据局面的再次出现，但仍没被听纳。
    七月，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十一月，出镇江陵的永王李璘擅自引兵南下，图谋割据东南。
    十二月，唐肃宗任命高适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平李璘之乱。高适渡淮之前，先“移檄将校，绝永王，俾各自白”。这一办法十分奏效，很快，李璘的部属就土崩瓦解了。到第二年二月，李璘败死，叛乱得以平息。
    成功平息叛乱后的高适，正当豪情万丈，准备“即当总统将士”，向安、史叛军进攻时，却由于宦官李辅国厌恶其“负气敢言”，屡屡在唐肃宗前恶意中伤、诋毁他，导致唐肃宗最后罢免了他的兵权，而左迁东都太子少詹事。这一事件，宛如一瓢冷水当头泼下，使高适极为愤懑：
    拥旄出淮甸，入幕征楚材，誓当剪鲸鲵，永以竭驽骀。小人胡不仁，谗我成死灰，赖得日月明，照耀无不该。
    这在事业已见起步的高适人生路上，可说是一次颇大的打击。这充分表现在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高适赴洛阳之任的路上所创作的诗文当中。如在睢阳写的《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一篇，即有明显的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垒块的意图：
    呜呼，我辞淮楚，将赴伊洛，途出兹邦，悲缠旧郭。
    情感异常凄凉、悲痛。
    行至大梁，高适创作了《古大梁行》，也蕴涵了浓烈的感伤情绪：
    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一千里。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余草木根。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侠客犹传朱亥名，行人尚识夷门道。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
    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三月，唐军在相州同叛军史思明发生激战，遭到惨败，形势猛地急转直下。高适也不得不随着留守东都的各级官员仓皇奔逃到长安。五月，高适被任命为彭州（今属四川）刺史。朝见过唐肃宗后，高适怀着极为失落的心情踏上了入蜀之路：
    峭壁连崆峒，攒峰叠翠微，鸟声堪驻马，林色可忘机。怪石时侵径，轻萝乍拂衣，路长愁作客，年老更思归。且悦岩峦胜，宁嗟意绪违？山行应未尽，谁与玩芳菲？
    这年年底，大诗人杜甫也来到了成都。高适在蜀中任职的几年里，除了给予杜甫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照顾外，二人还经常在一起诗文酬唱，往来赠答不断，由此更为加深了彼此的情谊。高适《赠杜二拾遗》诗云：
    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外复何言？
    在蜀中期间，身为地方长官的高适，更为关心现实社会生活：他既“心怀百忧复千虑”于国事日非，又对蜀中人民“赋税如山崖”的困苦生活感到“忧思郁难排”。因此，这期间，高适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理政上面。如何解民于“倒悬”成为他最为关注的事。
    同时，治军平叛也是高适蜀中期间生活的重要内容：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平梓州（今四川三台）段子璋乱；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平剑南徐知道乱等，都显示了高适卓越的军事才能。这对稳定蜀中、从而极大地支持了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显然是功莫大焉。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高适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这时，“安史之乱”已基本平息，而吐蕃又乘唐王朝乱后未稳之机，四处侵扰：在北方，攻陷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进而又攻入长安，焚掠一空而去；在南边，则是进攻西川。高适虽顽强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接连丢失了松（今四川松藩）、维（今四川理蕃）、保（今四川理蕃新保关）等地。
    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正月，朝廷以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把高适召回京城，封任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而又封为渤海县侯。于此，高适仕途事业一时之间达到了顶峰。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志得意满的高适逝世于长安，享年六十六岁。

    四、方驾曹与刘
    高适既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又是仕途得意而至于封侯的朝廷大员，所谓“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这使他的影响在当时特大：在诗坛，在政坛无不如此。也正因这两种身份的兼而有之，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特定的风貌和品格，而影响到当时及后世。
    一生汲汲于功名，而终至成功的经历，使高适诗歌当中无论何时总有一股昂扬之气，凸现着诗人始终未曾放弃的理想与热情。在得意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高适的遭际可谓坎坷不平，屡遭打击，但他却从未有过放弃之心，决绝仕途之意，反映到创作上，就使其诗歌既有忧愤、悲愁之风，却又难掩一种壮怀激烈、慷慨苍凉之气，从而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悲而壮的审美风格。
    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
    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
    其《宋中十首》有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而这种悲凉感伤的情绪背后，却是耿耿的昂扬坚贞之气，如《寄孟五少府》：
    秋风落穷巷，离忧兼暮蝉，后时已如此，高兴亦徒然。知君念淹泊，忆我屡周旋，征路见来雁，归人悲远天，平生感千里，相望在贞坚。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殷璠《河岳英灵集》称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而杜甫更把高适同曹植、刘桢相媲美：
    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
    从时间上看，高适的创作主要是在遭际坎坷时期，而至其仕途畅达的最后十年，他的作品并不多。
    就题材言，高适之诗，影响最剧者，当为其边塞诗的创作。从中，或写从军的豪情，或抒发士卒久戍不归的苦闷，或倾诉对边患的忧虑，或批判以和亲绥靖对付凭陵入侵的政策，或反对穷兵黩武，或表达民族和睦、息战务农的愿望，或描绘塞外的风景等等，不一而足。在反映边塞生活的深刻、全面一点上，高适大大超过了前人。他总能以其如椽之笔，把边塞战场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熔铸在一首诗当中，表现出极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就诗体言，高适在七言歌行的创作上，成就尤大，影响尤深。如其《行路难二首》、《邯郸少年行》、《别韦参军》、《燕歌行》、《封丘县》、《古大梁行》等，与初唐婉丽的七言歌行相比，已完全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格调沉雄激昂，题材也更为广泛，使这一诗体能够完全成为反映深广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武器。
    后人对高适在七言歌行上的成就也一向称道有加。司空图称，“看诗逸迹两师宜，高适歌行李白诗”，把高适同李白并提，足见高适七言歌行在唐代的影响。明代胡应麟也说高适七言歌行是“铁中铮铮者”。清人叶燮则谓高适“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无可遗议”。近人宋育仁的评价更高，他认为，高适七古“苍放音多，排奡骋妍，自然沉郁，骈语中独能顿宕，启后人无限法门，当为七言不祧之祖”。这些都足以说明高适七言歌行的成就和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影响所在。
    高适诗歌的影响，不仅是在国内，而且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被翻译为朝鲜、越南、英、法、德等文字，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学发生深刻影响。在一九七八年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的《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中，就有詹玛丽著的《高适》一书。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