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老队长的信任，在十五队我当了一段生产队的炊事员。因为老队长相信知识青年绝不可能多吃多占，有公心。那个时候，生产队夏秋大忙时要开伙烧大锅饭，向全队的男女老少免费供应午餐。我就在这时上任了。

平时烧惯了自家的小灶，烧大锅饭对我也真是个考验。40张的大锅，200多口人吃饭，烧干饭时，淘了左一篮又一篮的米，倒进锅内，放好水点火就烧，等烧开了，得搅和匀了，尤其得兜底铲，否则不是容易把饭烧糊，就是哪里还有点夹生。无奈，我只好站到锅台上，用铁锹权当锅铲，像搅拌泥土一样把过的的饭兜底铲上来，再把它搅拌匀乎了，然后再盖上锅盖小火闷着。往往搅拌完了，我已经是大汗淋漓，而且感觉铲米饭真还不如铲泥巴来得爽快。饭烧好了，还得烧上一锅面油汤，无非是几滴油花，一把菜，再掺和上点面粉，洒上一把盐。完了得把烧好的饭送到地里，当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是做米饭，由于苏北这地方不盛产稻米，更多的时候是没米可做，只有小麦面。这里的农民喜欢吃面食，尤其是烙饼。可烙饼得要锅上一把锅下一把，既要翻饼、擀饼，还得烧柴火。我觉得忙不过来，就改蒸馒头，一斤面粉蒸两个，每人发两个。馒头上了锅大火得烧一个多小时，蒸出来的馒头雪白松软，口感甚好。为了掌握好时间，不至于蒸的时间太长，把馒头蒸成铁疙瘩,农民也教了我一个好法子，将一小团面放在小盆儿里放上水，待面团儿漂上来了馒头就好了，万无一失。

除此以外，不是大忙季节时，小河工的饭也归我，这样的饭食就须精致些，有汤有菜。和我一家的一个同学也在河工上，他是无锡人不喜欢面食，我会单给他送米饭，还会另给他加点菜，煎个鸡蛋什么的。但是，当火头军也很苦，往往把饭烧好自己已没有胃口。记得将饭送到地头，我什么都不想吃了，只把小锅或大碗伸到河里舀上满满一锅水，一饮而尽。这样的时光可能持续了近一年。

1974年秋天，大队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要我到三队去当生产队长（我听说原本是想让我去学校当老师的），我惊异不已，不知他们为什么要知青当队长，而且还是个女知青。经过了解，原来那是个谁都搞不好的队，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谁都没有好下场。三队离公社所在地仅三、四里路，队里有五、六十户人家三百多号人口，其中有十多户人家有人在县或公社的机关和工厂上班，有一个还在南京3521厂，还有一个大队副主任。因此这个队号称穷队富社员，管理难度很大。当时大队给我组织了一个知青班子，除了我，还派了一个女会计,她是9队下放户的女儿小欧，还有一个是14队的女知青小李，去当政治干事（这个人毫无能力，却又喜欢吹牛和炫耀，插队之初她曾到处向社员宣扬她父亲是23级干部，我们就跟社员说他的那个干部比抹布还要多。），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回自己队里去了。我们这个班子还有一个政治队长，是个党员，复员军人，家里很穷，人很老实。还有一个民兵排长，也是党员，复员军人，不过人很奸猾，也很懒，我当了生产队长后没少治他。他的老婆人很好，非常勤快，怀孕已足月还在不停的劳作，后来过了预产期还是不生。有一天，她在地里割草，忽然肚子痛，送到医院后，小孩别说顺产了，剖宫后已成死胎。原来是她长期劳作，尤其是蹲着割草，小孩早就被窝的憋死了。这也是懒人的报应，却苦了那位贤惠的妻子了。还有一个副队长，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跟那个民兵排长走得近，也是个懒鬼，我也没让他好过，但后来他毛病也改了一些，毕竟他不是党员也没当过兵觉得自己的腰杆不壮。惨的是他连生了三个孩子都让老婆捂死了，我在队里时他家正好生了一个儿子，他请我给他的儿子起了名字，我给他开了申报户口的证明，谁知等他报完户口回来，儿子又没啦，毫无疑问，又是捂死的！他的婆娘是天下最笨的女人。妇女队长有没有，是谁，我都记不得了，即使有也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是我们的班子成员，一场新的考验摆在了我的面前。生产队长不像其他的主儿，得给老百姓饭吃，到年底，没有收成，没有粮食分，没有柴草分，没有点零花钱，那是无法向社员交待的。我感到了担子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