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界”的割裂与重构

——论史铁生的早期写作

李德南

《山花》2018年第1期

一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写作，先后完成了《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人生的突围》《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重要作品。他那种真诚的写作姿态，平和而深邃的表达方式，还有对人生基本问题的关注，赢得了大量读者的认可，也让他得以受到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共同关注。与许多作家相比，史铁生有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作家对问题的看法，往往是碎片式的，并不稳固，在不同时期甚至是同一时期对事物的看法也可能会自相矛盾。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却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在写作的时候，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写剧本，写诗，乃至于与友人谈话，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都是稳固的，甚至对不同问题的认识会相互贯通，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思想整体。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前无古人的，未必都有很强的原创性，但是这种稳定、融贯与整体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哲学质地。他所关注的很多问题，也是地地道道的哲学问题。就如孙郁所指出的，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

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史铁生的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哲学？

这种从自我经验出发，以“存在”作为核心问题的哲学，这种“一直在发问，问生命的意义，问上帝的意图”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哲学。然而，它又是何种意义上的生命哲学？

关于这一点，一些熟悉中西哲学史的学者的判断值得重视。比如说周国平曾经指出，史铁生的写作与现象学有内在关联，认为史铁生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以用史铁生强调并且实践的两个概念来概括：“一是印象，文学是写印象的，不是写记忆的，他以此使文学的根基从外在生活回归为丰富的内在生活的真实。二是务虚，文学是务虚的，不是务实的，他以此使文学的使命从反映现实回归为广阔的可能世界的研究。这两点都是对长久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颠覆。他的识见暗合现代哲学从实在论向现象学的转折，以及现代文学艺术中的相应趋势。” [1]邓晓芒和赵毅衡也认为，史铁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哲学气息并且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与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象学哲学家相通。在《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一文中，赵毅衡将《务虚笔记》视为“当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务虚笔记》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理小说。” [2]史铁生对神性的理解，则“与海德格等现代现象学哲学家对神性的理解相通”。[3]邓晓芒则认为，《务虚笔记》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它就是哲学，并且“史铁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进入了现象学语境的作家，因而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意识到‘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这一解释学的语言学原则的作家” [4]

邓晓芒、赵毅衡和周国平等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史铁生与现象学的亲缘关系，无疑为理解史铁生及其精神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而这种解读，也是非常切合史铁生的文本实际的。在与周国平、和歌的一次对话中，史铁生就曾经试过从“哲学现象学”的角度去谈中国文化。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史铁生还先后引述巴什拉、图姆斯、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的著作，对他们的运思方式和不少观点表示认同。在创作中，史铁生更是一再涉及诸多的现象学命题，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与现象学的方法和立场是一致的。尤其是史铁生的作品，与前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著作具有“家族相似”的性质。大概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史铁生就不断地探讨“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将之视为写作的重要主题，甚至是运思和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正是从这个架构开始，史铁生的创作展现出与现象学的诸多契合，具有鲜明的现象学色彩。在这里，我们不妨详细地看看史铁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进入现象学的思想境域的。

二

很多人在讨论史铁生的写作时，都谈到残疾对他的影响。有论者甚至说，正是因为残疾，才使得史铁生热衷于思辨，获得了如今的思想深度。这是一种不太恰当的推论。然而，残疾对于史铁生精神世界的型构，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史铁生后来也不断地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自我确认。比如在和王尧的对话中，史铁生曾提到，“就我，从根本上说，残疾是写作的原因。” [5]残疾所造成的“我”与“世界”的割裂，是史铁生后来持续关注“我”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最直接、最切身的原因。

这一心路历程，在史铁生的写作中也多有反映与记录。1991年，史铁生写下了一篇题为《我二十一岁那年》的文章。他曾这样回忆进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看病的场景：“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此时此刻，史铁生刚刚病发，还没有真正遭遇残疾。他在医院里自由地读书，和其他病人相处和睦，主管大夫和护士对他也照料有加。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终身坐在轮椅上，心态也较为放松。然而，随着病情的加重，史铁生逐渐失去了行走的能力。随着病情的加重，史铁生开始逐渐失去读书的兴致，因残疾而造成的恐惧感也开始在心底逐渐聚集。

这一阶段，史铁生对残疾的恐惧大体还局限于肉身的、生理性的领域：“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在这段描述当中可以看到，史铁生对残疾的恐惧主要来自不能行走所带来的限制，还有身体感觉和身体记忆的逐渐丧失。这种身体的、生理的变化，却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个体感受形式发生改变的直接来源，也是感受方式得到或必须进行重置的基础或前提。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甚至赋予身体以存在论、认识论的优先地位：“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主体。“我”与“我的”身体无法截然区分，“我”的身体并非是作为与“世界”无关的客体而存在，而是“我”接近“世界”、建立“世界”的主要渠道。“我”的身体的感觉经验，是“我”与“世界”得以产生交流的基本途径。在“我”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身体敞开自身、实现自身，是意义发生的场域。就其根本而言，存在即是“挺身于世界”。

对史铁生来说，残疾所导致的“身体生活”的改变也是巨大的。在病发前，史铁生有着非常好的体魄，也擅长各类运动。身体之于他原本是引以为傲的，如今却显得那么无力，已然成为存在的负担。史铁生在文章里写到，他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只敢羡慕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羡慕他在衰老的年纪依然有机会“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垂垂老矣的老年人与年方二十的年轻人，但年轻人的身体还不如老年人的身体，年轻人羡慕老年人，这多么的不正常！而正是这种反差，直接揭示了史铁生的肉身困境。

残疾对史铁生的影响，首先体现于肉身，却又不局限于肉身。病患会破坏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整体感与确定性，也会破坏个体对周围事物的控制感，导致熟识世界的丧失。残疾作为一种难以克服的病患对史铁生的影响又是长期的，是发散的。除了肉身的、生理的变化，它还给史铁生造成了其他的困境。1974年，史铁生出院后曾和他父亲、奶奶、妹妹住在永康胡同里。当时他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收入，也没有获得政府的补助，奶奶年迈，妹妹年幼，母亲尚在云南的林学院工作，全靠父亲一人独自支撑起家庭。史铁生也曾尝试着去找工作，却遭受了诸多的冷眼与歧视。这时候，残疾对史铁生所造成的影响，便从肉身层面扩大至社会层面，构成了对那个社会性的、职业性的“我”的否定。

在现代社会中，人往往通过职位来获得相应的社会归属，尤其是史铁生这样缺乏良好出身和优渥家境的年轻人，不得不通过职业来获得存在的确定性，进入特定的价值序列。如果一个人丧失或从来就不具备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往往就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只能在社会价值金字塔的末端存在。史铁生在为自己所写的一则小传中也提到：“如果生命是一条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在这生命之河上漂泊总是得有一条船，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漂泊。”[6] 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缺乏良好的出身和优渥的家境，就好比一个人并没有良好的水性，只能救助于职业这条船，借以在社会世界这一“生命之河”中存活。显然，职业之于人生的意义，史铁生也是看重的。

从社会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个体生命意义的确立和构成，总是无法离不开社会世界。人生的意义，既是由作为个体的“我”所选择、确认的，又离不开他人的参与。“我者”与“他者”正通过在社会世界的活动中相互确认、相互生成的。很显然，因残疾而在社会世界中所遭受的挫败，也是史铁生的人生出现意义危机的重要原因。在1974年，史铁生曾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悲观情绪而脾气越来越暴躁，多次想到自杀，曾希望通过过量服药、摸电门等形式来结束生命。这跟他在求职上遇到的歧视，是有关系的。

因残疾而导致的恋爱失败，也是史铁生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史铁生说过，他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这两个密码于他，是互相缠绕的，难以完全分割。在《山顶上的传说》《我二十一岁那年》《我与地坛》《老屋小记》《地坛与往事》等作品中，史铁生亦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提到这一事件，《故乡的胡同》一文里则有如下勾勒：“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这个说法是非常形象的。

从这些作品和史铁生身边一些朋友的回忆文章来看，这次恋爱的经历先是给史铁生带来了活下去的勇气：“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老屋小记》里也写到一个二十三岁的残疾青年爱上一个健康、漂亮的又善良的姑娘，“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史铁生这里所说的“很大的那个世界”，相当于舒茨所说的社会世界。年轻人的残疾人之所以想去一家街道生产组上班，“是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这是小说，也是史铁生的精神自传。想重新回到社会世界当中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和正常人一样恋爱，对当时的史铁生来说依然是努力的方向，是他的一大心愿。这段恋情，也给史铁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老屋小记》《地坛与往事》《山顶上的传说》等作品中对此有相当多的记录。

然而，一个残疾人爱上一个健康的、漂亮的姑娘，总是难免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折磨。这段恋情，除了给史铁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有难以忘怀的痛楚。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歧视，女孩家里人的激烈反对，对残疾人是否有性能力的怀疑，等等，给恋爱中的史铁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将他推进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境地。身处痛苦漩涡的史铁生，以文字的形式为昔日的体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史铁生强调，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只有”“折磨”才能准确地形容他的处境和心境。这份体验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也只有史铁生自己的语言才能传达。言为心声，所以上述这段话中有多重转折：“他相信他不应该……但是却……不可……也无法……就像……因而就只有……并不仅因为……更因为……否则也就没有……”这百转千回式的艰难言说，正是对史铁生当时艰难处境的传达。

恋爱所带来的肯定力量是巨大的，可以成为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但恋爱的最终失败也会成为绝望的根源，成为否定生命的理由。史铁生说，当他坐在轮椅上吻她的时候，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把“她”和上帝并置，实际上强调爱情即是命运，也是救赎；在爱情上遭到挫折，也意味着来自命运方面的拒绝，意味着救赎的无望。得到后的失去，获得接纳后的再度放逐和再度拒绝，则会释放更强大的否定力量。它会再度将“我”与“世界”割裂开来，形成巨大的存在缝隙，甚至是鸿沟：“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我何干？……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从渴望走进那个“很大的世界”到以赴死的心情试图远离就那个“很大的世界”，其间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也是旁观者难以全然理解的。

因残疾而来的身体结构的改变，所遭受的来自社会的各种歧视，还有恋爱的失败，都使得史铁生的残疾成为问题的焦点。残疾就不再是肉身的、生理的事件，而同时是一个精神事件，是一次重大的意义危机。虽然肉身的改变对“我”之存在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相比之下，意义的危机对“我”之存在的影响，要更为根本。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甚至认为，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与探询，是区分“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的根本理由。而意义危机的出现，对史铁生所造成的伤害和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在《午餐半小时》中，史铁生曾经写到一家街道生产组里有“八个半人”，“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这是暗指史铁生自己，也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记录。“只能算半个人”，这是对个人存在的又一次自我否定。这些虽然是小说里的段落，却也可以看作是史铁生自我存在感受的表达。在后来所写的散文和随笔作品中，史铁生也不断回忆起遭遇残疾时的各种绝望情绪。绝望的原因则是多重的：“比如说，你终于明白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比如说，才只有二十一岁，你却不能上大学，大学已经预先把你开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的坚强，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要试图成为他们的女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否则说不定她比你还痛苦；你最好是做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会安全些，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如果你走运你会有一对爱你的父母，会有一些好朋友，但是你经常会在他们脸上看见深深的忧虑，你自然就会想，你活着是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多呢还是麻烦多？是安慰多呢还是愁苦多？这就是绝望。”

围绕着残疾这一基本处境而形成的这一系列事件，是史铁生思考“我”与“世界”之关系的直接原因。舒茨曾经指出，“对一般人而言，所有过去的经验都呈现出‘有秩序’的样子（特别是在知识或前知识的模式里），整个外在世界对他而言是有秩序的。一般来说，除非个体被迫面对特定问题，否则他不会去探究这个有秩序的世界是如何被构成的。” [7]对于史铁生来说，二十一岁这年的残疾，正是促使他思考“世界是如何被构成的”这一问题的契机。这是有现象学或存在论依据的：“在病中，外部世界以陌生的方式冲击着感官，使得某个人的存在成为这个世界上一种令人不适的存在。” [8]更何况那时候，史铁生才二十出头，正处在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年龄——史铁生称之为“最狂妄的年龄”。这时候迎来残疾，很容易使得个人的自我意识以一种绝对充沛的、甚至是混乱的形式呈现出来。他每时每刻都可能会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这存在又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残疾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使得史铁生有种被抛入深渊般的感觉。这让史铁生对加缪的“人是被抛到地球上来的”这一说法有强烈的认同感。残疾构成了一种绝境，一种深渊境遇。它也体现为个人与世界的割裂。人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我意识。人具有个体性，又具有一种社会性或者世界性。个体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社会是“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舒茨在其社会现象学中称之为“社会世界”。在残疾之前，史铁生虽然也因为家庭成分等原因而感觉到“我”与“世界”并不是那么合拍，残疾的遭遇则使得“我”与“世界”的裂痕加大了，两者似乎已然完全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