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作者牛军，副标题是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1944年至1946年是世界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向战后时代的关键期。在这历史性的年代中，美国政府先后派遣特使赫尔利和马歇尔代表两任总统出使中国，调处国共矛盾。这在当时是中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后来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结果都是铩羽而归。本书从诸多历史文献和动态中深入分析了美国这一政策的演变和推进过程，历史资料使用比较详实，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并没有用时间序列叙述事件的发展，而是以事件为导向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来回跳跃，对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困难。然而，瑕不掩瑜。
本书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三大部分。
第一，美国的战略意图，经过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谈判达成“雅尔塔秘密协议”，到在莫斯科的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在重庆的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可以说战后初期在东亚大陆终于形成了一个以美苏中合作为中心、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地区格局。
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更多精力放在西太平洋一系列和日本的岛屿战中，急切希望东北亚尤其是中国作为同盟国能够站在尽快打败日本角度，将政治力量整合起来投入到攻击日军的正面战场上来。因此罗斯福总统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同国民政府捆在一起，决心与国民政府建立包含某种排他性的准政治军事联盟，从而使美国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方面，逐渐失去了选择余地。而蒋介石则根据与美国结盟的性质确信，不论他需要什么，美国“都会照办”。
美国的选择在于轻视了中共力量的存在，相对于政府视角（以罗斯福总统及其代言人赫尔利为代表），军方视角则以史迪威将军为代表，主张利用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甚至愿意向中共军队提供美国装备，也是为了尽快打败日本而全面开掘中国的战争资源；而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则是“以拖待变”，坚决保存实力，准备打他的“第三个战争”，即内战。这既是美蒋战略利益分歧的基本点，也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起点。由此看来，在日本投降之前，作为总统全权大使的赫尔利拼命拉拢蒋介石并置军方态度与不顾，最终以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为表现，其前因后果则是赫尔利偏向国民政府和史迪威公平对待中共能力之间的角力结果。赫尔利和马歇尔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开始调处国共矛盾的，其调处在客观上增强了蒋介石政府坚持一党统治、反对政治改革的信心。这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使罗斯福政府及其接任的杜鲁门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从此走进一条死胡同。
第二，东北战局对时局的影响。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东北局势凸显在国共两党和美苏两国之间。美国希望苏联能够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内出兵东北，参与打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尽快解决日本有生力量；同时又不希望苏联在东北力量做大，无法满足苏联出兵的条件，因此处处拉拢国军，在解除日军有生力量后，希望苏联尽快将东北交还国军并撤出东北；蒋介石则希望通过尽快介入东北局势获得满洲日军的各种设施和工业力量；苏联则希望尽快进军东北，解除日本武装，同时将苏联东线的安全区域相关的外蒙独立问题和东北旅顺大连铁路和出海口提上了出兵条件议程中。1945年雅尔塔会议秘密在召开，标志着由于欧洲列强的衰落和日本行将退出亚太国际政治舞台，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美苏两个大国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协议中包含着很多基于军事考虑的算计和妥协，是美苏双方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保持暂时均衡的产物。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中国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时，美苏用中国的利益暗地里做了一回肮脏的交易，并且特地强调对“国民政府保密”。
关于中苏关于外蒙独立和东北利益的进程，书中做了详细的交代，刚开始斯大林和蒋介石全权代表宋子文的讨论中，蒋介石基本回绝了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斯大林，国民政府的困难同斯大林的困难差不多，它无法向中国人民说明为什么要“放弃一部分领土”，而且接受这一条甚至会导致国民政府垮台；苏联既然要在外蒙古拥有驻军自卫的“法律权”以“对抗日本”，那么国民政府宁愿给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宋子文进一步提出：苏联不得利用东北铁路运兵，路警必须由中国方面派遣；如在旅顺港的苏联驻军确需调动，可通过海路进行；中东路公司的理事会应由5名中国代表和6名苏联代表组成，理事长和经理均由中方代表担任。宋子文还提出，大连和旅顺必须由中国管理，旅顺可设苏联军事指挥官一人，权力限于管理旅顺军港。斯大林除同意由中方负责东北铁路的警卫和苏联不经东北铁路运兵之外，其余一概予以拒绝。
随着波茨坦公告的发表，美国使用核武器轰炸日本本土，在外蒙古集结的苏军兵团越过大兴安岭，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长驱直入，冲向长春和沈阳。在盟军摧枯拉朽的联合进攻的打击下，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对苏联和国民政府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苏联来说，如果日本宣布投降而中苏谈判仍无进展，势必在外交方面造成某种困难，苏联领导人的确怕有“师出无名”之嫌，不过师出无名并非对日作战无名，而是从中国攫取利权无名。至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看着苏军迅速席卷东北甚至前出到华北，如果继续坚持不做出让步的话，苦心经营的在国际上孤立和包围中共的计划很可能前功尽弃。在此局势下，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可以说这一协议是继“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的又一笔交易，苏联和国民政府各有所获。苏联基本达到了战略目的。它通过控制东北的主要铁路交通和获得在重要港口的驻军权，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要地。这不仅使苏联在东北获得了优越的权益，而且可以阻止其他大国的势力在战后进入东北，苏联的东方安全防波堤从此合龙。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国民党也不是只赔不赚。它损害的是中国的利权（包括可谈的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和东北铁路港口权益），国民政府却从中得到苏联支持它在中国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
第三，关于我党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外部强权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得以充分体现，并将这一基因赋予了未来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在重庆通知赫尔利他本人对此条约的内容“一般地满意”。赫尔利立刻建议蒋介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举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他认为：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
然而，东北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华北美军的处境加快了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华行动提纲》基本上反映的是该部门的一贯方针，即援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以排挤苏联；促成国共停战，以稳定华北局势；改组国民政府，以形成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形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局面。这一文件成为替代赫尔利的马歇尔上任中国后的行动纲领。实际上美国的考虑就是在如何调处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在保证美国在东北亚地位的前提下，为国民政府运兵。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一种荒唐的前提之下。
在中国，美苏的妥协与斗争虽然影响重大，国共两党的关系毕竟主要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力量的空前集聚，使中国不再会被纳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任何大国都不再能操纵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杜鲁门政府不理解这个最基本事实的重要性，它的对华政策就很难放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也是马歇尔这一阶段担负调处中国关系的死结。
公允的说，马歇尔到中国后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使国共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停战、政协和整军三大协议的签订一度使中国展现出和平、民主和统一的前景。马歇尔能一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客观环境固然是重要的因素，而他本人在调处中尚能保持客观、冷静和公允的态度，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些主客观因素能够继续存在，1946年的中国历史将有可能向与后来不同的方向发展。马歇尔来华后接连处理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唯独在东北问题上束手无策。调处东北内战的失败是马歇尔整个调处失败的开端，也是他调处失败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从七大开始，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公开抨击杜鲁门政策了。由于中国内战已经无法避免，中共中央在抗战结束不久即做出进军东北的决策，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关键点。这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就是近代以来列强主宰东北命运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战后东北命运的力量。从后来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所产生的历史性后果看，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不仅决定了东北冲突的形式和前途，而且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迅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及逐步改变了美苏主宰战后东亚命运的局面。
1944年至1946年是世界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向战后时代的关键期。在这历史性的年代中，美国政府先后派遣特使赫尔利和马歇尔代表两任总统出使中国，调处国共矛盾。这在当时是中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后来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结果都是铩羽而归。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同样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只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希望将中国的发展捆绑在美国的利益之上，成为依附关系，本质上看是这是自始至终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历史演变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可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读书《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作者牛军，副标题是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1944年至1946年是世界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向战后时代的关键期。在这历史性的年代中，美国政府先后派遣特使赫尔利和马歇尔代表两任总统出使中国，调处国共矛盾。这在当时是中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后来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结果都是铩羽而归。本书从诸多历史文献和动态中深入分析了美国这一政策的演变和推进过程，历史资料使用比较详实，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并没有用时间序列叙述事件的发展，而是以事件为导向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来回跳跃，对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困难。然而，瑕不掩瑜。
本书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三大部分。
第一，美国的战略意图，经过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谈判达成“雅尔塔秘密协议”，到在莫斯科的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在重庆的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可以说战后初期在东亚大陆终于形成了一个以美苏中合作为中心、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地区格局。
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更多精力放在西太平洋一系列和日本的岛屿战中，急切希望东北亚尤其是中国作为同盟国能够站在尽快打败日本角度，将政治力量整合起来投入到攻击日军的正面战场上来。因此罗斯福总统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同国民政府捆在一起，决心与国民政府建立包含某种排他性的准政治军事联盟，从而使美国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方面，逐渐失去了选择余地。而蒋介石则根据与美国结盟的性质确信，不论他需要什么，美国“都会照办”。
美国的选择在于轻视了中共力量的存在，相对于政府视角（以罗斯福总统及其代言人赫尔利为代表），军方视角则以史迪威将军为代表，主张利用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甚至愿意向中共军队提供美国装备，也是为了尽快打败日本而全面开掘中国的战争资源；而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则是“以拖待变”，坚决保存实力，准备打他的“第三个战争”，即内战。这既是美蒋战略利益分歧的基本点，也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起点。由此看来，在日本投降之前，作为总统全权大使的赫尔利拼命拉拢蒋介石并置军方态度与不顾，最终以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为表现，其前因后果则是赫尔利偏向国民政府和史迪威公平对待中共能力之间的角力结果。赫尔利和马歇尔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开始调处国共矛盾的，其调处在客观上增强了蒋介石政府坚持一党统治、反对政治改革的信心。这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使罗斯福政府及其接任的杜鲁门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从此走进一条死胡同。
第二，东北战局对时局的影响。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东北局势凸显在国共两党和美苏两国之间。美国希望苏联能够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内出兵东北，参与打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尽快解决日本有生力量；同时又不希望苏联在东北力量做大，无法满足苏联出兵的条件，因此处处拉拢国军，在解除日军有生力量后，希望苏联尽快将东北交还国军并撤出东北；蒋介石则希望通过尽快介入东北局势获得满洲日军的各种设施和工业力量；苏联则希望尽快进军东北，解除日本武装，同时将苏联东线的安全区域相关的外蒙独立问题和东北旅顺大连铁路和出海口提上了出兵条件议程中。1945年雅尔塔会议秘密在召开，标志着由于欧洲列强的衰落和日本行将退出亚太国际政治舞台，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美苏两个大国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协议中包含着很多基于军事考虑的算计和妥协，是美苏双方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保持暂时均衡的产物。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中国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时，美苏用中国的利益暗地里做了一回肮脏的交易，并且特地强调对“国民政府保密”。
关于中苏关于外蒙独立和东北利益的进程，书中做了详细的交代，刚开始斯大林和蒋介石全权代表宋子文的讨论中，蒋介石基本回绝了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斯大林，国民政府的困难同斯大林的困难差不多，它无法向中国人民说明为什么要“放弃一部分领土”，而且接受这一条甚至会导致国民政府垮台；苏联既然要在外蒙古拥有驻军自卫的“法律权”以“对抗日本”，那么国民政府宁愿给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宋子文进一步提出：苏联不得利用东北铁路运兵，路警必须由中国方面派遣；如在旅顺港的苏联驻军确需调动，可通过海路进行；中东路公司的理事会应由5名中国代表和6名苏联代表组成，理事长和经理均由中方代表担任。宋子文还提出，大连和旅顺必须由中国管理，旅顺可设苏联军事指挥官一人，权力限于管理旅顺军港。斯大林除同意由中方负责东北铁路的警卫和苏联不经东北铁路运兵之外，其余一概予以拒绝。
随着波茨坦公告的发表，美国使用核武器轰炸日本本土，在外蒙古集结的苏军兵团越过大兴安岭，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长驱直入，冲向长春和沈阳。在盟军摧枯拉朽的联合进攻的打击下，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对苏联和国民政府都造成了一定压力。对苏联来说，如果日本宣布投降而中苏谈判仍无进展，势必在外交方面造成某种困难，苏联领导人的确怕有“师出无名”之嫌，不过师出无名并非对日作战无名，而是从中国攫取利权无名。至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看着苏军迅速席卷东北甚至前出到华北，如果继续坚持不做出让步的话，苦心经营的在国际上孤立和包围中共的计划很可能前功尽弃。在此局势下，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可以说这一协议是继“雅尔塔秘密协议”之后的又一笔交易，苏联和国民政府各有所获。苏联基本达到了战略目的。它通过控制东北的主要铁路交通和获得在重要港口的驻军权，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要地。这不仅使苏联在东北获得了优越的权益，而且可以阻止其他大国的势力在战后进入东北，苏联的东方安全防波堤从此合龙。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国民党也不是只赔不赚。它损害的是中国的利权（包括可谈的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和东北铁路港口权益），国民政府却从中得到苏联支持它在中国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
第三，关于我党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外部强权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得以充分体现，并将这一基因赋予了未来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在重庆通知赫尔利他本人对此条约的内容“一般地满意”。赫尔利立刻建议蒋介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举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他认为：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
然而，东北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华北美军的处境加快了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华行动提纲》基本上反映的是该部门的一贯方针，即援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以排挤苏联；促成国共停战，以稳定华北局势；改组国民政府，以形成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形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局面。这一文件成为替代赫尔利的马歇尔上任中国后的行动纲领。实际上美国的考虑就是在如何调处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在保证美国在东北亚地位的前提下，为国民政府运兵。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一种荒唐的前提之下。
在中国，美苏的妥协与斗争虽然影响重大，国共两党的关系毕竟主要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力量的空前集聚，使中国不再会被纳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任何大国都不再能操纵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杜鲁门政府不理解这个最基本事实的重要性，它的对华政策就很难放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也是马歇尔这一阶段担负调处中国关系的死结。
公允的说，马歇尔到中国后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使国共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停战、政协和整军三大协议的签订一度使中国展现出和平、民主和统一的前景。马歇尔能一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客观环境固然是重要的因素，而他本人在调处中尚能保持客观、冷静和公允的态度，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些主客观因素能够继续存在，1946年的中国历史将有可能向与后来不同的方向发展。马歇尔来华后接连处理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唯独在东北问题上束手无策。调处东北内战的失败是马歇尔整个调处失败的开端，也是他调处失败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从七大开始，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公开抨击杜鲁门政策了。由于中国内战已经无法避免，中共中央在抗战结束不久即做出进军东北的决策，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关键点。这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就是近代以来列强主宰东北命运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战后东北命运的力量。从后来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所产生的历史性后果看，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不仅决定了东北冲突的形式和前途，而且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迅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及逐步改变了美苏主宰战后东亚命运的局面。
1944年至1946年是世界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向战后时代的关键期。在这历史性的年代中，美国政府先后派遣特使赫尔利和马歇尔代表两任总统出使中国，调处国共矛盾。这在当时是中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后来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结果都是铩羽而归。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同样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只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希望将中国的发展捆绑在美国的利益之上，成为依附关系，本质上看是这是自始至终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此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历史演变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今天的美国政府仍然可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