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媒体报道了两则新闻：一是上海“钓鱼执法”案牵出黑幕，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两年罚款5000多万元，很多系设诱饵查“黑车”所得。二是上海浦东新区18岁男子孙中界驾车善意载人，却被区城管局认定为“非法营运”。为证清白，孙不惜自残。(《中国青年报》、《新闻晨报》)  

   “钓鱼执法”，说白了就是“试赂”逻辑，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却对这种“故设陷阱让人跳”的做法乐此不疲。

    古人说：刑赏之本，在正民风；苟为私利，则悖于旨。执法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人们遵纪守法，而不是假公权谋私利。交通执法大队对司机“钓鱼执法”，在“钓钩”们的合谋下，大量无辜司机被算计构陷，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手段”的牺牲品。执法变成了赤裸裸的侵害，何谈正义？

    若“钓鱼执法”单纯是为了“宁可枉判三千，不可漏过一人”地打击犯罪，那还只是技术过失；可当“钓鱼”利益链形成，成为掺杂着利益算计的工具时，它的动机也就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其代价就是，公民权利被自肥的权力侵害，恶性执法加大了社会的信任断裂。

    这几起典型案例中，被钓司机都是出于善心，答应载人一程，才被人钻了可乘之机。“助人”变成“落入陷阱”，善行反遭恶果，负面效应就跟随而来：人们看到别人有难时，会倍加警惕。在这种猜疑中，加深的是人们间的隔阂，加剧的是社会的冷漠。

    积弊多重的“钓鱼执法”，实为法治社会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