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又到了秋收秋种的季节，水稻、黄豆、绿豆、芝麻等秋庄稼收割登场了，山芋也都收完分净了，经过精耕细耙，小麦等越冬作物也都种上了。秋收秋种结束了，该上交的公粮也都拉上了公社的粮仓。这时候西北风一个劲儿地猛刮，天儿也冷了。紧接着就是年终分配，而冬春水利建设也就开始了。这年的年终分配社员们还是比较满意的，无论是口粮还是柴草都比往年分得多，工分值也有了一些提高，分配兑现后社员们手中也有了几个零花钱。这年队里的黄豆收成也不错，队委会商量着将黄豆送去轧了油，豆饼给队里的大牲口增加营养，油分了一点给社员，留下一点给上河工的人烧菜用。因此这个结果社员都很满意，直到两、三年后我再回这个队时，社员们仍然念念不忘。

可是，我的队长生涯也走到头了。记得那时我的胃有了问题，医生诊断是胃溃疡，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氢氧化铝。也许我也得罪过一些人，尤其是大队干部。比如几次堵住睡懒觉的大队干部，我们收了早工我却恰好看见他睡眼惺忪的从屋里出来（而且是从房子里面搬门出来，从屋外看门是锁着的）。那个民兵排长也是有来头的（县里有个当官的亲戚），他不好好干活、不能起带头作用，我也叫他难堪过，甚至当场抓住他在地头大睡。这样，大队就借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改当会计，让一个小我两岁的男知青，我的学弟，接替我当队长。学弟当队长的时候时恰好河工开始了，他带了队伍上河堤，我在家主持队里的其他工作，同时作他的后勤部长，给他们供应粮油、柴草。由于当年收入还可以，所以也常有大米猪肉供应，上堤的人比较满意。可好景不长，不久，学弟就被抬下堤来，因为干得太苦，累坏了腰，人整个瘫下来了，无法站立。他的腰本就不好，曾经被马踩过，这下就更是雪上加霜。其实原因很简单，队里的小伙子对他当队长不大服气，干活时硬是和他摽着劲干，硬是把他给累趴下了。我很后悔，如果我带人上河堤，一定不会这样，队里的小伙子们一定不会和我摽劲。这样，我这位学弟的队长也只干到1976年的春天，我的会计也差不多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就结束了。大队部让我当了通讯报道员，这样我又回到15队，开始了在农村时的、难得的、专门从事舞文弄墨的生活。

我记得在三队当队长时还拆散了一桩姻缘。我的一位学兄，不知怎么地有了一位“小芳”。当时他们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这位男同学经常住在“小芳”的家里，当然一日三餐也在那儿。“小芳”是个独女，深受父母宠爱，她的堂哥堂嫂们也常拿学兄开玩笑，有时他在如厕（农村的厕所就是用秫秸围起的简易茅房），她的嫂子们居然会把他从厕所中拉出来，常常使他狼狈不堪。那时有很多知青先后走了，大队剩下的知青已不多，如果先前是为了寻找刺激或是寻找安宁和寄托，这早已成为过去了。那年夏天，他的父母来看他。他的母亲与我同住，两位老人也在我这儿吃饭，他们两位跟我谈起这烦心事儿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儿子都能接受这位“小芳”那就算啦，早点结婚就是啦；如果不愿意，那就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是“小芳"追得紧,得想个办法。现在要不动声色，突然离去，让她无处寻找。
    后来他们一家听从了我的建议，在我和另两个同学的掩护下逃离了苏北，逃离了曾让他眷恋过的那个“家”。记得当时他走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行李也没带，只随身带了一个黄书包，里面是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他的行李都在（“小芳”家里了）。“小芳”一直追到三岔河边，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说你别走，我请你妈妈帮我织件毛衣。这位男同学只好骗她，我只是到县城办点事，过两天就回来。另一位同学则说，毛衣就不要麻烦老人了，我来帮你织吧！就这样这位学兄“逃”离了“小芳”的追求，“逃”到了另一个苏北小县城。恢复高考后他从那里考到了华东水利学院，以后又多次到国外援助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这么多年我和他还有点联系，隐约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听说，他的儿子已到美国求学、工作，家庭生活比较和谐。前些日子，我还听说，他的“小芳”曾经到城里找过他，对那段初恋已经不以为然，日子过得也还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