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析明安國所藏“石鼓文”北宋拓本之真偽（陳榮清）
(2013-07-14 22:54:15)（初稿）明安国所藏《石鼓文》北宋拓本之辨析
石鼓文自唐初被发现以来，拓本之辨是学者们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石鼓文的学者，有的未见过十件石鼓原件，有的未见过原石拓本，更未将原件和所见各种拓本进行仔细认真的研判和解读，多是依据典藏古籍文献而度之，对古籍文献中一些相互矛盾或以讹传讹的信息也未加辩证。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有学者认为，明安国所藏《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下文简称“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
最早提出“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的，是安国本人；最有影响、最权威认定“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的，则是郭沫若先生（下文简称“郭老”）的《石鼓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一版，下文简称“郭书”）。在没见到“安国三拓”原拓之前，我们只能从现存文献“郭书”中对“安国三拓”作间接了解。
2006年4月4日、5日，在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日本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笔者有幸亲眼鉴赏了由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下文简称“三井”）送展的“安国三拓”原拓局部（见附图一）和由三家主办单位联合署名出版的《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中由“三井”提供的“安国三拓”部分图版（见附图二）。在“三井”送展的拓本中，“先锋本”的原拓本展有“速、君、子、止、求、牸、角、寺、兹、以、寺、吾；天、走、马、鸡、其、一”等字，送展的印刷品中，有“ 吾、既 、君、子、员、猎、员、游、鹿、”等字。“中权本”、“后劲本”的原拓本均展有“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等字（对“三井”送展的“安国三拓”原拓样本为何只展局部几字的质疑，笔者另作探讨）。2008年6月，笔者又购得日本二玄社法帖彩色影印的“安国三拓”。
不可否认，“安国三拓”是至今为止国内外有关《石鼓文》拓本中保存字数最多的拓本，最古的拓本，最好的拓本。但“安国三拓”是否就是“北宋拓本”呢？笔者经过认真解读“三井”提供的原拓局部和图版，对照日本二玄社法帖彩色影印的“安国三拓”（“先锋本”《听水阁墨宝》，平成二年十一月五日第一版；“中权本”《听水阁墨宝》，平成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版；《周宣王石鼓文十鼓斋“后劲本”原色法帖选》（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出版，昭和60年12月一版；平成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二版）和《石鼓文研究》辑录的“先锋本” ，《周宣王石鼓文“中权本”》，辻本胜已编著，日本《昭和新选碑法帖大观第一辑、第六卷》（参见西泠印社法帖丛编《石鼓文》，1996年11月1版），参见《秦石鼓文》（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并结合自己拍摄制作文化专题片《石鼓文》（获国家广电局一等奖，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续集《国宝石鼓文》所见原件和有关图书馆馆藏的其它宋、明、清有关拓本，进行比较鉴别研究后发现，将“安国三拓”界定为“北宋拓本”存在一些疑问。“安国三拓”是安国以自己“十鼓斋”中所藏不同时期的十个剪拓本（笔者注：这十个剪拓本的时间，依据安国在三个拓本跋言里提到的人名，拓本上的鉴赏印，可认定为剪装元代或明初以前的拓本。亦有文献考证。）中的其中三个最好拓本为基础，把其它剪拓本上保存字迹完好的文字拓片经过再次剪装、整理成册而已。由于安国随着拓本收藏增多，就增补字迹较为完整的拓片于拓本之中，于是就形成了三个拓本的区别不大，稍晚的“中权”、“后劲”两本字数相近，其字数比较前编辑成册的拓本“先锋本”的字数要多的这样一个事实。
一、“安国三拓”系安国督工潢治再次剪装而成
判别拓本属何年代，涉及到拓本学的断代问题。判定一册拓本的年代，除了拓本必须是原石拓本，还离不开纸的质地、墨的浓淡、字词所处时代及字的多少、拓的工艺等要素。如果是剪装本，则必须有流传有绪的源流考释等方面的佐证信息。如果是“要判断两个本子是否不是同一个拓本，则应看拓本中剪装、切割及拼接的情形，这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不同的拓本剪装后其残字剪切所留面积的大小和文字拼接的位置是不相同的，且这些状况一般不会因翻印而改变。”⑴离开这些基本要素来谈论拓本的年代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以讹传讹（簡評：離開客觀的石鼓文字數演變考釋，去追尋所謂的源流考釋才真的有可能以訛傳訛）。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石鼓文的专家论及安国所藏北宋三个拓本年代的大作来看，只涉及到字词所处时代及字的多少和“乍原石”的被发现、对其它诸要素则很少涉及。依专家们所言，安国所藏北宋三个拓本也有先后，那么，三个拓本的风格就不可能一致。“安国三拓”如果是北宋时期所拓时间先后不一的三个原石拓本，那么，安国将北宋时期的原石拓本进行剪装时，就不会将能证明北宋时期原石拓本的任何信息剪切掉。因为他在跋言中明确表述“惟欲求一古拓整本装轴张玩，竞不可得。”（“·”为笔者所加）。⑵p252我们目前看到的“安国三拓”的鼓序、存字、残字及石花剥沥的程度，拓墨的浓淡，拓纸的质地，剪装的拼接、切割、及拼接的拓本剪装后其残字剪切所留面积的大小和文字拼接的位置没有区别。“先锋本”将十个鼓按“甲、乙、丙、丁、……”排序；“中权本”、“后劲本”十鼓的排序，虽未按甲、乙、丙、丁排序、但与“先锋本”是完全一致的。难道这三个“北宋拓本”是同一人所拓？经查有关“安国三拓”的文献介绍，评价几乎是一致的：“在他的收藏品中，有三种‘北宋拓本’最古，他命之为‘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本均经剪装，年代先后，相差不远。‘先锋本’最古，‘后劲本’次之，‘中权本’较晚。”p7对此，安国本人在三个拓本的跋言中亦有明确表述：“余嗜古癖，几与生俱来。十年之内，于此鼓迭获善本。” “合诸旧存各本，因以十鼓名斋。” “余先得江阴徐氏本，嗣得燕人朱氏（即朱才甫。笔者注）手墨各本，及吾乡顾氏、浦氏本，存字较多，已称罕见。今又得此本于姑苏曹氏。”P249。 “‘先锋本’系姑苏曹迪旧藏，故又称‘曹本’，p246‘中权本’系张泾桥顾翁翊周所藏，钦羡已久。”P251“余斋十鼓，‘徐本’得之最早，‘朱氏’各本次之，‘浦本’又次之，此本（即‘中权本’。笔者注）则稍后于‘浦本’，最后得者，‘曹本’也。” “余平心排比，觉最惬余怀者，实只此与曹、浦二本耳。初欲表异于他本，以天、地、人分列，曰“三才本”。p251“嗣因朱才甫手墨各本，存字既相去悬殊，且属同时一手所拓，难于序次。意及古人有墨兵布阵之言，爰仿兵家三阵之例，以‘曹本’为‘先锋’，‘浦本’为‘后劲’，谓‘中权’者，以此本当之，允无愧色。”P252（笔者注：安国在“中权本“中以小篆书跋：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季冬六日题“曹本”成后三日，赓续题此。）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安国三拓”源于元、明代三个不同的收藏者。“安国三拓”并非原石拓本，而是剪拓本。有关三个拓本没区别的原因，安国在跋言中也有明确说明：“在曹氏以十鼓矜奇，古文（笔者注：安国在此用古文而不用古拓，并言‘剔其空页’，可见安国所见‘曹本’剪拓本）分装十册，余则秘藏，自觉无事表暴，爰删烦就简，剔其空页，合成上、下两册，并改从潘氏（笔者注：潘氏即元代的潘迪）排次，重付良工焉。”P249“督工潢治，三复摩挲，窃谓世间传拓，莫之或先矣。”P255从安国之跋中我们可以得知，因安国“重付良工”、“督工潢治，三复摩挲”，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安国三拓(?)”。现将“安国三拓”异同笔录如下，以证“安国三拓”系安国剪装三个不同的收藏者收藏的剪拓本而成：
“先锋本”册封：安国亲题篆书书名《周石鼓文上册十鼓斋第一本》，书名下钤有“古书奇物”方形阴文印，左边有“锡山安氏家藏” 阴文印，“十鼓斋藏” 方形阳文印，右边有“桂坡鉴赏” 方形阳文印，“希世之宝”方形阴文印。
“中权本”册封：安国亲题篆书书名《周宣王石鼓文十鼓斋中权本》，书名下钤有“古书奇物”方形阴文印，左边有“锡山安氏家藏” 阴文印，“十鼓斋藏” 方形阳文印，右边有“安且吉宁” 方形阴文印，“适彼乐国”方形阴文印、“桂华坡”方形阳文印。
“后劲本”册封：安国亲题篆书书名《周宣王石鼓文十鼓斋后劲本》，书名下钤有“古书奇物”方形阴文印，左边有“锡山安氏家藏” 阴文印，“十鼓斋藏” 方形阳文印，右边有“安国珍藏” 方形阳文印，“桂坡鉴赏”方形阳文印、“子孙永保”方形阴文印。
（一）车工石（簡評：廢話千句不如圖表一張）
“先锋本”在“甲鼓”下钤有“三井高坚之印” 方形阴文印、“桂坡珍藏”长形阴文印。“郭书”中的“先锋本”无“三井高坚之印”印章，有学者认为，因郭老看到的是照片而不是拓本原件，可能拍照时未将其摄入画面。从而表明，“安国三拓”确为”三井”收藏至今。
“先锋本”跋：“字里行间，勿加朱墨，桂坡特志。”“安国之印” 方形阴文印。“‘求’下‘牸’字，前人未见。”钤有‘安’字阳文、 ‘国’字阴文印章。三个拓本在“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的“吾”与“车”字之间和“马”字的右部均有大小、形状相同的石花；“先锋本”在“吾”与“车”字之间的石花处钤有 “十鼓斋”条形阳文印；在“马”字右边的石花处钤有条形印章；“中权”和“后劲”在“吾”与“车”之间的石花处钤有“安”字圆形阳文印；在“既工”二字右边钤有“十鼓斋”条形印，在“马”字的右边没印章。
“先锋本”“蜀”字后有“旭庭”、“沈梧之印”阴文印，“姑苏曹迪”方形阳文印，“天香堂”椭圆形阳文印、“安国图书”方形阴文印、“桂坡真赏” 阳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６６字”，“桂、坡”方形阳文印。
“中权本”“蜀”字后有“顾氏家藏”方形阴文印，“天香堂”椭圆形阳文印章、“胶峰安国” 阴文印、“桂坡真赏” 阳文印。
“后劲本”在“吾车既工”的“既工”二字上钤有“十鼓斋”阳文印，右边钤有“三井高坚之印” 方形阴文印章一枚。“蜀”字后有7枚印章，“旭庭”、“沈梧之印” 阴文印、“浦氏家藏” 方形阳文印、“天香堂”椭圆形阳文印章、“胶峰安国” 阴文印、“桂坡真赏” 方形阳文印章清晰可见。
（二）汘沔石
“先锋本”61字，“中权本”、“后劲本”均62字。
三个拓本的“沔”字右边、“黄”字左边石花相同。“先锋本”“柳”字下“姑苏曹迪”方形阳文印，无残字。钤有“真赏斋”长形阳文印，“华夏”、“桂坡老人”方形阳文印、“安国之章” 阴文、“天香堂图书” 方形阴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６１字”，“安国”方形阴文印。
安国在“后劲本”“可、佳、色、舆、佳”等字右边注：“此鼓下空石处半残字现拓尚存，曹本剪脱。”钤“安国”方形阳文印
（三）田车石
“中权本”在“其”与“奔”字之间的石花上钤有“舜臣”方形阳文、“各”、“亚”下钤有“旭庭”、“沈梧之印”。“后劲本”“其”与“奔”字之间的石花上钤有“安国图书”方形阴文印。“先锋本”、“中权本”则没有。“先锋本”在“乐”字下钤有“姑苏曹迪” 方形阳文印，“桂坡馆”长形阳文印、“安国印”阴文印、“胶峰桂客” 阴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６７字”，“桂坡”方形阴文印。
（四）銮车石
“先锋本”55字，“中权本”、“后劲本”56 个字位。
“先锋本”在“异”字下有“姑苏曹迪” 方形阳文印。“胶峰安国” 阴文印，“古墨林”方形阳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５５字”，“桂坡氏”方形阳文印。“中权本”在“异”字下有“胶峰”长形阴文、“安国鉴赏”方形阴文、“桂坡馆”方形阳文印。“后劲本”在“允、異”与“霝雨石”的“霝、雨”之间钤有“安国鉴赏”方形阴文，“安氏桂坡珍玩” 长形阳文，“天香堂图书” 方形阴文印章。
安国在“后劲本”的“允、異”右边注：“此鼓末行‘允’上半残字曹本剪脱，前人释‘兔’，恐非，“桂坡”阳文印。
（五）霝雨石
“先锋本”51字，“中权本”、“后劲本”均52字。
“先锋本”安国注：“君上‘济’字前人未见”。“安”字圆形阳文、“国”字方形阴文印。“先锋本” “佳”字之上无“汤”字，“中权本”、“后劲本”在“佳”字之上均多一“汤”字。安国在“后劲本”注：“此鼓‘佳’上残字似‘汤’字，并有重文，曹本剪脱。”从石花和残字的视觉效果来看，这多出的一个不完整的“汤”字，似有在一片完整的石花上勾勒出的一个“汤”字的残字。这个残字的笔划与石花过于规则，完全不像从石上拓下之字，很有可能是剪补于此。“中权本”、“后劲本”两个拓本无论谁先谁后，从这个字可以看出，这两个拓本的同一个字出自一人之手。“后劲本”“吾、其、事”与“乍原石”的“乍、原、乍”之间有“安国之章” 方形阴文、“桂坡”阳文等印章，而“先锋本”、“中权本”的用印与“后劲本”完全不同。“先锋本”有“桂坡珍藏”方形阴文、“姑苏曹迪” 方形阳文印、“安国”方形阳文印，“天香堂珍藏” 方形阴文印章。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５１字”，“桂坡”方形阳文印。“中权本”有“天香堂”长形阳文、“安氏秘藏” 方形阳文、“安国图书”方形阴文印。“后劲本”有“安国之章” 方形阴文、“桂坡老人”、“古墨林”方形阳文等印。
（六）乍原石
“安国三拓”均41字。“先锋本” 以此石为《周石鼓文下册十鼓斋第一本》下册的开篇。 册封：安国亲题篆书书名《周石鼓文下册十鼓斋第一本》，书名下钤有“古书奇物”方形阴文印，左边有“安氏桂坡珍玩” 方形阳文印，“十鼓斋藏” 方形阴文印，右边有“桂坡珍秘” 方形阳文印，“子孙永宝”方形阴文印。“安国三拓”“里”字完整。此次送展的“安国三拓”“里”字与笔者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所见原件”里”字一样，完好无损。可是“郭书”“先锋本”“里”字的上部断开。可见在印刷的过程中，油墨的浓淡，也影响着字的完整和石花的异同。
三个拓本字数及石花没什么区别。“先锋本”“乍原”二字右边钤有“三井高坚之印” 方形阴文印章一枚；“五日”后有“姑苏曹迪” 阳文印，“大明锡山安国之章” 长形阴文，“桂坡馆”方形阳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４１字”，“安国”方形阳文印。“中权本”有“安国鉴赏”长形阴文、“桂坡秘藏” 方形阴文，“子孙宝藏”方形阳文印。“后劲本”有“廖诜之印” 方形阴文、“华夏”、方形阴文“安国”、“桂坡秘藏”、“希世之宝” 阴文等印。
“先锋本”30字，“中权本”36字，“后劲本”32字。
安国在“中权本”注有“此鼓较‘浦本’多残字四。‘以、来’二字明显可辨，‘骖’下一字以文意度之，似‘右’字。余一字待考，桂翁。”“先锋本”、“后劲本”“庶”字与“左”字之间无“以”字；“左”字下无“骖”字。“中权本”有“以”、“骖”字，并在“以”字石花处钤有长形阳文印。”“后劲本”无“以”字有“骖”字，且“骖”字残部与“中权本”极为相似。安国在“后劲本”“孔、庶、左、骖”左边注：“此鼓文左下残‘骖’字，曹本剪脱，此字约在石本四行之首。”“桂坡”阴文印。在“古、我、来”左边注“此鼓石本第八行‘乐、上、残、来’字，曹本剪脱。钤‘国’字阴文印。”安国在“中权本”的 “来、其、写、尖、具”右注“义度字余一字备考”。钤桂翁“安”字方形阳文、“国”字阴文印。
“先锋本”、“后劲本”“天、子”二字与“嗣、王”二字之间无“来”字，”中权本”有“来”字。
从此石残字可看出，“中权本”“而师石”中的“以”、“骖” 二字清晰可辩。“先锋本”最早，如果是宋代原拓，收藏者和重付的良工为何剪弃而在“先锋本” 弃之不收？（簡評：非安氏之過，安氏題跋具已明示，正確解讀才是關鍵）“先锋本”“来“字后有有“姑苏曹迪” 阳文印，“安国鉴赏”长形阴文、 “藏之名山”方形阴文印。安国注：“此鼓此鼓重文不计３０字”，“秦氏”方形阳文印。“中权本”“以”字石花上钤有阳文印，“来“字后有“盛颙之印” 方形阴文印、“安国秘藏”、“桂坡鉴赏”方形阳文印、“希世之宝” 方形阴文印。“后劲本”“来”字后有“真赏斋”长形阳文印，“安且吉宁”、“适彼乐国” 方形阴文、“桂华坡”方形阳文印。
（八）天虹石
“先锋本” 安国注：“‘天’字前人未见” “桂坡”阳文、“安国之印”阴文印。“中权本”在“之”字之上的残字上钤有“东沙之赏” 方形阴文印。安国在“后劲本”“天、皮、走”右边注：“此鼓装本‘天’下‘鸡’下‘一’下‘之’下四残字，曹本均剪脱。”“桂坡”阴文印。在“其、一、之”左边注：“‘天’下作‘江’字‘之’下作‘心’字均前人所未见者。”钤有“安”字圆形阳文和“国”字方形阴文印。“后劲本”在“鸡”字下残字石花上钤有“旭庭眼福”方形阳文印，在“之”字之上的残字上钤有“东沙之赏” 方形阴文印。
在三个拓本中，只有“天虹石”所剩残字不多，然钤印最多、作注最多。“先锋本”“之”字后有“东沙心赏”方形阴文印、“姑苏曹迪” 方形阳文印、“旭庭眼福”、“安氏秘藏”方形阳文印、“胶峰”长形阴文印、“桂坡居士”方形阳文印、“安国宝玩”方形阴文印、“第一希有”、“十鼓斋”、“子孙宝藏”方形阳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１３字”，“安国”方形阳文印、“桂坡老人”方形阴文印。“中权本”“之”字后有“真赏斋”长形阳文印、“华夏”、“十鼓斋”、“古墨林”、方形阳文印、“安国宝玩”方形阴文印。“后劲本”“第一希有”方形阳文印、“藏之名山”方形阴文等印。安国在“后劲本”的注中，常常提到“曹本”。
（九）吾水石
“先锋本”57字，“中权本”、“后劲本”均60个字位。
（十）吴人石
“先锋本”39字，“中权本”、“后劲本” 均41字。
“先锋本”“吴”字上钤有“安”字圆形阳文印。“代”、“而”二字之间无残字，“中权本”、“后劲本”“代”、“而”二字之间有一相同残字，石花与残存笔迹一致。安国在“后劲本”中注；“此鼓石本第三行‘而’上残字曹本剪脱。”“安国”长形阳文印。“先锋本”在计算残字时，把“而、出”二字之下与“用”字之上之间的一无法辨认残字计数一字。“先锋本”“又”、“是”之间无残字，“中权本”、“后劲本”“又”、“ 是”之间有一相同残字，这个残字只剩一竖笔划，上部全被风化成石花。“先锋本”“是”字后钤有“安国”方形阴文、“桂坡珍玩”阳文、“姑苏曹迪” 方形阳文印。“锡山安氏” 方形阳文印，“十鼓斋”方形阴文印。安国注：“此鼓重文不计３９字”，“桂坡”方形阴文印。“中权本”“是”字后钤有“顾维镐印” 方形阴文、“翊周”、“徐氏良夫”、“安国”方形阳文、“天香堂珍藏” 方形阴文印。“葵丑中秋观于耕鱼轩倪赞，“云林子”方形阳文印。“第一希有”方形阳文印、“藏于名山”方形阴文印。安国在“后劲本”中注；”末行‘是’字上残笔‘曹本’剪脱。” “桂 、坡” 方形阳文印。在“其”字、“大”字下的石花处钤有“觐班群后含化万物”阳文长方印。和“舜臣”印。“是”字下左边钤有五枚大印，尤以“浦氏家藏” 、“安国”方形阳文和“天香堂珍藏” 方形阴文最为显眼。
“先锋本”（曹本）上有“姑苏曹迪”阳文印。后跋的钤印有“天香堂”、“安国印”、“桂翁”、“十鼓斋”、“桂坡老人”、“安国之印”、“秦氏”、“安且吉宁”、“适彼乐国”、“桂华坡”、等印，尤以拓本最后“锡山安氏桂坡老人珍藏心赏子孙永保” 方形阴文印最大。
“中权本”（顾本）上有“顾氏家藏”、“顾维镐印” 阴文印，“翊周”阳文印记。后跋的钤印有“天香堂”（与“先锋本”同款）、“安国之印”、“秦氏”、“安氏桂坡珍玩”、“天香堂珍藏” 方形阴文 、“十鼓斋”、“安国印”、“桂翁”、“锡山安氏”、“十鼓斋”方形阴文。
“后劲本”（浦本）上有“浦氏家藏”、“浦长源“印。拓本后的跋文前有“东海”印，“周石鼓文……东海生源记”后钤有“浦源之印” 方形阴文、“长源”方形阳文印、“桂坡珍藏”长形阴文印。安国原注：“丙寅为洪武十九年，正先授舍人时也。” “桂坡”长形阴文印。在“右周宣王……十鼓斋中”的跋文前钤印有“天香堂”（与“先锋本”、“中权本”同款），后钤有“安国印”方形阴文和“桂翁”方形阳文印。在“石鼓文以甲鼓……十三日又记”跋文前“石鼓文”三字右钤有“安”字圆形阳文印，在“十三日又记”之下钤有“十鼓斋”长形阴文、“桂坡氏”方形阳文印。在“此十鼓……补记” 跋文后“补记”二字左钤有方形阴文“安国之印”、“秦氏”。在“桂翁特志”之下钤有长形阳文“桂坡”，方形阳文“安国”印的左边空页钤有“锡山安氏” 方形阳文 和“十鼓斋”方形阴文印， 分上下印于尾页中部。“后劲本”全本最大两枚印章为“吴人石”后的“天香堂珍藏” 方形阴文和左边空页上的“十鼓斋”方形阴文。 安国还钤于“后劲本”有一方阴文长方印记八个字“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安国的印和跋则满篇皆是。
“安国三拓” 之前的主人，“先锋本”的曹迪、“中权本”的顾维镐、“后劲本”的浦长源、这三人在自己所藏的剪拓本上，均只有收藏印，既没有题写自己所藏剪拓本的出处和流传情况，又没有题写此拓是北宋拓本的跋记（簡評：劍走偏鋒，於此開始。其文基本邏輯是：只有題寫或鈴印了此拓是北宋拓本這方面的字眼，才能證明其為北宋時物。反之則否。隨後作者這一思路貫穿整篇文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人以前没看到“安国三拓”原拓本（簡評：照片、影印件不算，必須原拓，國人井底耶？），因而国内的出版物出版《石鼓文》拓本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由历代碑帖书法选编辑组编辑的《秦石鼓文》，在说明中称“石鼓文旧拓善本传世稀少，此册据明锡山安氏十鼓斋本影印”。根据何本影印，编者并没说明。笔者经查，该影印本图版的版式虽与“后劲本(簡評：先鋒2行3字，後勁3行4字，中權3行5字。此本3行3字也與後勁不一)”一样，一面三行，一行三字，可是该影印本依据的版本是“中权本”，后面的释文却用的是“郭书” 的释文，然“郭书”的释文依据是“先锋本”，而“先锋本”的字数明显比“中权本”少（簡評：少17字，幸好“郭書”內容不算太偏）。这是其一；其二，该影印本虽版式与“后劲本”一样（簡評：该影印本版式与“后劲本”並不一样），但有的字与字之间的残字和鉴赏印却与“后劲本”不一样，而与“中权本”一样。如“车工石”中的“牸(?𤙡)”字石花处，”后劲本” 钤有“安国珍玩”阴文印章一枚，并注有一“孙”字，该影印本“牸”字石花处钤有“桂坡”阳文印，与“中权本”一样。“田车石”的“孔、安”二字左边的三枚印章，“大明锡山安国之章” 长形阴文印与“后劲本”相同，然二枚方形印却不同，其中下方一印，“后劲本”为“桂坡馆”阳文，该影印本为“天香堂图书” 阴文，此处三枚印章的内容却与“中权本”一样。该影印本与“中权本”一样的地方还有“而师石”的“庶”与“左”之间有一“以”字；“不”与“具”之间有两残字；“天、子”与“祠、王” 之间有“来”字；这些地方出现的字，“后劲本” 均没有；“天虹石”的“鸡”与“其”字之间有两残字，这两残字中的其中一个，在“后劲本”中却又剪接到了“之”字的后面（见附图三）。以上不同和 “后劲本”，“中权本”将同一个刻石的残字任意剪接，是否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安国三拓”把其它剪拓本上保存字迹完好的文字拓片经过再次剪装、整理成册而已。（簡評：由文物出版社《石鼓文》存在的問題演化成啟示，倒也有歪因結正果之趣味）
二、安国在朱才甫本和“安国三拓”跋言中记载“十鼓斋”中有元或明拓本的史实
（一）安国于１５２１年、明正德十六年获“朱才甫本”。此本是安国“十鼓斋”中的藏品之一。历来的文献资料都称“安国的‘十鼓斋’藏有十个‘北宋拓本’”。在“安国三拓”中，唯“华夏”、“舜臣”、“东沙心赏”得钤印于“安国三拓”三个拓本之中。安国在“朱才甫本”中的跋记有“以华舜臣所赠近墨精本”史实与查有关史料证实，“华夏”、 “华中甫”、“舜臣”是同一个人，华舜臣为安国同乡好友，明代收藏家，活动于1489年至1557年，室号“东沙草堂”，著有《东沙集》，同文徵明等交谊颇深。
在笔者作“安国三拓”拓本考之前，由于国内外专家学者没有看到“安国三拓”原拓和安国收藏的朱才甫本，故对“华夏”、“舜臣”、“东沙心赏”得钤印于“安国三拓”三个拓本之中的史实不甚了解。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１日，笔者在湖北省图书馆查阅上海艺苑真赏社、上海有正书局当年出版的《周宣王石鼓文》时，解开了其中之迷（簡評：查前言，觀後語，實在無語）。安国在此拓本后跋中记云：朱才甫本“与潘氏迪音训符合，洵希有之本也。生白知予爱甚，代为合会，捆载而归。匣衍秘藏迨逾十载。今夏暴书检出，更番展览，如逢故人。以华舜臣所赠近墨精本并几校对，知云月之蚀日甚一日。乙癸二鼓沥字更多。因旧装大册不便取携，故重加潢治，并以华氏赠本及潘氏迪音训各为一册合度一龛，以资比证云尔。嘉靖癸巳八月五日桂坡老人记于天香堂中”。此跋是安国在朱才甫本中的跋记。安国的这一跋言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剪拼了明代华舜臣所赠近墨精本于“十鼓斋”的拓本之中（簡評：正確解讀安氏題跋是關鍵）。正是由于安国剪拼了明代华舜臣所赠近墨精本于所藏拓本之中，故华舜臣才得钤印于“安国三拓”之中。从逻辑思维方面来分析，“安国三拓”中华舜臣的钤印应是所赠近墨精本上的印信，而非鉴赏印。（簡評：這個邏輯思維方面的邏輯不合邏輯）
如果“安国三拓”之中华舜臣的钤印是华舜臣所赠近墨精本之上的印信，而非华舜臣阅观“安国三拓”的鉴赏印，那“安国三拓” 中无疑有元或早期明拓的剪拓资料剪辑其中。
（二）“中权本”之中的钤印，有“冰壑”阳文长方印、“盛颙之印”阴文印记，其册后有倪瓒题字。据文献记载，因盛冰壑与顾有通家之谊，知安国十鼓之集已得八九，与安国所得“浦源本”（即“后劲本”）有师弟渊源，因此成人之美，使安国得以珠联璧合。安国于十鼓搜罗二十年，耗费万金，终于墨缘有份。此本题识于嘉靖甲午二月中旬，即公元1534年，也就是安国病故这一年。查《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和《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冰壑”、盛颙系一人之名。盛颙(1418-1495)，著有《冰壑集》。安国同乡。字时望，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以劾宦曹吉祥(？-1461)而出知束鹿，成化间(1465-1487)累迁陕西左布政使，1485年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为官数地救荒尚能得民心。1483年作《竹茶炉诗》，1487年家乡惠山重建漪阑堂时作记。故推测盛颙在此前后获观“中权本”而钤印。元代画家倪赞生于1301年，卒于1374年，癸丑为公元1373年，他见到“中权本”，次年就离开了人世（笔者注：元代画家倪云林见到“中权本”的时间是公元1373年，即明洪武六年（簡評：也至少說明中權本年代不晚於明洪武六年1373年））。考耕渔轩主人即徐良夫，著有《耕渔轩杂缀》，他记载此鼓及《大观帖》一同得之于某相国后裔。值的指出的是，“中权本”与《大观帖》一同得之于某相国后裔，并不等于“中权本”就是大观年间的拓本。因为徐良夫亦是元末明初人士，倪赞在他的耕渔轩见到“中权本”的时间是明初。
（三）“后劲本”之中的钤印，有“浦氏家藏”、“浦长源“印。“长源”方形阳文印。查有关文献，浦长源（１３４４——１３８６），在１３８６年、明洪武十九年获得“中权本”（簡評：也至少說明後勁本年代不晚於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浦长源是明代大收藏家，《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中央图书馆编
（四）上海艺苑真赏社当年在《周宣王石鼓文十鼓斋中甲本》拓本的“本社印行周鼓秦碑室藏碑附告”中，对出版该拓作了明确说明：“北宋周石鼓文，此前明锡山安氏十鼓斋中第一本也。桂坡跋称宋内府赐本。．．．．．．右周秦两种，美且难并，为墨林鸿宝。亦主人藏碑中最煊赫最贵重者。本社开幕之初，即请求假印，因主人深闭固拒，未肯俯从。不得已而思其次，免以副本相假。周鼓为安氏第四本，秦碑为安氏初得不全本，字数虽少，均为宋拓。精印流传，已十数载矣。”此附告说明告诉读者：《周宣王石鼓文十鼓斋中甲本》并不是明锡山安氏十鼓斋中桂坡跋称的宋内府赐本“中权本”，而是安氏第四本。
三、安国认为三个拓本是北宋大观年间的贡本和赐本的推判有误
“安国三拓”均有详细的注和跋言。笔者研读这些注和跋言发现，安国本人虽明确表述他收藏的是“北宋拓本”，但这一结论只是他的推判，并无足够和充分的佐证。如他在“中权本”跋文中称“世传墨宝之精善者，大观前，有司监拓，以备方物之献，则有贡本，如余藏之浦本‘后劲本’是也。大观初，徙置禁中，后时时拓赐近臣，则又有赐本，如此本（笔者注：‘中权本’）是也。”P250“内监王寿康得此十鼓（笔者注：即“后劲本”）于故内废帖堆中，历年虽久，纸墨如新，如手未触。观其准制，乃旧贡本也。”P254“其为五百年前物，则碻然可信。”
安国在跋言中关于贡本和赐本的推判问题值得商榷。所谓贡本，是十鼓散落原野或存于宫府，权臣摹拓之后呈献皇上为贡本；所谓赐本，是皇上命人摹拓后，赏赐给达官贵人。（簡評：弄清貢本材料可能產生時段是關鍵）重刊宋淳熙本《古文苑九卷》（宋淳熙6年，公元1179年）文中王厚之跋云：“大观归于京师（今河南开封），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摹拓之患。初致以辟雍，后移入保和殿。” 郭老认为，“此叙南宋以前石鼓史实颇为详备。”P26-28，虽然填金之说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南宋以前，摹拓石鼓拓片，除流失在外的时日想拓就拓，存于宫内的原件，“有司监拓”，并不是想拓就拓的（簡評：皇權涉入，理論上就只有賜本存在這種可能）。更何况到了北宋时期的大观之后，为“绝摹拓之患，且以黄金填字。” 禁止摹拓的直接结果是既无贡本又无赐本。笔者认为，三个拓本原件上只有元、明、清和近代收藏家的鉴赏印，而没有任何证明此拓就是“北宋拓本”的出处和流传有绪的信息，应能证明“且绝摹拓之患”后既无贡本又无赐本是可信的（簡評：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靖康之難1126年約18年之間沒有當朝貢本材料是可信的）。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在禁拓之前，传拓之风盛行，由于这些拓片不代表权力所为，故当时的拓片上不一定钤有收藏者、鉴赏者的印章等传承有绪的记载。安国把“后劲本”定在大观前、“中权本”定在大观初，与王厚之的跋言并不矛盾。
笔者认为，按这种推理认定“安国三拓”就是北宋时期这些拓片的流传本，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簡評：貢本材料在宋徽宗絕摹拓之患之後至金人掠走石鼓之前（約大觀二年1108年-靖康之難1126年），約十八年間沒有這是一定的。然在徽宗絕摹拓之前（大觀二年約1108年-唐初約627年貞觀年間發現石鼓）數百年間文人自由摹拓石鼓之時，以及金人掠走石鼓至元朝大德年間（約1126-1302年之間）約180年後尋回石鼓，這兩段時間內有拓本或稱之為貢本材料存在這是一定的。也就是說，由於皇權涉入，一般情況下能成為貢本的貢本材料的石鼓拓本，只能產生在徽宗大觀二年之前數百年間和金人掠走石鼓至元朝大德年間（約1126-1302年之間）約180年內。安氏收藏家，“曰：观其准制，乃旧贡本也”，這點判識能力是有的。而此文關於貢本年代的討論，倒也是“安氏三拓”年代更久的佐證。）。因为就贡本和赐本而言，是有严格区分的。工艺要求、所用材料是不一样的。两本的纸、墨也不一样。贡本一般用澄心堂纸，李廷硅墨，赐本一般用白麻纸，普通翰墨。安国所言赐本是白麻纸，可能就是元或明代风翔白麻纸。明都穆在《金薤琳琅》称：“鼓今在北京国子监，即元之旧地。予官礼部时常命工拓之，字多漫沥，较之宋本仅十之二三而已。” 安国所以在“中权本”中作注：“丙寅为洪武十九年（笔者注：１３８６年），正先授舍人时也。”据茅子良先生考证，“因为浦源正是在这一年将‘贡本’《石鼓文》整幅拓本，剪条裱册，题记于上，成为其后安国所藏的‘后劲本’三本中所得最早者”⑶（笔者注：如果浦源所得《石鼓文》整幅拓本是北宋原石拓本，我相信他将北宋时期的原石拓本进行剪装时，不仅不会将能证明北宋时期原石拓本的任何信息剪切掉，而且还会在剪拓本上题跋注明自己收藏的拓本是北宋拓本（簡評：有兩種可能，1.浦本根本就是沒有題跋印鑒。2.即便有題跋印鑒，然不入法眼，也有被剪裁的可能。貢本也有其制度)。而只有是元或明代的贡本或赐本，他才有剪条裱册《石鼓文》拓本的可能（簡評：為什麼只限定元明，而宋代的就沒剪条裱册的可能？）。
张慧剑先生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中著录，无锡浦源事项计有5 处：1373年任晋王府引礼舍人；1375年入闽收买书籍，访福建诗人林鸿，加入鸿所结文社；1379年出使陕西，道经淮河落水死，年三十六。1640年福建徐辑浦源遗集《舍人集》成；1693年，无锡张夏以手写明浦源《东海生集》四卷寄与山东王士禛。由1379年上推三十六，浦源生于1344年。但据《石鼓文》“后劲本”浦源亲笔题记以及安国题识，可证1386年浦源尚在世，且任晋府舍人年份要迟13年，卒年至少也要晚7年以上。晋王(1359-1398) 系明太祖第三子。洪武三年(1370)封晋王，十一年就藩太原。钤有“晋府书画之印”阳文印记于唐人摹《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卷》、元赵孟頫《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等。有关浦源的这些史料可以证明，安国所言“才有了相国后裔变卖家财之故”的“后劲本”，并非北宋时期的贡本。而事实上，安国跋中已有交待，只是我们未细细品读罢了。安国在“中权本”跋文中称：“《耕渔轩杂缀》记载，此鼓及大观帖，同得之某相国后裔，为政和二年赐本，旧有青笺印泥金题鉴，粗可辩证，，今且遗弃矣。”（笔者注：是剪辑还是丢失，还是所买之拓根本没印和题鉴？（簡評：北宋政和二年為1112年，安氏題跋中交代很清楚，為何一直要扭著看呢））“世传大观帖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精拓，为世间最可宝贵之帖，惜当日顾翁未能购得，判不知流传何所”。P251（笔者注：安国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他收藏的是顾翁所藏”中权本”，当日顾翁未能购得世传大观帖这一世间最可宝贵之帖，因此，安国本人当年也没有收藏到世间最可宝贵之帖——大观年间的石鼓文拓本。（簡評：從表述來看，安國的確沒有得到大觀年間（約1108年）的賜本，他得到的是政和二年（1112年）的賜本）。
按照安国的记载，“安国三拓”既有年代不同之分，又有贡本、赐本之别。安国把“后劲本”定为“旧贡本”，把“中权本”定为“赐本”，两本的时限分别定在了大观元年（1107年）和政和二年（1112年）。至于“先锋本”是什么本，安氏则没作交待，他只是将此本与“后劲本”相比，“纸墨尤古，增字数十，内多昔人所未见者，盖为五六百年前物，传世最古之本也。”P249据郭老推算，“‘先锋本’当为宋初或入晚唐”，但郭老认为“此估计却不免失之过古”。P249郭老认为，“今观后劲、先锋二本，此石均成臼之后拓，则二拓至早不得出皇祐（1049）以前。大约‘先锋本’盖皇祐年间（笔者注：1049-1052
）之物，与向传师、欧阳修等所见者相同。后劲在大观前或元丰、天祐年间之物也。”
由于安国、郭老都未见到过原石物状，故对“安国三拓”年代的推判，均以“ 乍原石”为例。“乍原石”虽是北宋向传师从民间搜得，但是否如郭老所言是北宋土人凿臼的证据不足。因为现存“乍原石”与其它九鼓的物状之别至今仍是一个谜。
2006年5月15日，笔者用一整天的时间再次于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将十件石鼓作了比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乍原石”，其石材质地与其它九鼓质地一样，但风化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其它九鼓剥沥严重，其中有一石一字不存，风雨侵蚀的年轮依稀可见。然“乍原石” 所存残字完好无损，石花全是硬伤，没有一字剥落。如果“乍原石”是经五代之乱的流失之后所凿为臼的，那么石鼓的表层怎会与其它九鼓不一样？因在唐以前，十件石鼓是藏于三原寺室内的，只是在隋唐朝代更替之时，弃于荒野。唐初一经发现，又集于室内。到晚唐至五代之乱又弃于荒野百年之久。宋司马池集于府学后，十件石鼓就再也没被风雨侵蚀过，自然的剥落也减轻了许多。尤其是我们从现存的石鼓字迹和鼓面来看，“乍原石” 的刻辞鼓面较为粗糙，刻辞与鼓面的视觉效果反差不大，而其它九鼓没剥沥的刻辞鼓面光滑如玉，尤以“车工石”、“汘沔石”最为明显，刻辞与鼓面的视觉效果反差很大，字迹一目了然(见附图四) 。笔者作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因为只有石鼓原石被拓的次数越多，宣纸和拓墨及拓捶的多次摩拓，才能使刻辞鼓面光滑如玉。因此，笔者认为，“乍原石”于晚唐或五代之乱初流失时就被凿成臼的可能性极大。“乍原石”不可能是在五代之乱后和北宋初流失民间而凿为臼的。而是在晚唐或五代之乱初期就流失民间了。只有在这个时期流失民间，它才避免了近1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被摩拓，从而使其所存四行刻字完好无损。如果“乍原石”和其它九鼓一样，长期在外经风雨侵蚀，那么，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帝的题诗是无法镌刻在“乍原石”的臼巢边沿之上的(见附图五) 。
在这里，笔者并不认为“先锋本”就是“晚唐本”或“北宋拓本”。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乍原石”上的所存字数和故宫博物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布展时所拓的拓本，虽然比“安国三拓”的“乍原石”拓本晚了880多年，但拓本的字数是一样多。（簡評：作者思路天馬行空，倒也別致。不過“笔者认为，“乍原石”于晚唐或五代之乱初流失时就被凿成臼的可能性极大。“乍原石”不可能是在五代之乱后和北宋初流失民间而凿为臼的。”，學者們大都這樣認為的，這段時間是個空白有些事只能是猜測不可能太準確，郭老推算的“‘先锋本’当为宋初或入晚唐”，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你想反駁些什麼呢？眾人談東，你說西，這天馬行空似乎也太過頭了。且“...虽然比“安国三拓”的“乍原石”拓本晚了880多年，但拓本的字数是一样多",究竟想表達些意圖？然作原石的字數雖然沒什麼變化，但安氏三拓總的字數480、491、497，遠遠超過了現代故宮博物院石鼓現存字數，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在郭老将“安国三拓”定性为“北宋拓本”之前，虽有文献论及此事，但影响不大。自“郭书”问世，“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的学术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郭老在论证古拓之年代中认定“安国三拓”就是“北宋拓本”的所用论据，一是安国在跋中的推判；二是以“乍原石”为据；三是以字数的多少或存字在三本中的有无；四是典籍。笔者在前文分析安国的跋记推判有误和“乍原石”物状的同时，发现字数的多少和典籍的真实性也存在许多疑点：
（一）拓本字数问题
关于石鼓文字数的统计，由于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标准。故诸家统计的字数不一。石鼓文字字数的多少，既是研究石鼓文年代的难点之一，又是研究石鼓文拓本年代的依据之一。一般而言，年代越早的拓本，所存字数就越多。按照这一思路分析“安国三拓”的字数统计，其中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
郭老认为，“北宋欧阳修所见本‘其文可见者465字，磨灭不可认识者过半’⑷。梅圣俞《仿石鼓文》诗亦云：‘四百六十飞凤凰’⑸。盖举其成数而言。此数可为古拓时代之标准。”P25在这里，郭老引欧阳修所著《集古录》时，在“其文可见”前增加了“所见本”三字。尤其是增加一个“本”字，便使465字成为拓本所存之字。然欧阳修原文要表达的，是所见石鼓原件所存之字465字，“鼓文细而刻浅，（笔者注：如欧阳修所见的是拓本所存之字，那是不可能看出‘鼓文细而刻浅’的。）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与今天我们所见实物完全吻合，并非言的拓本存字。可见欧阳修是见到过石鼓原件的。由于宋薛尚功所见451字，宋胡世将所见474字，范氏天一阁所藏北宋旧拓本462字，明都穆得见宋拓本有422字，因此，以欧（簡評：歐陽，複姓）氏所见465字作为宋拓时代标准是能成立的，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原石拓本而非剪拓本。理由很简单，在北宋之前，石鼓的拓本很多，既有原石拓本，也有剪装本；既有翻刻本，也有钩勒本（簡評：理由同樣很簡單，即便安氏三拓是剪贴本，但至少也包含了剪拼宋以前拓本的內涵和意義）。欧阳修所见是石鼓原件所存之字，并不是原石拓本，更不是剪拓本。我们今天看到的“安国三拓” 原拓本，很少有人同时看到，大都只看到了其中一个剪装的“先锋本”复制本（郭老也只是看到了三个拓本的照片）。“先锋本”上所存字数达480字，比欧阳修所见原石存字465字多出15字，“中权”、“后劲”两个拓本的字数比欧氏所见存字则更多。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目验石鼓原件的时间是嘉佑八年（1063），按安国对“中权”、“后劲”两个拓本的推算，分别距欧阳修目验石鼓原件的时间晚44年和49年，字数却比原石所存字数要多。这多出的字是从何而来的呢？（簡評：有是否計重文、合文、殘字、半字之別）笔者认为，“安国三拓”在剪装时极有可能拼入了其它拓本的存字和依据古文献在宣纸上钩画出残字（簡評：三拓猶存，殘字何在？）。如在“后劲本”的“霝雨石”中“驭(簡評：釋讀錯誤，馬更字與馭還是有所區別的)”字下边的“汤”字即是（见附图）。“后劲本”的“霝雨石”中“驭”字下边的这个“汤”字，在朱才甫藏本、、明顾从义石鼓砚本、阮元重摹天一阁本、庐山陈氏甲秀堂法帖本、明、清、民国拓本、摹刻本薛尚功《历代锺鼎麟器款识》本、等等均无此字，在“先锋本”中也没有，而在“中权本”、“后劲本” 中不仅有，而且一样。
诗曰：“石鼓韩歌掘臼科，弗知其意何云何；兹因考古十之质，爰命图真一有窠；概叹曾允舂杵用，伤形已阅岁年多；言行国学历珍弃，重道崇文功不磨。命图十鼓形以来，漫漶缺裂，固数千百年。物之常，其第十鼓平面则凿为大孔。圆经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因恍悟即昌黎之所谓臼科也。科着，坎坎者，陷非俗所谓臼窠乎？则昌黎之语乃举其实，而其为臼窠自唐时已然矣。呼呼，为此者实足罪庸愚小人不足罪。兹虽珍重，护惜以永厥年，安知数千百年后，不复遭剥蚀割凿之灾乎？而重用其文以成十鼓之全，又非拘泥于古乎，其常在兹，其慎亦在兹矣。御题乾隆庚戊春”（注：庚戊为乾隆55年）。（簡評：不進行石鼓字數統計研究，反墮入偏門不能自拔。而汝關於安氏三拓字數統計的疑問，倒成為安氏三拓接近或不晚於欧阳修目验石鼓原件的时间是嘉佑八年（1063年）有力證明）
郭老依据安国的推判，又作出自己的推断，并在宋以来的文献中，列举了《古文苑》可证实“安国三拓”就是“北宋拓本” 。《古文苑》既无编辑名氏，也无编辑年代，南宋章樵作注，认为是“唐人所录。” 从重刊宋淳熙本《古文苑九卷》（宋淳熙6年，公元1179年）所录篇目来看，全是汉（也有南齐说）以前的著述，第九卷尾篇为魏文帝的《曹苍舒诔》（公元537年）。没有隋、唐至北宋的著述。按照古文献的著述规律来看，《古文苑》系”唐人所录”的推判应是能成立的。因为如果《古文苑》是宋人所编辑，则韩元吉、章樵不可能在《古文苑》的注、记中作“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的记载。如宋人编辑《古文苑》，为何不将隋、唐至北宋的有关著述编入呢？《古文苑》开篇即为《石鼓文》，且“乍原石”的存字与“安国三拓”中“乍原石”的存字基本相等。（笔者注：笔者目验“乍原石”后，判定“该石在晚唐或五代之乱初流失时就被凿成臼的可能性极大”与此相吻合）。
至于有文提出，《古文苑》所载《石鼓文》与“安国三拓”的鼓数一致，证明《古文苑》在“安国三拓”之后，所以《古文苑》不是唐人所编，而是宋代之作。⑹这个观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安国在“先锋本”拓本跋言中明白告诉我们：“先锋本”“合成上下两册，并改从潘氏排次，重付良工焉。”P249这里所言潘氏，是元代潘迪。更重要的是，“自宋至清考订石鼓之文，无虑数十家。至详校其文字之存佚，则以元潘迪《石鼓文音训》为确实。言元代拓本者应以为据。然逐字校之，其所录文亦非尽依当时原石存字，中间亦有收自旧拓本，或取宋人旧说补之者，此不可不查。”⑺明杨慎依“石鼓文东坡本”作《石鼓文音训（？釋）》后，“朱氏以潘本、薛本、施本及《古文苑》正扬本之误，本身就是一误。须知薛、潘诸君所见皆为翻刻本，其考辨谬误甚多。”⑻P222，既然潘迪所见之本是翻刻本，他的《石鼓文音训》“其所录文亦非尽依当时原石存字，中间亦有收自旧拓本，或取宋人旧说补之者，”那安国依潘氏排次的三个拓本是“北宋拓本”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簡評：這個邏輯，奇葩得很）。“安国三拓”的排序，跋言中说是改为潘氏。经笔者校对，他对十件石鼓的排序，却与潘迪不同，而与《古文苑》和南宋施宿的排序一致。杨宗兵先生在《石鼓文新解辨》中称：“安国三拓只有‘中权本’、‘后劲本’与施宿等同，‘先锋本’不同。”⑼p40而事实上，笔者所见“安国三拓”原拓的排序是完全一致的。安国一方面在跋言中称将排序改从了潘氏，另一方面实际排序却与潘迪不同，而与南宋施宿、《古文苑》的排序一样。那么，他剪拓本中的存字与排序和《古文苑》的基本一致，是参见了《古文苑》而进行三个拓本的剪装，还是纯属巧合，有待作进一步考证。因为无论《古文苑》是唐人所编还是宋代之作，都在明安国之前，而不可能是依据“安国三拓”而编撰的《古文苑》。郭老一方面用《古文苑》证明“安国三拓”为“北宋拓本”，另一方面，却又称：“撰《古文苑》者不察（笔者注：郭老没有提出断定撰《古文苑》者不察的证据），乃从而抄袭之，足证其人匪于原石未曾寓目，即拓本亦所未见者也”。P32 既然“撰《古文苑》者不察，乃从而抄袭之，”又怎能证明“安国三拓”就是“北宋拓本”？，
值得指出的是，查图书馆馆藏的石鼓文拓本，均为剪装本、翻刻本、钩勒本。且大都是上海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珂罗版精印。由于诸多的原因，有些版本程度不同地存在以讹传讹的问题。更有甚者，同一个版本，却标明不同的年代。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正书局珂罗版精印《宋拓石鼓文》，书前题有“辛亥秋日、徐坊题”，书后有罗振玉的题跋明确认定“为宋拓无疑。今更得睹此墨之宋拓，眼福不浅。光绪戊申六月”。清胡惟德于“宣统辛亥秋八日胡惟德借观于当网斋中旬日仅志眼福”
等题跋。该馆所藏《明拓石鼓文》，由狄平子题鉴、平等阁主人署、抱殘守缺珍藏。书前题有“临清徐氏志隐堂藏，盛显题。”
书后则有临清徐坊题跋：“光绪丙申丁酉……此剪装本宋拓石鼓文福山王廉生祭酒诧为希世之珍。此册为我友沈侍郎所得。……宣统辛亥八月临清徐坊仅记。”。从两个拓本的墨迹和题跋可以看出无疑是同一个版本。对于这些以讹传讹的资料，如不加斟辨，就会误导读者。因此，朱家濂先生在《石鼓摭闻》中明确指出，“清末徐坊藏本宋拓本后归宝熙，罗振玉为之作长跋，定为宋拓。然以数明本对勘，实是一早期明拓耳。”
（二）论据的逻辑问题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拓本越古，字数越多，石花就越少，拓本就越好。依据这样一个逻辑观点考证“安国三拓”是最早的、最古的、最好的，这是勿庸质疑的。但并不能以这三个“最”判断“安国三拓”就是“北宋拓本”。（簡評：《中權本》為政和二年（1112年）的賜本，現在統計存497字。歐陽修嘉佑八年（1063年）見石鼓《集古錄跋尾》“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後經郭沫若《古拓之年代》推算《中權本》石鼓全字數為465字，與歐陽修所見同。故證實《中權本》政和二年（1112年）與歐陽修嘉佑八年（1063年）所見年代相仿，《中權本》為北宋拓本是可靠的認識。具體可見徐寶貴“石鼓文在歷代殘存字數的最新考察”一文）
按安国对三个拓本的排名，他认为“先锋本”最古、最好，排在第一，可恰恰“先锋本”在三个拓本中所存字数最少；安氏在“后劲本”中推论，“‘先锋本’（曹本）较‘后劲本’（浦本）之所以字少，是因为曹本当日必尽有之，不幸剪弃，致遗今日之憾耳。”P256这里的记述，一是与他在“先锋本” 中的跋言前后不一。“先锋本”跋称“重付良工焉”，既是良工，又为何剪弃掉那么多字呢？二是记述采用了推论之说：“‘曹本’当日必尽有之”。从语法上理解，安氏推判“曹本“原应与“后劲本”的字数差不多。那么“先锋本”所存字数，究竟是收藏时就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存字呢？还是他收藏“曹本“时字多，经良工装裱剪裁掉了呢？如果收藏时字多，因剪裁导致字少了，也许说“先锋本”最早、最古、最好是能成立的，如果说收藏时字就是这么多，那“先锋本”与“后劲本”两个版本谁早，就很难说了。因为从拓本来看，“先锋本”、“后劲本”两本的存字石花完全一样，分不出谁早谁晚。郭老在分析“先锋”“中权”时，以“先锋本”的“鹿、释、游”三字所存笔划比“后劲本”多，“散”字下石花较少而定“先锋本”早。但事实上，三个拓本之石花无大小之别，”鹿、释、游”三字虽比“后劲本”、“中权本”多存几笔，但由于这几字是经剪裁的，究竟是曹本原拓所存，还是从别的拓本上剪拼，我们则无从知晓了。如果说，以“先锋本”存字的笔划多少判定“先锋本”的年代早，那“后劲本”的字多又作何解释呢？字少是剪掉了，字多是保存了，看来似乎有道理，但细细一想，“安国三拓”的命名，安国是在“三个拓本”整理成册后，依据兵阵命名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据安国以兵阵命名的序列来判定哪个本子早，哪个本子晚。
（四）其他文献的佐证问题
关于“安国三拓”是否是“北宋拓本”的考证，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些文献中获取一些佐证的信息。
1、故宫博物院珍藏明拓石鼓文册首，北溟先生对“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亦提出质疑，指出“阮文达对安桂坡本是‘北宋拓本’以为不可信。因为锡山非遐陬僻壤，安氏家如果有宋拓如许，世间不可能无所闻见。今安本悉归，东海仅观印本与泰山刻石沥纹皆不自然，未观原拓，逐不免怀疑，不审忧患”。
2清乾隆海盐吴东发在《石鼓尔雅》中称：“安国以今文读之脱無今文，……传授無所依据。”⑽ 马叙伦先生提出了“包振玉所藏‘鸡’字尚存。盖以为明本。然惜安本亦经剪装，凡安多于阮之字，有无以定其位置者。安得复前于此之本而证之”的质疑。⑾
3、近代强运开在《石鼓释文》中指出：“石鼓文旧传以范氏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拓本为最古，惜焚后已不可复见。天一阁本共存四百五十一字。今据安氏十鼓斋所藏第一本则共存四百八十字，并仿近人以笔橅拓金石文字之法逐字缩橅其剥蚀破坏处，亦照其原形刻意橅仿。虽未能如摄影者之纤毫不夹，然亦得八九可籍，以考见原拓本之形神矣。”⑿
强运开的这段评价，与笔者今天所见“安国三拓”原拓基本相符。可见“安国三拓”并非“北宋拓本”原拓 。
4、《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徐双宝，张猛主编）所用石鼓图版，用的是安国藏“中权本” 版本，文字说明则为“石鼓文、明拓本” ，而未用“石鼓文、北宋拓本”。笔者认为这种表述是较为客观的。⒀
５、胡建人的《石鼓文历代拓本考》，较为祥细地阐述了自唐以来石鼓文拓本的考辨问题。该文提出“如总数在422字以上或第八鼓即‘马荐’鼓尚存21字，即为北宋拓本无疑。”
⒁然“安国三拓”的“先锋本”‘马荐’鼓（“天虹石”）有13字，“中权”、 “后劲”均1７字。按胡建人提出的这一考辨标准，认定“安国三拓”为“北宋拓本” 则少了一个要素。该文提出这一考辨标准的依据何在？这一考辨标准是以原石拓本为例，还是以剪装本为例？然无论是以何本为例，因“安国三拓”的‘马荐’鼓（“天虹石”）比考辨标准少了八个字，故认定“安国三拓”就是“北宋拓本”则又多了一些疑问。
五、把“安国三拓”界定为“明安国三拓剪装元以前拓本”与史实基本相符
虽然在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中都言及”安国三拓”是经过剪装的“北宋拓本”，但由于“北宋拓本”这一定性，使人们淡化了剪装本概念。
从史学、考古和拓本判别的角度来讲，，用再创作的作品来作为判别古拓真伪和古拓年代的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以书法作品为例，隋代人书写的“出师颂”，就不能判定为晋人索靖书写的《出师颂》，经过再创作或复制的作品是不能判定它属于原创作品那个年代的。“安国三拓”剪装本，一个字一个字的剪拼痕迹清析可见，谁又能证明剪拼的这些字就是北宋时期的原拓？既不能证明是原拓，却又定论是“北宋拓本”，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依据安国本人的跋言可以认定，他收藏曹氏、顾氏、浦氏的所藏拓本，并非原帖，亦是剪装本。“余于此鼓，搜罗二十载，耗费万金，十鼓之愿获，墨缘亦殊不浅，惟欲求一古拓整本装轴张玩，竞不可得。”（“·”为笔者所加）。p252“此本（“中权本 ”）当日裁装为册（笔者注：可见此本当日裁装之本，已是剪装本，安氏获之，再次剪装。幸付托得人，于半字残划均未剪弃，可谓毫发齐备，故今日在余十鼓斋中获得较为存字最多之本也。”p252
证明“安国三拓”并非“北宋拓本”，除了“安国三拓”的现存物状、安国本人在跋言中的如实记载和推论以及上述分析之外，以下几个方面也可以证明“安国三拓”并非“北宋拓本”：
第一、从古到今，收藏家对书法拓本的收藏，都讲究一个传承有绪。而证明所藏之物是否有绪的信物，就是藏品的题款和鉴赏印。没有哪一位收藏家不重视对印和鉴的保护。尤其是印、鉴、题款均钤或题写在宣纸上，又岂能随便遗弃？故在书法拓本藏品中，印、鉴、题款就是作品身份的印证之一，没有了印、鉴，题款，书法拓本身份的证据和佐证就少了这部分内容（簡評：無又如何？）。如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收藏的《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宋拓两册，纸本墨拓，就有“元丰乙丑岁戊午癸丑奉义”（笔者注：北宋神宗元丰8年，1078--1085）的题款⒂p74（附图6）。这个题款就证明了《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为宋拓两册是有根有据的。安国多次在跋言中，推判所藏之物不是贡本就是赐本，可是我们从“安国三拓”中却找不出证明贡本和赐本的任何信息。如果安国当年收藏这些拓本上存在印有贡本和赐本的信息，安国本人应该不会让“良工”将这些信息裁剪掉，尤其是如果这些信息有的话，题款和印鉴的款识，当不会荡然无存。事实也是如此，安国收藏的“曹本”（先锋本）有“姑苏曹迪”印；“顾本”（中权本）有“顾维镐印”、“翊周”、“徐氏良夫” 印，“葵丑中秋观于耕鱼轩倪赞、“云林子”方形阳文印；“浦本”上即有“浦氏家藏”、“浦源之印”、“长源” 印，安国的印和跋则满篇都是。今查倪赞在耕渔轩留下的墨迹除《赠徐耕渔诗》和《霜柯竹石》，还有在“中权本”和《苏玉局养老篇墨迹》及怀素《酒狂帖》上的观款。倪赞在《苏玉局养老篇墨迹》及怀素《酒狂帖》上的观款分别是这样写的：“坡翁此卷，笔意似徐季海，尤觉天真烂漫也。癸丑中秋，同王学耕观于徐良夫之耕渔轩，倪瓒。”（见汪役玉《珊瑚网》．书品卷四）。“倪瓒八月十一日观于耕渔轩，时积雨初霁，残暑犹炽。王学耕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罂注水插花着几格间，户府阒寂，香气馥然，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癸丑。”（见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吴升《大观录》卷二）。我们是否可以从年逾古稀的倪瓒在徐良夫的三件藏品上的题识获得这样一个信息，由于苏东坡、怀素的拓本珍贵，倪瓒题识 “尤觉天真烂漫”、“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也许当时“中权本”上存有此拓是元拓的信息，因为“中权本”是元拓而非“北宋拓本”，故倪瓒的题识只有观赏时间而无评价。假如“中权本”是“北宋拓本”，倪瓒及顾维镐、徐良夫、东沙等人岂有不题识评价之理？2009年4月18日上午，笔者将日本二玄社彩印“安国三拓”“中权本”拓本送请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书画鉴赏家田原先生鉴赏，他指出：“因‘安国三拓’是二次剪装本，故我们暂无法鉴定它的纸的质地是否是北宋时期的宣纸；但‘安国三拓’有很多处一幅页面上下字的墨色不一，而墨色不一则意味着拓纸质地的不同；拓字的墨口不一，尤其是有的拓字的墨口过于圆润，拓片的石花也不自然，而墨口不一、过于圆润、石花不自然则意味着有后加工的痕迹；尤其是倪瓒题识的落款和“云林子” 钤印的风格，与倪瓒其他的题识落款和“云林子”钤印风格不一，有后落款之嫌。从‘安国三拓’的风格来看，与北宋同时代的其它拓片的风格也不一；如果说‘安国三拓’收藏之前的拓本确为北宋拓本，而因安国的雇工匠整理剪拼而失去北宋拓本的风格，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见附图）据《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上有其“同治甲子孟冬下浣七日灯下锡山沈梧识”文字、下钤三方印记，可证沈梧是安国旧藏《石鼓文》在中国的最后一位鉴藏钤印者，时在1864年。郭、唐两老记云：“沈梧尝作《石鼓文定本》，署名古华山农”，光绪十六年(1890)刊行。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记：“道光年间，安国后人分产，拆售天香堂，于梁上得安氏所藏十鼓，……时为邑人沈梧所得，秘不外传故世尠知者。民国初为锡山秦文锦所得，始于其自设艺苑真赏社影印行世。后秦氏将此三本及安氏藏另一宋拓本皆售于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之前，秦文锦亦在“安国三拓”上有钤印。（笔者注：而另一所谓宋拓本则是朱才甫本）。
细观“安国三拓”上的鉴赏钤印者，高攀龙的钤印是一个迷。安国去世是1534年，他为了使三个拓本留传后世，应是在去世前将三个拓本藏在天香堂的梁上的。高攀龙于安国去世后的２８年（１５６２年）才出生，１５８２年中举人，１５８９年中进士，１５９５年弃官回无锡，家居２７年，与顾宪成合力重修东林书院并讲学，１６２１年至１６２５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１６２６年去世。从“安国三拓”上“后劲本”上的“高攀龙”“东林党人”鉴赏钤印来看，高攀龙应是在家居２７年期间鉴赏“后劲本”的。这离安国去世已是至少已有６０多年了。是否是安国的后人在道光年间分财产拆售天香堂之前，就从天香堂梁上取下“安国三拓”后，高攀龙才得以鉴赏呢？
对于安国的后人在道光年间分财产拆售天香堂之前，就从天香堂梁上取下“安国三拓” 的事实，我们还可从嘉庆二十年乙亥六月二十日安国之孙金匮安诗于锦树里慧园临写“后劲本”中得到证实。嘉庆二十年（1875年）后六年，即是道光元年（1821）年后，沈梧得“安国三拓”并著《石鼓文定本》。
第二，“安国三拓” 不仅没有证明北宋贡本和赐本的信息，而且连证明三个拓本自北宋流传至明嘉靖年间的信息也没有。按安国在“后劲本”跋中所言，“内监王寿康得此十鼓于故内废帖堆中，历年虽久，纸墨如新，若手未触。观其装制，乃旧贡本也。”p254既是贡本，若手未触，纸墨如新，可见这件贡品送入宫中就没有动过。那至少这件贡品上应该有证明是何人所贡的记载，三个拓本在北宋时期的收藏主人是谁？然此拓没有。内监王寿康是明代嘉靖人，他在嘉靖年间宫内废帖中发现了浦本（拓本有浦源之印），然浦长源收藏的拓本无法证明其“北宋拓本”的出处，顾翊周、曹迪收藏的拓本上也没有能证明顾本、曹本就是“北宋拓本”的任何信息。如果“安国三拓”是“北宋拓本”，北宋至明代，按安国推判“后劲本”（1107）计算、其间经历了北宋20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152年、元代（公元1271——1368年）9７年、明代（公元1368——1522年嘉靖元年）154年，试想，作为北宋贡本的拓本历经四个朝代，却没人鉴赏；历经四个朝代约400年的变更或战乱，却仍存于明代的废帖之中，应该说，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内监王寿康得此十鼓于故内废帖堆中”只能说明“安国三拓” 有元或明拓这样一个事实(（簡評：安氏曰：观其准制，乃旧贡本也。故浦本不會明拓至少元貢，這一點上邏輯是很清晰的)。
第三，我们从前文的考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安国“重付良工”、“三复摩挲，”“安国三拓”只有安国的藏书印、鉴赏印和闲章印。帖首所题内题鉴，帖中注记，帖尾跋，皆为安国以篆书书写。“安国三拓”的这种风格，与安国收藏的“泰山刻石”拓本的风格完全一样。北大裘锡硅先生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亦对泰山刻石拓本提出了非“北宋拓本”的质疑。⒃p17 而据有关文献记载，安国收藏的“泰山刻石”拓本，亦是华舜臣所赠近拓本。（邏輯不成立，有些東西能互證，有些是不能的，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盲目）
第四，安国收藏此拓本已是日暮晚年。“安国三拓”在明代，因秘不示人，是否是“北宋拓本”没明确记载。到了安国后人拆售“天香堂”得此拓本，“安国三拓”才重现天日，亦无鉴赏家的记录。在清代，大鉴赏家翁方纲也是石鼓文拓本收藏者，像翁方纲等大鉴赏家也没能对“安国三拓”目验过。尤其是安国后人出让三个拓本，也未找鉴赏家鉴定拓本是否是真正的“北宋拓本”。如果拓本上有能证明是“北宋拓本”的信息，那么，有没有鉴定都可认定它的年代，问题是“安国三拓”拓本上既没有能证明是“北宋拓本”的信息，也没有鉴赏家鉴定的信息。（簡評：不一定非要有題跋與印鑒才能傳遞信息，不一定非要經鑒賞家鑒定才能交易）
第五，有专家说，拓本的收藏和书画的收藏不一样。书画的收藏，后人鉴赏印多；而碑拓不一定有鉴赏印和题跋。如果说，石鼓文拓本是一般的拓本，无鉴赏印者和题跋可理解。但石鼓文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的母体，历代书法家无不崇尚它的书体。倘若“安国三拓”真是“北宋拓本”，且是从“宫中或相国后裔府”流传下来，那有无鉴赏印和题跋之理？既然安国把“安国三拓”定在大观年间前后，我们则可以用“大观帖”作比较。湖北省图书馆藏上海艺苑真赏社精印的“大观帖”，共五卷，每卷拓后均有“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每卷拓本前后有很多鉴赏者的观感墨宝和鉴赏印。覃溪在“大观帖”第五卷注“大观帖每卷前后题目年月及每帖前签明皆蔡京手迹。此即宋徽宗叟金书体也。即以此为大观真本之卷，万无一失。”“其后重摹者，此前后楷题拙弱之，其展卷一望而知。” （见附图六）《北宋拓圣教序》，狄平子题眉。“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文皇帝制。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贞观十九年二月八日奉勒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贞观二十二年八月三日内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沙门玄奘奉奉诏译释。” “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子。”《宋拓大观帖》第二卷，“兖州购此帖后二百三十八年嘉庆辛未夏归于临川李宗丞宗翰静娱室，北平翁方纲为之考证题识借以消暑。九月二十二日记十年七十有九。”“覃溪”方形阳文印。“晋中书令王洽书帖后题曰：‘大观帖’每石前后边损处倍觉古光可爱。”“覃溪”方形阳文印。
如果“安国三拓”拓于大观年间，与“大观帖”所拓时间相隔不远，为什么“安国三拓”却没这些信息呢？（簡評：偌大篇幅冗長數段，一直糾結於鑒賞題跋與印鑒，有必要嗎？）不仅如此，“大观帖”五卷以时代为序，按汉字书法的演变过程，摹拓其代表作。“大观帖”没摹拓石鼓文字，而将另外的籀书文字一帖四字编入“大观帖”。大鉴赏家翁方纲和阮元、张燕昌、钱大昭、钱泳、朱文藻、赵魏、黄易、陈鸿寿诸人均鉴赏过天一阁“北宋拓本”，“数百年来，流传有绪之天水毡腊，只此一本”。我们从国内外收藏的宋以前其它拓本来看，均有鉴赏印和题跋。前文所提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收藏的《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宋拓两册，纸本墨拓，就有“宣统二年，正月念五日旌德女士吕碧城敬观” 、“光绪丁未十二月王璀观”、“阳湖赵烈文敬观、等人同观” 等题款书体。（见附图七）该宋拓两册以题跋甚多而知名，依次有王铎、朱彝尊、翁方纲、吴云、成亲王、吴熙载、阮元、何绍基、吴荣光、杨守敬、李文田、刘鹗、赵烈文、翁同龢、端方，最后有中村不折之跋缀以卷末。由“三井”珍藏的《孔子庙堂碑》（虞世南）唐拓纸本墨拓，“元代为周伯琦收藏，清代经安岐而归著名收藏家李宗瀚所有，为李氏‘临川四宝’之一。”清代翁方纲先后三次借阅考证，并三次在拓本上题鉴：“嘉庆辛末夏春宗丞得宋拓大观真本后借此雨窗对看。六月二十三日方纲记。” “癸酉十二月复借至小斋逐细核书于侧于是唐本厘然明白。矣方纲又记。”“甲戊二月又借此本与宋拓城武本细对备见山阴棐之秘良非偶然。方纲又记。” 均在拓本上有清晰的记录。（见附图七）翁方纲在三次借阅考证的基础上，并著有《孔子庙堂碑考》。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石鼓文》拓本，孙克弘旧藏，后归朱翼盦，朱氏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献故宫博物院。此《石鼓文》册拓本浓墨精拓，麻纸挖镶裱。每半开纵28.4cm，横15.5cm，共18开半，每开6行，行5字。缺第八鼓，第五、七、十鼓每行只存一、二字。拓本有翁方纲、吴云、蔡文陛等跋16段。钤“翁方纲尝观”、“吴云平斋曾读过”、“王广之印”、“黄菏汀四十七岁后所得”等收藏印130方。拓本每鼓前有红色标号字体，据翁方纲跋为孙克弘书。拓本有附本二：一为《石鼓文音训》拓本，共20开，额半开，2行5字，音训19开半，每开10行，行13字，至元年间潘迪书，茅亮刻石，钤印2方；二为《周伯琦临石鼓文》墨迹，共13开，每开6行，行5字，前附页有无款小楷题签一，钤 “周郎”、“安元忠印”等印26方。
应该指出的是， 提出“安国三拓” 是否是“北宋拓本”的质疑，既不是否定先贤们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否定安国本人和“郭书”。“郭书”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石鼓文的权威之作，该书对研究石鼓文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该书成书时受史料的限制，因而当时对有些问题只能作出推断。随着考古史料的增多，对该书当年提出的一些推断，笔者将另撰文探究。（簡評：吾還在等你的國家級出版社出版的《石鼓文研究》一書，都交付出版社了，有幾年了把）
安国(1481--1534)，字民泰，无锡锡山人。《书画传习录》一书附记其世居胶山，富可敌国。因山治圃，植丛桂其上，延望二里余，自号桂坡。渔猎子史，精于书法，善鉴别彝鼎法书名画，珍藏之盛，甲于江左。《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大明安国鉴定真迹”阳文长方印鉴一，《石鼓文》三种拓本字号印有“桂翁”和“桂坡老人”(阳)，“胶峰樵客”(阴)等；斋号印有“天香堂”(阴长)，“桂花坡”和“桂坡馆”及“古墨林”(阳)等；吉语印有“安且吉兮”、“适彼乐国”(出《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国”)阴文，首尾即钤有“安国”姓名等几十方印记。安国继承了富有资产却热心购藏异书、校刊刻印图书，抢救和传播文化的传统。其校刊印书处取名“弘仁堂”。明嘉靖安国弘仁堂刻本、“安国校刊”等早已载于史册。所著有《游吟小稿》、《安桂坡游记》等。
安国作为大收藏家，治学是严谨的，对后人是负责的。不然，他不可能在三个拓本上作如此详细的记载。正是由于有他的详细记载，我们今天又得以见到原石和他收藏的三个拓本，才有可能对“安国三拓”提出是否是“北宋拓本”的质疑。
注：本文的年代考均据《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⑴ 《石鼓文北宋三拓本述要——兼评‘又一北宋拓本之发现’》
⑵ 《石鼓文研究》
⑶《安国旧藏石鼓文三种鉴藏流传考略》茅子良《中国书法网》江苏2006年4月3日
⑷
⑸
⑹《从现存最早的石鼓文北宋拓本看‘古文苑’之成书年代》李芳四川大学中文2001研
⑺ 《石鼓庶闻》
⑻ 《石鼓新响》
⑼ 《石鼓文新解辨》
⑽《石鼓尔雅》
⑾ 《石鼓文疏记引辞》
⑿《石鼓释文》
⒀《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 胡双宝 张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p20
⒁
⒂
⒃ 《安国旧藏'秦泰山刻石'宋拓本真伪辩》 裘锡硅 《中国书法》1997年第3期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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