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的回叙与受限

李德南

《文学报》2016年9月15日

它时而穷，时而富；它跳动不安，充满时代的活力，同时又宁静致远，带有世外桃源的风雅。它山清水秀，偶尔也穷山恶水；它民风淳朴，可是多乡野刁民。她喜欢她的家乡，同时又讨厌她的家乡。有一件事子慧不得不正视了，那就是这些年来，故乡一直在她心里，虽然远隔千里，可是某种程度上，她从未离开过它。

这是一篇小说里的一段话，出自魏微的《异乡》。在阅读谢尚发的“南园村故事”时，我多次想起它。《异乡》中的子慧，离开故乡到北京生活了三年，身在异乡的她有一天突然想起故乡吉安，于是有了上述这一认知。我无意于对魏微和谢尚发的小说创作进行简单的比附，毕竟，它们有着非常多的不同。然而在今天，任何一个异乡人在回望故乡时，感受都可能与子慧相同，谢尚发也同样如此。谢尚发出生于安徽，自从读硕士研究生后，就成为一个异乡人，游走于上海、西安、北京等地；如今呈现给读者的一系列南园村故事，则可以视为一个异乡人的回叙。它们所讲述的，大多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尽管这“过去”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

南园村故事中的人物，也包括叙述者，大多有着地方口音，或是直接说着方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或表意符号，还是我们与世界照面的方式。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拥有世界；我们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海德格尔更是特别重视原初意义上的语言——诗歌语言和方言。在《思的经验》中，他曾提出一个观点：“常常有人认为，方言是对普通话和书写语言的糟蹋，让普通话和书写语言变得畸形丑陋。但事实恰恰相反：土话是任何一种语言生成的隐秘的源泉，任何蕴含在自身中的语言精神都从此一隐秘的源泉中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海德格尔所说的并非全然正确，语言的差异中确实包含着美学趣味的差异，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对于一个异乡人而言，当他召唤故乡的种种记忆并落实于文字时，以方言的形式来“说话”，无疑最为便利。方言中不单有语言自身的精神，更有故乡大地的精神。要想让笔下的人物开口说话，并且说得传神，用方言是明智的。《绝后》的开头，曾引了一段三婶骂小偷的话，既涉及“绝后”的主题，也展示了方言本身的多彩声色。对于异乡人本身来说，说方言也包含着复杂的意味。异乡人在他乡谋生，说普通话成为必须，然而说者说话的时候，可能带着重重面具，此时，说方言可能会显得更为本真，也更能显示说者复杂的意识结构。

对于异乡人来说，写作其实也是还乡的一种方式——纸上还乡。异乡人的讲述对象，既有他人，也包含自己。对于谢尚发来说，在纸上还乡的过程中，让他念兹在兹的所在非常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故乡的大地、天空，还有天地间的动物与植物，独特的风俗和气息。在《牧羊》、《土缘》、《秋夜》、《海边菜园》等篇章里，都可以看到对劳作的赞颂，对植物的赞颂，对天地的赞颂。这种赞颂和热爱，对扎根于大地的人来说是真切的，经过异乡人的眼光折射后，更是显得炽热。

《土缘》中的五然先是入城打工，后来工厂倒闭而暂时回乡，回到南园村。这次还乡之旅并不完全愉快，毕竟是刚遭遇失业的事实，接着又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相亲——女方找到了经济条件比他更好的人家，“把他给闪了。闪了，就是说他这个人叫人家给枪毙了，否定了。”然而，五然意外地与跟他一样外出打工、也失业回乡的玉红相遇了。他们并无“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沮丧，类似的打工经历却使得他们颇为聊得来。五然内敛，玉红则大胆，敢于主动追求五然。他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在《土缘》中可以看到，南园村隐约存在危机，土地上的人也在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磨练。南园村的大地虽美，家园虽美，但是并没有牧歌式的谐和。好在大的分裂也未发生。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天上依然明净，一块云彩都没有。天蓝蓝的，地也阔阔地远哩。种了麦的田野，显得充实而深厚。南园村安宁仍旧，冬天里没啥事，都坐在家里，等待着春天到来，种菜的种菜，春耕的春耕……”确实是“安宁依旧”，不过这种状态也很难一直维持下去。之所以以这样的形式结尾，跟这篇小说的回叙性质有些关系——时间和事件的行进延宕了，同时也因为这小说寄寓着作家本人的理想：他希望乡土世界仍然可以自立自足，有属于它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显示的，这内里，有一种对土地的眷恋。这也是异乡人的美好情感：在回望故乡时，总是希望故乡“充满时代的活力，同时又宁静致远，带有世外桃源的风雅。”

然而，时代毕竟在变，乡土世界也在变，谢尚发也并没有完全被个人的理想观念所牵制，进而将南园村乌托邦化或景观化。他也注意写出这块土地的斑驳与复杂。南园村的生活有安逸和快乐，也有艰难和苦楚。在《绝后》中，可以看到一种面对天命时的畏惧和无奈。“大郎最后还是决定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这是小说的开头。大朗本来并不信邪，也不相信天命，然而当他的亲人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大朗开始改变他的想法。天命难测，也难以改变，就连阴阳先生也无能为力。“大郎一个人坐在屋里，没有生火，也没有做饭，睁着眼睛，看着瞎黑的夜。”这是小说的结尾。从开端到结束，小说的氛围始终是灰暗的，色调是寒冷的。

《梅怡的婚事》中的梅怡有其刚烈的一面，她试图把握自己的婚姻和幸福，却过得越来越不幸。在现代以来的乡土叙事中，这样的命运总是一再重演，一再让人感叹。《牧羊》中的安意儿有腿疾，却不是先天的，原来只要及时送到医院救治就能避免，但命运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相反，加诸于他的不幸接二连三地降临了。他的父母本来寄望于早日存够彩礼的钱，让安意儿结婚成家，他的父亲却偏偏出了意外被电死，紧接着就是他奶奶因为伤心过度而哭瞎了双眼，他母亲改嫁，安意儿最后也遭受雷击身亡。安意儿并不是一个坏人，对于生活，对于加之于他的不幸，他总是选择承认并承担，不抱怨更不诅咒，不放弃活下去的意念和希望。他之所以遭受雷击，也是因为急着赶回家，因为“家里奶眼瞎了，啥东西都看不着，不弄点儿柴火，饭都吃不上了。”好人受苦，而天地不仁。

在这一组南园村故事中，写得最好的，完成度最高的，是《玉玉》。玉玉是一个天真未琢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刚刚在工厂里意外死亡，而她并未懂得生与死的区别，对复杂事物缺乏认知的能力，并不知道父亲已经死去，从此再无相见的机会。她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家庭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喜怒哀乐也受此影响。想笑的时候，却找不到笑的理由；想哭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对于玉玉的这种状态，小说有细致而实在的展现。令人唏嘘的是，尚有更大的磨难在等待着她，比如结尾处写到玉玉亲眼看到她爷爷和母亲发生不伦之举。如果她日后不再后知后觉且充满耻感，这极有可能给她造成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

南园村中，也不乏有仁义有长者之风的人物，比如《绝后》里的阴阳先生和《行医》里的四爷。他们的角色实际上是多重的，除了显在的身份，还都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一八九二》中更年轻的一代，则令人感到厌恶。这篇小说的主角有着教师的身份，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小知识分子，身上却集合了乡村流氓无产者的种种劣根行为，尤其是贪恋色欲。是善人遭受不幸，而不是恶人遭遇不幸；有仁者，也有贪恋色欲、没有耻感的龌蹉之人，显然，南园村既非乌托邦，亦非桃花源。

但无论如何，南园村构成了谢尚发乡土叙事的原点，也可能是他作为异乡人的归处。我相信他尚有很多故事要说，回叙的过程远未结束。从他已完成的作品来看，起码有如下几个作家对他的小说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发：鲁迅，沈从文，贾平凹，蒲松龄。这几位作家代表着不同的叙事传统，而复合的借鉴，还有自身生活经验的支撑，使得谢尚发的写作得以突破僵硬而机械的理论框架——他跟我一样，一度着迷于海德格尔的著作，醉心于海氏的天地神人共属一体、相互游戏而无争执的世界理想。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如何驻目于当下与未来，写出更具当代性的作品。毕竟，过去的故事总有讲完的一日，回叙的可能终究是有限的。朝向当下和未来的写作，则因其高度开放而更令人期许。

2016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