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angtse.com/epaper/images/2007-03/22/1174493742015YZA47322C003_b.jpg 　　《江宁织造与曹家》 　　周汝昌 　　严中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少小时，一见“六朝金粉”、“江南佳丽”、“晋宋风流”、“乌衣门巷”……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句，便引起我童幼心灵的无限神驰意远的情怀。稍长，略涉中华文史艺术等众多方面的事迹，方知南朝建业金陵，乃是我们炎黄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个性奇特的史地亮点。从此，对南京之地结下了一段“文缘”。但我身不在南京，夙愿难酬，必须在南京朋辈中请来一位得力同心之友帮我，方可有望于成。回顾一下：自1983年我在南京开会时首倡此议之后，一直是在与好友严中的协作下不懈努力，从而使大业不难功成志遂矣。

　　无独有偶：“萱瑞堂”的考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趣——回忆这个考证的线路历程，最先引起极大兴趣的由鲁迅先生《小说旧闻钞》得见清人笔记中叙及康熙帝南巡驻跸织造署而称曹寅母夫人孙氏为“吾家老人也”。此断非一般常语，于是力求此段史事的根源，终于查知本出冯景《解舂集文钞?御书萱瑞堂记》。但何以尊为“吾家老人”？仍不能深解。最后，又得邓文如（之诚）先生的指点，方于《永宪录》中获得孙氏夫人实为康熙幼时保母（抚育教养嬷嬷），是康熙幼失生母、视孙夫人为实际慈母的特殊感恩思想，表现于一个三字大匾之中！而这一发现，方是全部“曹雪芹家世史”的惟一重要大关纽——不知此故，则“红学”、“曹学”的一切都流于浮光掠影，似是而非。

　　且说康熙帝为何这次巡幸江宁特与孙夫人题写萱瑞之匾额，原来契机全在一个“孝”字上——他是同时为明孝陵题以“治隆唐宋”大碑的，这个“孝”就触动了他的思绪：他见织造署内当年“嬷嬷爹”曹玺手植楝树，故尔曹寅亲筑楝亭以申其念父之孝思，于是他也就想到拜见老嬷嬷孙夫人，是“吾家老人”，恩同慈母，这才又展大笔御书，乃是以“萱”对“楝”，内有亲情、外可借“萱”“以孝治国”的美德佳话！——我们“考证派”，考的什么？证的何事？于雪芹红楼何干？自然可以意会、领略；中华古旧的历史实情真况，都是怎么样的？也自然会有人读了这些、毫不感兴趣，索然漠然——那就另当别论，不必勉强人家来为此等陈言旧迹浪费心神了。

　　对于江宁织造署与府的曲折关系，严中的考证是最为出色的，有了这种硬证，原先的错觉误说都可以成为陈迹而不必再有纠纷了。由这一例也足以说明：事实真理，在湮没或错乱之间不为人知，都有赖于考证的功能，解纷排难。

　　所以，严中老友的织造署、府之详考，正是又一绝好的示例。

　　我们在“考证”曹雪芹的有关事迹上做了这么一点工作，虽经努力，深知治学之事岂同容易，岂敢以“专家”自居！然而就是这有限的所能，幸而解决了一些基本性问题。至于“悟”之一义，也在《御书萱瑞堂记》上有了新的领会：康熙帝为报母恩，赐以“萱瑞”之名，是运用古诗典故，象征不忘母恩，而《记》中所云，“会庭中萱花开”，却是“假话”，因萱草抽茎开花始于五月，而康熙帝第一次驾临江宁，时在四月初十，节气还差了将近一个月的距离，那时岂有“萱花开”之理？乃知这无非是文人臣下对皇帝的设言，渲染点缀，故“神”其说罢了。

　　《萱瑞堂记》的核心，只在颂扬皇帝的孝思，所谓萱者借题设景，有实有虚——孟子说过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是教人尽废书不观，而是提醒人，书上明文，也需要加“考”求“证”，方是治学的必循之正路。

　　我们这册小书，旨在抛砖引玉，唤起南京以及全国广大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可为海内外前来观光朝拜者作参考佐助。 （本文有删节）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