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聖唐文化整理     2007-3

《石鼓文》是記載先秦重大歷史事件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史詩。曆兩千多年永傳而不衰，是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最古老的見證之一，是回憶歷史的一面鏡子。它對研究我國的歷史、文學、文字、政治、書法等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先秦國寶《石鼓文》還是我國最早的較大規模的石刻文字，是軟筆書法之祖，圓筆派之先河，小篆之宗。《石鼓文》以宗周之氣度，雅語之風韻，給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尤其是在我們提倡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可以從《石鼓文》中有關人文、生態、法律、社會制度等方面進行再研究和挖掘, 已提取更多有益於與現代和諧社會相互比對有價值的文化遺產。這就是本文書寫的宗旨和目的。

一、《石鼓文》的發現及對歷史影響

《石鼓文》產生於西元前二千七百年前的秦國，但發現卻很晚，唐代初年，石鼓在陝西省鳳祥被發現，共十個鼓形刻字石，每個石鼓高約九十多公分，直徑有六十公分左右。每個鼓上刻了一篇有韻的詩，體裁與《詩經》相同。自發現石鼓以後，轟動大唐朝野，無論文字、詩歌、書法都被冠以最高的榮譽光環。唐代大詩人韋應物、大書家張懷瓘、大文學家韓愈等人都極力讚美之。太和年間，皇帝曾將石鼓置於太廟裏，以供學子們學習官員們參觀。五代時，社會動亂，石鼓遭人丟棄。

北宋初年，石鼓才得以完壁，大觀年間，石鼓被鄭重運至東京（今洛陽）的辟雍（太學）。成為最高學府學子們頂禮之處。後由於皇帝視此為國寶，派人移入內俯保和殿的稽古閣內收藏，成為一家之物。北宋大詩人蘇東坡認為是石鼓文字上承黃帝時代倉頡、下啟秦代李斯、唐代李楊冰…，猶如“眾星錯落，蛟蛇走動”。堪稱書家第一法則。

相傳北宋末皇帝為了保護《石鼓文》，曾用金粉將刻字填平，只許觀看，不得印拓, 一時間，《石鼓文》拓本成為搶手奇珍。

金兵攻破汴京後，見石鼓上有金子，爭相用刀剃金，金元帥始知《石鼓》為重寶。連忙保護起來，用車運至燕京，也效仿宋代將《石鼓》置於國子學大城門內。元代，仍將《石鼓》視為國寶，皇庆年間，又將《石鼓》一直在國子監內保存。到明清兩代，《石鼓》仍安放於國子監內。

清代乾隆年間，看到《石鼓文》殘缺不全，乾隆命阮元重修石鼓。這就是：“太平盛世，承修石鼓”一說。在阮元的《北碑南帖》論的影響下。碑學大興，臨摹學習與研究《石鼓文》之風才盛極一時，各種版本才相繼出現。

1937年抗戰之後，《石鼓》幾經輾轉。解放後，又運回北京，收藏於故宮博物館。

二、《石鼓文》的歷史觀

西元前900年左右，西周周孝王召請秦人贏非到“汘渭之間”，（即陝西境內汘河和渭水之間）為周王室養馬。

秦人祖先飛廉支持商王朝，被周所殺，秦人流離失所，飛廉的後人贏非長於養馬。周旋於羌戎之間，並歸順于周王室。因周王室正缺馬匹。便找請贏非主持養馬業，這是秦人復興的南逢之機遇。非子率部隊臥薪嚐膽，在水草肥美的汘渭河之間很快地把馬繁殖起來了。“馬大蕃息”，贏非子功大，周孝王於是封贏非為附庸國君，都邑設在秦亭（今甘肅省清水縣東北），故贏非子號稱“秦贏”。秦建國之初，自強不息，披星戴河，國泰民安。時值天虹高掛，三星（指参星）在天。馬肥草旺，秦人視此為大吉之兆，故作“馬薦鼓”以記之。

 三、《石鼓文》有關的生態觀

贏非子建都秦亭，為現在的甘肅隴東一帶。

在《馬薦鼓》中有“蓍”草，為蒿類植物。“芃”指草又多又嫩。

“馬薦”意為馬草。“微雉”，即微微雉雉之意，在茂密的草叢中，野雞時隱時現，天上彩虹高掛，一片風和日麗，水草豐美的自然景觀，體現了先秦時隴東一片風調雨順，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態狀況。

此後，周平王賜封秦人歧以西之地，秦人離開秦川（指甘肅秦川非陝西秦川）。越過隴山，遷都汘城（今陝西省隴縣東南）。

汘城旁有一大澤名叫汘也。也是秦人賴以生存的生命之海。秦初建國時，一方面攻伐戎狄，一方面在發展畜牧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漁業。捕撈魚養殖共存于秦制之中。

為感激母親之海，生命之海給與秦人的恩賜，秦的詩人做歌以記之。並刻石以為永存。這就是“汘也鼓”。“ 汘也”一詩共十七句，每句四言，通篇描述，汘也大澤的博大，物產之豐美，生態是多麼的平衡。其中“其朔孔庶”是指寬廣浩大，任君暢遊，“丞皮淖淵”是河連著河，水連著水，河水通向沼澤，沼澤中小溪通向深淵，一片水天一色的感覺，“萬有小魚”“其灆氐鮮”。是指小溪的淺水處，各種小魚一個跟著一個歡快的遊動。一派純真的田園般景象，真不敢想像二千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樂土已成為黃沙滾滾的荒涼貧瘠之地了。

由於秦人的細心治理和呵護，大澤汘也已成為養育秦人的搖籃。筆者使用現代詩翻譯“汘也鼓”歌曰   

“汘山之水啊，汘也之澤。

  波濤連天啊，萬物千色。

  也之海啊，錦鯉萬頃如濤，

  捕不盡的魚蝦，躬迎貴客。

  溪流涓涓，小魚多如星座。

  鯰錦及蚌，抬手可得。

  黃白如錦的大魚啊， 任君品嘗。

  取之不盡啊，需楊柳之筐。

  汘也之海啊，吾之故鄉。”

在“吾水鼓”中，有：“吾水既清，吾道既平”之句。這和《詩經》中“原始既平，泉流既清”相似。歌頌了秦人愛水、治水、護水的情結, 交通網絡四通八達。條條道路寬敞平整，秦人在丙申日駕著馬車帶著食品去祭祖，是值天空突降淩雪，瑞雪兆豐年，國君認為是吉兆，故刻石以記之。

“吾水鼓”記載了先秦時期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君民同樂的和諧景象。

“靈雨鼓”中，更是以諸多的詩句來描寫大自然，匯合湖泊如鬼斧神工似的變化，以喻軍民同心的悲壯心情。

“靈雨鼓”是記載秦穆公時期的一首詩歌。詩歌通篇以濛濛細雨，濤濤江水，不盡的大澤，淒淒的芳草，舟馬同行，天氣或陰或晴，君民在洪水中進行，在湯湯大水一方悼念陣亡的將士，故有“伊于水一方”之名句。

可以肯定，先秦時期的渭水流域大部分是水鄉澤國，大河湖泊相會交織，沼澤小溪如同網路，樹木陰森可遮家門，故有“枝深以戶”之句。

秦人視水草為國之本，良馬為國之力。人與自然為一體，保護自然就如養息自己，愛護自然，亦即愛護自己的家園。“天人合一”的理念已根深蒂固的植入了秦人的靈魂之中。因此，皇皇巨制史詩般的《石鼓文》十之有三竟然是歌頌大自然的, 足可使我們作為秦人的後代們為之汗顏的。 

四、以民為本的《石鼓文》精神內涵

在《石鼓文》的各篇章中，處處突現了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歌頌人民的詩句處處可見。君民之間，軍民之間，互相誠信，互敬互愛之風已成風尚。在《鑾車鼓》中，有軍民君共同狩獵的場景。其中有“閭裏多賢”“陳禽以獻”“吾獲允異”等詩句，說明在盛大的“秋獵”活動中君王和臣民同獵、同慶、同樂。最後揭示民眾將所獵取的野獸獻給君王，以示軍民魚水之情。故有“吾獲允異”之句。這和《左傳》中所言：“信矣其君子也，成哉其大成也。”之風尚所同。以民為本，和諧社會的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吳人鼓》，兩千年以來，歷代統治者為山村野民樹碑之傳，並供奉于廟宗之上者，唯有先秦。《吳人鼓》也是歷朝歷代，最先給所謂野人、賤民歌功頌德，使之流芳百世的始作俑者。《吳人鼓》通篇歌頌吳人的仁愛和博大的胸懷，忠勇和愛國愛家的精神。而卻隻字不提君王的寬宏和偉大。這一點很是耐人玩味的。

《吳人鼓》白話解：某年，秦國歧下吳湯的山野村人偷盜了皇室的禦馬，共有300餘人分而食之。官兵抓拿後準備嚴懲，秦穆公聽說此事後笑著說：“有德之人不為牲畜而傷害人，我聞食馬肉不飲酒會傷人”。於是召見食馬者，不但不殺，反而給每人賜酒一杯壓驚，並全部無條件赦免了他們。故有“吳人憐極”之句。此事一時成為深得民心之美談。第二年，晉軍入侵秦國，吳山野人感穆公不殺之德，決心以死相報，借要求出戰。

秦晉大戰，秦國國君穆公受傷，秦軍危在旦夕，只見三百野人突然從斜坡裏殺出，捨命護駕救主，。這三百人又返身殺向敵陣，生擒晉惠公夷吾，秦軍反敗為勝, 這些勇士正是當年穆公不殺的吳山盜馬者。

此一事件轟動列國，使秦國一時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秦人深感軍民間魚水之關係，故刻石以銘記之。此事《呂氏春秋·愛士篇》已有明確記載。

五、《石鼓文》對國策與戰事的認識和檢討

《石鼓文》在《田車鼓》《吾車鼓》《鑾車鼓》《而師鼓》中，不惜章節地歌頌了秦軍的車堅馬快，軍士的雄偉善戰 ,弓矢精良及士氣高昂等。強調了在諸侯各自擁兵自重的時代，國防力量是何等的重要。但又強調了不出無名之師，不打無義之戰，與鄰國和諧相處，是秦國的國策之一。即使發生戰事，也應從容對之。這一觀點，在《田車鼓》中較為突出。

西元646年，晉國大旱，求援于秦國，晉國國君夷吾是秦穆公扶持上臺的，秦穆公自然爽快地答應了晉國要求，傾全國之財力，支持晉國。第二年，偏逢秦國大旱，晉國豐收。秦國派使臣到晉國索要借糧，晉國臣子勸晉公說：“我們虧欠秦國太多，若不換糧，必得罪于秦，不如我們趁虛而入，發兵攻打秦國。”這一歪理竟然被晉君採納。

於是乎，晉國派重兵攻伐秦國。兩軍在韓原（陝西韓城一帶）舉行會戰。

秦穆公在陣前指出：秦之有山，乃周天子所賜，秦人世代經營，且屢屢幫助晉國渡過難關，今乘秦國大旱饑饉，不還借糧，是為不仁；出兵秦地，是為不義。此等不仁不義之舉，當人人共誅之。

韓原大會戰，秦軍反敗為勝，以正義之師擊敗入侵者，並生擒晉公以洩憤，後考慮到應以大局為重，並敬重周天子從中說情，便答應放晉公歸國，以示秦國寬容大度、以德報怨之遵周風範。晉國則必須獻出黃河以西八座城池作為求和條件。

《田車鼓》借用田獵之事，隱喻秦晉之戰是正義和非正義之戰。雖然不得已打仗、戰必勝，而我軍不驕，亦不指名道姓取笑晉國的無能，故有“執而勿射之”名句。意思是抓住了晉國國君而不射殺之，以體現了我秦國的仁德。

既奪了晉國大片領土，又落得了好名聲，故有“多庶樂樂，君子乃樂”之句，意思是只要天下蒼生快樂太平，我等君子委屈一點算得了什麼，為多數人樂而“乃樂”才是我秦國的風範，故刻石一告知天下。

《田車鼓》意譯：

戰車何連連，壯士赴韓原。

左車旗獵獵，車右軍健健。

吾以棲于原兮，挽弓欲射前。

麋豕奔速速兮，雉兔何田田。

執而當勿射兮，天子解前嫌。

多庶且樂樂兮，萬方太平年。

在《靈與鼓》中，秦人用另一個反向的案例去警示和教育後人，這個典型的案例竟然是秦國的最高統治者。

    西元前628年，秦穆公好大喜功，用大將孟明等人，順渫水而下，突襲鄭國，此役從軍事上講，隔著晉國和晉的同盟國鄭國打仗，是冒險之舉。從政治上講，以大欺小，讓諸侯國疏遠。突襲鄭國不成，順路又滅滑國，更是不仁。結果是被晉軍設伏，全殲秦軍於洛州之三崤山。

為報崤谷之仇，穆公不聽賢臣白裏奚等人的苦勸，再次使用孟明，白乙丙，進攻晉國，尋機報仇，又錯一著，結果又打敗。

西元前624年，崤山之敗節三年，穆公傾全國軍力，一意孤行，決心親征伐晉。

晉軍避其鋒芒，堅守不出戰，秦軍在綿綿雨中來回疲於奔命，進退兩難，只得返回。在茅津渡河時，經過三年前的戰場三山。時值天降大雨，秦穆公幡然醒悟，悔不該不聽忠言；悔不該一錯再錯一意孤行；悔不該意氣用事處理國事，愧對列祖列宗和死去的幾十萬前方將士…。

秦穆公親自封葬死亡將士的遺骨，在大雨中放聲悲哭，並對天銘誓，要改過自律！

《靈雨鼓》意譯：

日佳征郁，複益厚孟明。

滂滂兮靈雨，渫出建平郡。

之子流濟濟，兵車過汘也

泊泊又淒淒，苦戰在河西。

茅津舉寨回，湯湯舟已行。

穀祭忠魂，陰陽兩極深。

勿行且即止，伊于水一方。

其奔於其敔， 其事思悠悠。

六、《石鼓文》中的“和諧社會”

《石鼓文》自始至終貫穿著以民為本的治國方略。從《鑾車鼓》中的軍民同樂，到《吳人鼓》中的軍民同心和民乃社稷之本的先秦基本國策；從《田車鼓》中的“多庶樂東，君子乃樂”的大局觀，到《汘也鼓》《馬薦鼓》中的“天人合一”的和諧社會描述。無不滲透著先秦個時期對“和諧社會”的期待和維護。尤其在《作原鼓》中，更是通篇對他們的“和諧社會”進行了全面地闡述和描寫。

《作原鼓》首先提出了人才的培養和治國為同理，需要改革，創新及遠大抱負和理想。

如《詩經》所說：“秩秩大猶，聖人莫之”。本篇中的“作原作人”亦是一樣的。

在治國和做人的道路上，沒有不勤奮就能收穫的事情。日月如梭，方略再好，也應及時運作。“道遄我司”“日月其除”猶言此重任若我不去承擔，歲月也會流失一去不復還。上下一心，軍民同德，才能幹出大事來，貧瘠的土地也能長出豐茂的花草。

為了黎民百姓，不要認為自己無所傷，治理國家，要像織網一樣，一個地方，一方民眾都要精心治理，不可患得患失，失信於民。

柞樹和櫟樹，皆為不成材的小樹，其作用只有當做柴火採用，而烏桕、棕樹，均為有用之材，可招來鳴禽，以成大事。

國泰民安，君王才能稍得休息。山高水長，努力奮鬥不可休止，時時要有危機感，才會同心同德建大業。種樹且要二日之時間，周密的計畫也得五日才能完成，道路光明走的艱辛，和諧社會要大家共同來完成。

用人宜為賢，治國、種樹、育人為同一理念。因此可以說，《作原鼓》雖然殘字較多，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分析出先秦治國治人的政治方略。

 七、《石鼓文》中的法律、政策、生態保護及其它

西元前384年，深解民意的秦獻公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富國強兵之策。首先廢除陪葬制，推行縣制，編制戶籍，發展商業…

秦獻公回顧先祖的豐功偉績後，把推行新政、育人治國、治山治水納入同一軌跡，並把有效的治理措施，以約法形式樹之於鄉里，為民守則，以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這就是《嘉樹則裏〉這一名句的由來。在《吾車鼓》中，秦人歌頌其東獵的盛大規摸，顯示其軍事體制及生態體制已經初具規摸。詩中強調了狩獵時的規矩和法度，其中“吾驅其恃”、“吾驅其撲”“射其肩獨”等句，明示了在狩獵中只許射殺三歲以上的離群大野豬，小野豬及母野豬是嚴禁獵殺的，對野牛等獵物也是如此。可以想像，在當時大規模的狩獵活動中，被圍獵地動物是數以萬計，要從中明確地區分動物的種類是何等困難，而且，在當時社會，野生動物的數量之多，大大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儘管如此，秦人還是用嚴明的法律來約束軍民，為保護野生動物資源費盡心機，以至於立石為戒。這反應了先秦積極的生態意識和嚴格的法律規則。                             

甄望智撰稿     西安聖唐文化諮詢有限公司整理

 

 

 

從毛筆的起源到先秦石鼓文

 

-- 簡析古文字書體演進與毛筆之關係

甄望智

(石古)

(精通中醫、易經、目前專業於石鼓文及三代文字藝術研究與創作)

2007-3

提    要

近年來，書法史和書體演進的論述報導不少，導致書體演進的使用工具之一的毛筆，在這一過程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

 在先秦漫長的書法史中，古文字書體演進到《石鼓文》為止，毛筆的演進及改良已基本定性。

 本文試圖從毛筆的產生到春秋時期的這一過程中，再分析解讀一次古文字書體演進與毛筆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在先秦書體演進與毛筆的同向共生方面的問題。

在這裏，首先感謝書法界同仁及前輩對本文的指點和意見。

引    言

中國書法和國畫最能直接表達中國文化精神，而它們的使用工具的毛筆，也就賦予了它特有的歷史使命。

古代毛筆的稱謂有很多。在《爾雅》、《說文》等書裏有：“吳謂之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蜀人謂筆為不律”等記述[1]。商朝甲骨文已有象形文字，周期典籍中明確出現了“筆”字。關於筆的起源，史記載不一, 南朝梁周興嗣在《千字文》說：“恬筆倫紙”。西晉崔豹《古今注》也說：“昔蒙恬之作秦筆也…”[2]。明人羅欣在《物原》一書上寫道：“虞舜造筆，有漆書于方簡”。種種說法，不一而是。最早出土與筆有關的用具是在仰韶時期。而最早出土的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而後漢代均有毛筆實物出土。

在原始社會，人類開始學會使用火, 火把樹枝燒成木炭，這就成了人類最原始的筆，即筆墨兼有的“炭筆”。先民們把自己的感情和對大自然的認識，通過“炭筆”塗寫在石頭或其他器物上。

在７千多年前，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上，可以看到繼先民們“結繩而治”之後，圖案和“書契”。

這些令人著迷的圖案，表現了高度美的創造力，已不僅僅是原始美術的萌芽，我們可以從中隱約地看到一絲上古時代毛筆的印記。

一、        新石器時代的筆墨藝術

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以前的仰紹文化中的彩陶上的圖案，已明顯有了筆的印記。

仰韶文化出土的大量彩陶，其裝飾花紋豔麗多彩，從魚、鳥、動、植物紋以及用抽象幾何圖案表達的古天文，大地座標及四時氣象，豐富又精美；他們已經會熟練地使用動物的皮或植物的莖來作筆，用天然的礦物，如赭石、朱砂、天然石炭做顏料。

仰韶文化陝西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繪寫工具中，就出現了一根用以研磨的石磨棒（即研石）及土石硯等美術用品。

在考古現場雖然沒有發現毛筆（可能毛筆早已氧化消失），但我們可以據此推理，我們的祖先早在5000多年以前，已經會把天然石炭等用岩石在硯石上研磨成粉，再摻水調和成墨汁。用原始的毛筆在陶器上繪製成各種圖案了。                     

圖1彩陶人面魚紋盆仰紹文化半坡類型

1957年在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刻畫著精美的人面、魚紋圖案，還有簡單的刻紋，這些半坡人所刻的符號，還可以看出他們先用硬的“木筆”或“竹筆”畫成的圖案。                           

1987年在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了一個距今約       圖2 凌家灘八卦圖玉版

5000年前的玉版。其圖案是一個古八卦圖，是上古人的一個測天地陰陽的天文儀器，這個圖案與崧澤、大汶口、大溪等文化中所見的八卦太陽原始八卦圖完全   一樣。在很硬的玉版上要刻出如此複雜的古八卦八角太陽紋，在沒有出現青銅和鐵器的上古時代，是      圖3 刻畫陶盆河姆渡文化

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因此，必須用硬筆在玉版上先畫出圖案，才能刻出完整的玉版。                                                                      

    山東大汶口陶器刻畫符號，浙江河姆渡黑陶上的刻畫的豬紋，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及二里頭文化等諸多刻紋中，都可以從中看出上古“硬筆”的書寫痕跡。

馬家窯文化出土的大量彩陶，大多用彩色和黑色的天然顏料所畫，它和半坡類型的圖案和符號，都有明顯的毛筆痕跡。

馬家窯文化出現的蛙，龜等圖騰及以雲的勾曲回環為特徵的雲紋圖案,不但看出明顯流暢的毛筆筆法，而且也著眼於對圖案點線的有規律變化。圖案的中心、重心、疏密、對稱、斜正等的章法佈局，已經對書法三個要素有了意識上的追求。    

  圖4 彩陶面馬家窯類型            圖5 彩陶蛙紋翁 馬廠類型

在新石器時代，用獸毛捆綁樹枝做成的毛筆已經出現，同時，在玉器和陶器上用“硬筆”做出的刻符和原始文字也很普及；在玉器和陶器上用刀直接刻畫的不在少數。

這對以後商朝在甲骨上契刻文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商代甲骨文金文書體與毛筆

上古社會，人類最基本，也是首要的精神活動並非鬼神之類的原始宗教，而是人類對宇宙自然孜孜以求的探索和追求。至商代，鬼神世界成了主宰，《左傳·成公十三年》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們用甲骨進行占卜，甲骨文出現了，人們又稱之為“殷墟卜辭” [3]。《尚書· 多士》稱“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理論上判斷，漢字形成完整體系很可能是在商代，我們從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找到的文字資料可以作為根據[4]。近三百年的殷墟甲骨文書法史中，書寫契刻的風格和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在甲骨上直接刻畫，二是用紅色朱或墨寫在玉片、骨片、陶片上後，再進行契刻，也有刻好後再填朱的。一般契刻風格突出的小字，尤其是卜辭中的小字，都是以刀代筆直接刻畫。大字則是先寫後刻，刀附從於筆，大字類字體有被刻成肥碩具有裝飾性，有些字有明顯的繁簡異體，說明了字形再變化的開始，而大字更接近手寫體，也就是從書寫到刻寫的初期，硬筆和毛筆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在時間上應該是武丁時代早期。

圖  6此甲骨文為商代（西元前約12—11世紀）遺物，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成熟文字。

到商代，隨著甲骨文的出現，新石器晚期的粗大毛筆開始變小，筆劃圖案也是由大變小，文字筆劃也是由繁到簡，再從簡到繁，而契刻技巧也是由粗狂到精細。用筆也日趨定型，一般是硬筆和毛筆交替使用。

早期甲骨文一般是先書後刻，線條沉穩、渾厚、古拙奔放，用短毫製成的毛筆書寫痕跡明顯。

以後還有一些非王室專用的卜辭，契刻風格明顯。線條修長，字畫轉折處很難見到毛筆的三神采，以及輕重變化和出鋒，線條雖細，但有力度，可以看出殷商時代純熟的硬筆寫法。          

商代墨蹟雖不多，但對書法史及毛筆的演變軌跡有著重要意義。出土武丁時期的一片佈滿鑿痕的龜甲反面，中空處有卜辭，在甲橋的位置上留下了數個用毛筆寫過而未契刻的字，用筆的書寫感較差，但是，用毛筆描摹痕跡明顯，線條柔和飽滿，雖然受著圖畫形式的約束，其用筆已變成粗細均勻的柔和線條，開始有了筆劃，筆順的味道。

還有一個無名氏卜辭，甲骨後面有毛筆寫的5個字。可能是當時文字書寫的正體，已具備筆劃,筆順的味道，線條兩頭尖，中間圓曲飽滿，有明顯的粗細變化。體現殷商時期已經用柔軟的獸毛作筆了。筆鋒尖而柔健，經過修飾，筆毛中部飽滿，能寫出圓利的筆劃，觀其筆劃兩頭尖銳，中間圓曲，說明商人捉筆及運筆方法和今人有所不同。             

圖7 商代甲骨文                                                                   

由於當時製筆工藝還比較落後，筆毛極易散，墨也很粗糙，決非像上述手寫甲骨文那樣使筆劃尖圓如人意，因此，筆者斷言，古代“舔筆”之習，恐怕要從殷商開始算起，這種情況，至漢代還可以看到。

如趙壹《非草書》：“領袖如皂，唇齒常黑”的記述，實和商代舔筆以補筆墨之不足同理。

自武丁以降，在商代晚期出土的陶、玉、骨上，均有毛筆寫過的痕跡。雖然它還有上古圖畫仿形   圖8商代晚期刻石刻玉書法

的線條特點，但是它的用筆力度、筆劃、筆順更加清楚，其線條頭粗尾細，橫畫時起筆粗圓狀如點漆，頗有力度，已有藏鋒之態式；住筆尖細，轉折處圓潤自然，粗細變化流暢自如，已具有書寫涵義的字形基礎。也可以說，柔毫筆在殷商時期書法領域已經進入了實際應用階段。商代後期金文風格豐富多彩,有不少表現族徽的圖形文字[5]。如《司母戎》，《司母辛》銘文是筆劃呈首尾尖，中間粗的所謂“波磔體”，筆道壯實，兩頭尖中有明顯肥筆，在書法藝術風貌上多呈現毛筆筆意，毛筆書寫的痕跡相當明顯，使人聯想到仰韶文化彩陶上自然流暢的畫紋和刻畫符號，體現了毛筆及書畫文化發展的連續性。

    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但由於甲骨文和金文雖是同一體系，但在用筆和書寫上還是有所區別。金文一般是先在泥，陶胎範上用柔毫寫字。在胎範上寫字刻字比較容易，因此字體有肥厚，雄渾的特點，書寫筆意比較明顯。甲骨文則不同，在甲骨上刻上比較麻煩，契刻者為了提高效率。只好將毛筆字跡的用筆加以改變，把粗大的毛筆該造成細筆，改填實為勾廓，改圓形為方行。有些場合還使用纖細的硬筆去寫小字，因此，不少甲骨文有了瘦硬、勁挺、而轉折處不圓潤，因此，甲骨文保留的筆意也就少於金文。

三、從西周金文到春秋石鼓文

在西周早期的金文書法中,大體上幾乎完全沿襲商代晚期金文[6]。象形程度較高，彎曲線條多，線條圓曲，筆道粗細不均，而且夾雜者有規律的肥筆，還有一種是首尾尖細或頭粗尾細，它們與粗細均一的線條並行，這些形體不便書寫，也就是說，在西周早期書法用筆依然沿襲商朝的用筆方式，毛筆的製作和書寫隨著時代的變化，則需要向規整化發展。

西周武王時期的《大豐簋》、《利簋》，成王時期的《令彝》等銘文，就是以上的寫照。然而，若仔細觀察，則發現周初文字筆道厚重，結體更加謹嚴方整，也有收筆較肥   圖10大盂鼎

成垂露狀，也有出鋒時筆劃加肥的，如同早期隸書的波磔；所成筆劃圓轉之勢較商代的更加明顯，說明了西周早期金文用筆並不是一                    成不變地承襲殷商遺風，而是有了一定的變化。

至康王時期的《大盂鼎》，所出現的粗畫和肥厚點團，都說明了西周早期的毛筆和筆道存在著殷商遺風, 金文書寫筆意躍然可見。其筆道已有改良後毛筆的味道，為中國書界譽為“方筆之祖”云云。

西周自昭王以後，金文進入成熟時期，筆劃開始規整，章法開始求工，筆道已向圓潤，纖瘦靠近。

1977年在陝西出土的恭王時鑄造的《墻盤》是西周書法劃時代的作品之一，在周人的整個精神世界裏，禮樂文化使周文化及其藝術精神已遠遠與商人不同，因而，文筆的改革，書法的變遷也在所難免。這時的西周文風書法中，粗畫和團塊已經消失，尖頭鼠尾的遺風已近全無，代之全新的周人藝術思想風貌，《墻

圖11 《墻盤》銘文（局部）    盤》書風端莊靜穆、圓婉和諧，體現了“立天定人”，天、人、藝、道合一的宗教觀。

西周從《墻盤》始起，用筆已和先周大不相同，起筆，收筆，轉換大多為圓筆，轉折亦柔圓，起收筆皆是藏鋒，這種藏鋒，圓轉筆法就是春秋時期《石鼓文》筆法的由來，也是以後的隸書及楷書中圓筆筆法的源頭之一。

以此推理，殷商時代的毛筆是把獸毛捆紮在木或竹筆桿外周，再塗以生漆，由於毛筆鋒穎雖然柔健，但是毛筆肥大，易散易亂，用筆則易出現頭尖中圓的形態圖12 《散氏盤》銘文（局部）

，雖有一定筆順的味道和特別節奏或時常穿插出現粗畫和肥厚的團點，但用筆之不順暢是顯而易見的，故可見到殷商時期金文經過修飾的例子不在少數。               

筆者認為從《墻盤》的筆順，筆劃等方面來分析，西周中期的毛筆和商代的毛筆有所不同，《墻盤》的運筆已顯便捷，粗細不均的筆劃已消失，說明《墻盤》所用的毛筆，筆毛已不顯肥大，而獸毛也較順，筆尖，筆鋒靈活，柔健不亂，因此筆劃也就圓潤流利，字形中規中圓，這說明一種新的毛筆誕生了，因此，全新的寫法和有趣的格式也產生了。可能在這一時期，周人學會了把獸毛從捆綁的方式變成了另幾種方式，或用木為管，將獸毛塞入，或用蘆葦為杆，取眼，把獸毛入內成筆，還有一種是以竹為管，把獸毛做成的毛頭纏緊，塞入竹管內，外用繩索捆綁，後一種筆可能成為現代毛筆的先祖。

至西周第三期，也就是恭于以後的懿、考、夷、厲、宣、幽等諸王時期，所出土的《大克鼎》、《散氏盤》等銘器，筆劃更加均細規整流暢，肥筆完全消失，筆法圓勁，寬敞流暢，排列隨弧度環轉，乍看筆線瀟散，實則字形端莊平穩，筆線遒勁舒展，其結字與線條，已進入到寫字自然的境界,可以和後人寫字運筆相銜接，可以說，毛筆的改良促進了書法的進步。

厲王時期的《散盤》書風，是自《靜簋》、《墻盤》之後，從結體端莊，筆線遒斂，行款寬敞, 銘文風範中突起的異軍。圖13 《虢季子白盤》像《散盤》這樣運用粗豪，結體奇欠側，線條古厚，行氣古茂，造型螺扁，是整個金文書風中最為獨特的。其書寫的毛筆，可能是經過改良後的粗豪大筆，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藝術風格，它被秦國所繼承，後導致秦文字隸變的發生。

後期出現的《虢季子白盤》，是史稱“宣王中興”時的產物，由於其書體穩定，可以和春秋文字銜接，有學者認為《虢季子白盤》與其他周代銘器風格不同，很可能就是大篆《史籀篇》的初始樣式。類似的銘器還有《頌鼎》《頌壺》等。不同的評論也不少見[7]。在中國書法史中，以字書為範本，同時進行識字和書寫訓練，應始于西周《史籀篇》編寫的宣王時代，在這個時期，毛筆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改革，因此，此時的書體已經排列整齊，行格疏朗，書法端靜，已啟《石鼓文》之書風。

   四、春秋筆墨寫《石鼓》

從春秋時期《秦公鐘》《秦公簋》秦公大墓石磬刻字到《石鼓文》，字形發展一脈相承[8]。一般學者認為秦文正體《石鼓文》是基本遵循《史籀篇》的文字教育，字形變化而來，是秦始皇“書同文字”，以前先秦正規的文字標準範本。  圖14 《秦公鐘》

 春秋時期，百花齊放，文字在載體型式豐富多彩。金文、簡牘、帛書、刻石文字等都有出現。因此有“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一說。由於文字各異，毛筆的製作，也有所不同。       

春秋戰國時期毛筆共有三次發現，均為楚筆，有一次是長沙楚墓出土：筆桿竹質，長18.5釐米，徑0.4釐米，筆頭毛長2.5釐米，用兔箭毫，將筆毛圍在杆一端，然後用細小線絲纏住，外面塗漆。這也是商周時期的制筆工藝。圖15《石鼓文》銘文(局部)

還有銅削（刀）、竹片、小竹簡三件東西。銅削為刮竹片和砍削錯別字；竹片是書寫材料；小竹簡是毛筆的套筒[9]。第二次是湖北包山楚墓，筆桿用葦，筆毛長3.5釐米，徑約0.7釐米, 比長沙楚墓的稍大，由於筆桿稍粗，葦質中心鬆軟，因此筆頭是在管內或管外，不得而知[10]。再者河南信陽楚墓出土的毛筆桿為竹質，通長23.4釐米，徑0.9釐米，筆頭長2.5釐米。其製作工藝仍是把筆毛捆在杆上，但毛筆的樣式接近現代的短鋒筆，與湖北包山楚墓的筆已大不相同[11]。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三隻秦筆。

筆桿竹質，上端削尖，下端略粗並鏤空而成毛腔, 與同時期的楚筆相比，製作工藝頗為科學，已與現代的毛筆近似。可以說，這是一支改良後的毛筆[12]。編號為M1：60者杆長21.5釐米，徑0.4釐米，毛腔內的筆毛長約2.5釐米，與留在杆外的筆鋒約為1：2，比例遠遠大於現代毛筆，筆套筒也是竹製，中間部分兩側鏤空，一則易於取筆，二則美觀。

雲夢出土的秦王朝建立之初的秦筆，製作工藝明顯與楚筆不同，楚筆依舊沿用商周時期作筆的方法，只是外觀精巧了許多。西晉崔豹《古今注》說：“昔蒙恬之作秦筆，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筆鋒）羊毛為被（副毫）…”，與秦筆鏤製毛腔裝嵌筆頭的工藝相仿，只是工藝可能沒有雲夢秦筆工藝精緻，蒙恬因地制宜的製筆方法歷史傳說應當可信，所謂蒙恬發明筆，則可能是後人的一種假說罷了。

先秦時期的《秦公鐘》、《秦公簋》的書體都接近小篆，中間一些小篆結體字，更與《石鼓文》近似，開闢了大篆向小篆過度發展的道路[13]其字大而方正，蒼勁雄厚，有濃厚的宗周色彩，基本沿用了周宣王太史籀的“籀文”。以後的《石鼓文》則更加規範。本文推論，在這時期所使用的“秦筆”其結構、造型與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毛筆是同一類型。

《虢季子白盤》與《秦公鐘》相隔百餘年，此後秦景公四年的《秦公簋》再往下延百年。《石鼓文》在春秋晚期，中間文字歷史雖有缺環，但從它的書寫格式和規格來看，早在東周時期它們的書體和毛筆已經開始改造。這種改造隨著書體演進持續地進行著，到了《石鼓文》時代，書體的演進和毛筆的改造在秦國已經基本定型。以後秦代小篆只是最後一次有系統的整理和規範。由於《石鼓文》是直接丹書上石，行格整齊，字體寬大，石面又平滑，與書寫帛素相仿。較範鑄能更直接的保存著書寫筆意。因此，通過《石鼓文》對古文字書體演進和毛筆的關係的研究，有一定的意義。

《石鼓文》是“石刻之祖”又是篆書承前啟後的紐帶, 其字兼采《史籀篇》[14]與時文 [15]。

《石鼓文》承繼了整體書法的廟堂涵義，乃煌煌巨制。然而，在春秋時期晉定公時的《侯馬盟書》時略早於《石鼓文》的載書，它是以毛筆書寫在玉片或石片上，一般為朱紅色字跡，少數為黑色墨書。《侯馬盟書》落筆粗拙而重，多取側鋒，收筆多提出鋒，稍有丁頭鼠尾之形。

圖16《侯馬盟書》局部     其中也有收尾向下弧曲，沉勢力雄，微存西周古風，線條兩端均有出鋒，它們是商周手寫體的自然延續。有學者稱其為“俗體”我們從筆順、筆劃的聯結方式看到舊秩序的崩壞，為實用書體提供了歷史性發展機會，隨之而來的，就是書寫水準的提高及毛筆的改造。     

《侯馬盟書》的用筆肯定和《石鼓文》的用筆不同。侯                              馬盟書毛筆鋒短平，筆劃表現出線條的連貫。用毛筆寫出當

時通行的篆書，不像全文那樣筆道單一。也不及《石鼓文》圖17《溫縣盟書》局部那樣圓通流利。另外《溫縣盟書》同為晉字古字，書體差異不小，用筆也和《侯馬盟書》略有不同。《溫縣盟書》出鋒向下回曲，筆道圓潤迅疾，類似楚書，其毛筆毛鋒應比《侯馬盟書》尖長柔軟。

戰國時期唯一的一件書畫合璧的珍品是《楚帛書》[16],《楚帛書》筆劃基本保守著粗細勻一的曲線形質，弧曲如一，疏密組合規律和諧，收筆轉曲處皆圓，其書寫的毛筆已和普通楚簡有所不同。而馬山一號楚墓亦有絹書兩件三字，頭粗尾細；短畫兩端皆輕，筆鋒呈弧狀劃過絹面，故而有掕形出現；另有包山楚簡筆勢多有弧曲而著力，也有的多用側筆，有的線條蝌蚪特徵明顯…

這些楚簡的書寫方式大多起筆重，收筆輕，筆鋒或藏或露，筆劃略向右上方傾斜。雖屬篆書，已有隸書的一些特點。也有商周手寫體的遺韻，其用筆也應是商周時期的製筆工藝。

我們從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筆”所寫的秦簡來看，雖然不是宗廟正統的文字，但是在用筆上表現強烈的接按意識，橫畫多為逆入平出，出現了明顯的波磔。在大多情況保持了篆書的中鋒用筆，雖然與比它早一二百年的《石鼓文》相比，睡虎地文字不是官方專用的正體書法，但是它的用筆應該和《石鼓文》用筆一樣，  圖18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選字

是經過改良後的“秦筆”。

我們從《石鼓文》的用筆可以看出，圓頸挺拔，圓中見方，雄強潤厚，是它的特點。用筆以中鋒為主，穩健均衡，流暢中正的行筆規律，看得出筆柱（筆鋒）和被（副毫）已經不是單一的一種獸毛所製，筆頭也不是商周早期模樣，對選毫，束鋒等製作工藝已經規範化, 兼毫毛筆的書寫印記已經明顯。因此可以說，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筆”應該和《石鼓文》同一脈絡。

在先秦漫長的書法史中，古文字書體的演進到《石鼓文》為止。毛筆的演進及改良已經基本定型。

在此以後出現的各種字體所使用的毛筆，無不深深地烙有先秦改良後毛筆的印記。

 

后記:

圖補充

 

 

 

 

 

 圖7 商代甲骨文 http://img66.ph.126.net/hVSoie7kwQ_uURuGSlmyYw==/839358380552892872.jpg  

 

 http://img855.ph.126.net/nZRcGAP2eixb8q60pEUMiQ==/635289022436987829.jpg圖9  商代墨書書跡

 http://img169.ph.126.net/re56xDg4R_-RjgklRfq4Gg==/2171860920301137697.jpg 圖11 《墻盤》銘文（局部）

 

 

 

 

 

 

 

 

 

 

 

 圖12 《散氏盤》銘文（局部）

 

 

  主要參考文獻

[1] 轉引于宋朱長文《墨池篇》卷十九，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一），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65頁。

[2] 轉引于宋朱長文《墨池篇》卷十九《中國書畫全書》（一）第365頁。

[3] 唐蘭《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學》

[4]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2年。

[5] 叢文俊《象形裝飾文字：塗上宗教色彩的原始書法美》文載《中國書法全集、商周金文卷》榮寶齋1993。

[6] 《中國書法全集》卷二《商周金文》榮寶齋1993。

[7] 叢文俊《籀文考述》《中國書法全集商周金文卷》榮寶齋1993。

[8] 叢文俊《中國書法史，秦代》江蘇教育出版社。

[9]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左家公上的戰國木槨墓》

[10]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13] 《篆書基本知識》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

[14]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第25、26頁，《郭沫若全集·考古編9》，科學出版社，1982年

[15] 徐暢《石鼓文年代研究綜述》《中國書法全集4·春秋戰國刻石簡版帛書》第42頁，榮寶齋

[16] 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楚帛書之書法藝術》第149——151頁，中華書局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