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插队的第六个年头，我当了生产队长，那一年我24岁。说起当生产队长，也许有不少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长几岁的老知青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一个女孩子当生产队长，这却是少之又少的，当初在我们公社，我是唯一的一个。

听说，本来是要我去当民办教师的，我的“秀才”之名，在这方圆几十里还是小有名气的，就连下象棋，那些男知青和生产队里的老农也多半不是我的对手。可不知为什么，民办教师的位子归了别人，却让我当了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和大队主任一本正经地找我谈话，说：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队，生产一直搞不上去，社员们的意见很大，需要你这样的知青去改变面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而且，你不是孤军作战，还给你派了两个帮手，一个会计一个政治干事。我一打听，毫无例外，都是女孩子，小会计还不到20岁，政治干事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就这样，我就要走马上任了。

无论如何，心里还是敲起了小鼓：对那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黄毛丫头当生产队长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也是史无前例的，社员们能买我的账吗？听说那个队的情况很特殊，被称为穷队富社员。这个队离公社所在地不远，队里有不少户都是干部或工人家属，他们的丈夫或子女大多是县城机关、工厂或公社的干部或职工，他们从不缺钱花，都是让人羡慕的主儿。当然，普通社员占多数，有的人家里穷得五、六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一年也吃不上一顿肉。怎么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时候，我的老队长成了我的主心骨。老队长杨道行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的老党员，当年他的枪法准，对敌斗争坚决，名震十里八乡。解放后，领导本来是分配他在省城南京工作的，可是因为文化不多，过不惯舒适的城市生活，他选择了回乡务农，当了一辈子的生产队长。他嘱咐我：“不要胆怯，事在人为，只要你想做，你就一定能跳起这副担子，只要你没有私心，你就一定会得到社员们的拥护。”他还将我将要去的那个队的自然情况向我做了简要地介绍，岗地有多少，湖地有多少，哪些社员是老把式是可以依靠的，哪些人要加以注意。带着老队长的鼓励，我真的走马上任了。

我和我的两个搭档去六、七里外的三队上任。记得初到那个队，我就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原来社员们抱有一种不信任：黄毛丫头也想当生产队长，也能抓生产，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也是从未有过的。一群社员围住我，一个四、五十岁的男社员指着场边的一块地问我：“队长，你看这块地有多大啊？”我目测了一下，根据经验估计这块地大约有8亩左右。我说：“8亩左右。”那社员说：“7亩8分，嗯，差不离！”接着又有人指着一笆斗玉米问我：“队长，这笆斗玉米多重？”我说：“不到50斤吧，一笆斗绿豆80斤，一笆斗小麦60斤左右……”接着他们又问我：这个队有多少土地，南湖的地适合种什么，岗上的地又适合种什么？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围观的社员有的在频频点头，看来这场考试我是通过了。

真应该感谢15队的老队长，有很多知识都是他教给我的，在我上任之前我认真请教过他，包括那个队的自然情况、土地情况等等。因此我才在这次的考试中没有败下阵来，社员们说，看来她也许还有两下子。这样我的队长生涯就正式开始了。我的生产队班子，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我带去的会计和政治干事外，还有一位政治队长，这是一位复员军人，党员，家里很穷，到了75的年春天，他家几乎揭不开锅了。另一位复员军人是民兵排长，也是党员，但家里比较富裕，还有亲戚在县里当干部，在队里可算得上一户。还有一位副队长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显然，政治队长是我应该依靠的对象，为了帮助他渡过难关，我将自己家的玉米和山芋干送到他家，当然，这也是为了他能够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开展工作。会计是我带去的，虽然年龄不大，但人很不错。同时我早就打听过，这里的几个老农生产上有一套，什么农活都难不倒不说，还有很多好经验。于是我常到他们那里串门向他们请教，他们也教了我不少东西，给我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其中有一个老农更为可敬，他家非常穷，一年中有两个亲人相继去世，一人带三个孩子生活。我能给他的帮助只是在逢年过节是给他买了一点肉和糖，但是他在干活时却拚了命。

这个队的底子是真薄，仓库没有多少余粮，也没有可用的积累，甚至连耕牛也没有几头。那年的冬天，因为队里的大牲口较少，恰好远在响水的军马场淘汰了一批军马，公社拨给我们队一匹退役的军马，必须到响水去选。路途远很辛苦，那个老农是唯一懂马的，但是他已经60多岁了，可他还是坚持去了。回来的时候他为了给队里省钱，硬是不坐车，陪着军马步行，待他到家时人已经累瘫了，又冷又累又饿，却把军马好好的带回来了。当时我们几个队干部都非常感动。
在这些队干部和老农的支持下，队里的劳动和生产正常地开展起来了。  

 由于向老队长和三队的老农请教了不少，加上平时我也知道留心观察思考，向行家请教，在生产的安排上我也算是得心应手的，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什么地块该种什么，那是不会出错的，关键是人，是如何指挥好对里的劳动力。当然用好骨干很重要，队里的技术活要老把式去干，这已经不成问题。但是还有许多活儿，如锄地、栽山芋、割麦、插秧需要大家去干，尤其是一些妇女。由于这个队干部家属、工人家属多，有不少人不愿意干，其他人又看着她们，这就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影响了出勤率。面对这样的情况除了做思想工作外也得要“骂”一“骂”。我说：你们不去干活指望谁干，你们不愿意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吗？告诉你们，我不干，国家每月补我38斤口粮，还全是大米、白面，你们呢，不好好干活，收不到粮食，只能喝稀饭，也许稀饭都喝不到，只能喝西北风。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后来只要我喊她们干活她们没有不干的，有时跑很远她们也去，记得一次在8、9里地以外栽山芋，为了把活一下干完，我们从天蒙蒙亮一直干到小广播响（大约11点多），没有一个叫苦叫累，也没有一个要提前回去的，有的妇女还有吃奶的孩子。我那时根本也想不到照顾她们，现在想来也许有些过分。
     当队长也要经常开开社员会，开始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少不了还有点紧张。当学生时演讲的机会很少，记得小学时，一次参加朗诵比赛，一紧张忘了词，灵机一动敬了个队礼就下了台，别人也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可开社员会可要跟社员面对面，总要说出个一二三。开始我认真准备，把上级的精神、队里的安排一二三讲得很明白，觉得讲一遍、讲清楚就行了。可是结果事与愿违，他们还是不明白。后来我明白了，给农民开会一个问题讲一遍时不行的，你得多讲几遍，要反反复复地讲，要有一份耐心。后来我再开会，就有了经验，罗罗嗦嗦能讲一个多小时，也再不会紧张或者没有话说了。

然而，以后我也曾遇到很多事情，也干出了许多别人不敢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