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甸园到尘世

——徐东小说论

李德南

在阅读徐东的小说集《藏·世界》，尤其是在阅读中回忆起生活中的徐东时，我脑海中一再出现的，是《圣经》中那个著名的伊甸园神话以及亚当的形象。

《旧约》中在讲到上帝创造天地后，紧接着就谈到他创造“有灵的活人”亚当，后来又在东方的伊甸造了一个园子来安置亚当。上帝还创造了各种树，树上结的果子有的可以吃，有的可以悦人耳目。上帝允许亚当随意吃树上的果子——唯独那可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除外。考虑到亚当独居是不好的，上帝又在亚当熟睡时从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来造了夏娃。夏娃呢，却因为听从了蛇的引诱，和亚当一起偷吃了禁果。上帝因此勃然大怒，将亚当与夏娃逐出了伊甸园。

这个故事里的亚当，纯真，朴素，无机心。不管是读徐东的小说还是在生活中跟他打交道，都觉得他身上有种亚当式的本真。他也希望一直保持他的本真或本色，但对于一个活在尘世中的人来说，这无疑太难了。好在他会写作，也好在他去过西藏。对于徐东来说，西藏一度是他的伊甸园，正如他所回忆的，“十年前，我在西藏的时光，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座座褐色的大山，大山上湛蓝的天空，天空中洁白的云彩，山下青青的草场和白色的村庄，我在看着那些美妙的风景时，也在漫无边际地想一些事情，又或者什么也不想，让身心融入那些风景中，像一棵树一样静静生长。” [1] 这是一段诗意而美妙的时光，乐园中的生活令人神往；离开西藏，则有如离开伊甸园而走向尘世，这是一段受苦之旅:“离开西藏的十年来，我去西安、北京、杭州、武汉、深圳等地学习、工作、生活，接触了不同地方的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了许多事。以我在西藏生活过的，看过蓝天白云与雄伟的褐色群山的眼光，和相对纯净简单的心去看，去感受一些人和事时，我感受到自己的不合群与不合时宜。因为孤独，因为渴望爱着一切，我想借助于小说来虚构另一个世界。” [2]

正如他的生活一样，徐东的写作，也经历了从伊甸园到尘世的转折。他对西藏世界的虚构和想象，是一次试图重返伊甸园的精神之旅；对深圳及当下生活的书写，则是尝试直视尘世的种种困厄。

这里不妨从重返伊甸园的想象之旅说起，我们仍旧回到《藏·世界》。

这本集子中，最有名的篇目，莫过于《欧珠的远方》。“在冈仁波齐的南面是纳木那尼，两座雪峰之间是玛旁雍措和拉昂措。神山与圣湖给天空一种混沌的力量，欧珠出生在这片天地间。比起雪山和圣湖人显得十分渺小，欧珠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什么活儿也不想做，只想闲着度时光。” [3] 这是小说的开头——它一开始就暗示了这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小说，而是带有玄思的性质，同时带有童话的意味。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欧珠是一个活在理想中的人物，他不认可世俗的生活逻辑，向往远方。远方代表着理想，也代表着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生活。对于欧珠来说，远方是一个可能世界，并且是美好的可能世界。也可以说，远方就是欧珠的伊甸园。对于欧珠来说，诗性想象则是一种独特而“实在”的存在方式，他从中得到很多快乐，也为此感到满足。“欧珠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象一切，一切便在他的世界里飞翔，这种飞翔在暗处。” [4] 他有时候也喜欢倾听，“他从别人的嘴里听到新鲜的地方，新鲜的事儿，他便觉着自己去过了，经历过了……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欧珠几乎也从来不插嘴，他只是静静地听他们说外面的新鲜事儿。世界就好像在他们的话语和欧珠的想象中活生生地存在了。” [5]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欧珠是一个想象力特别发达的人物，也有着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小说中还写到欧珠有一天看到了他妻子梅朵与次仁偷情，次仁和梅朵都以为欧珠会为此而生气，欧珠却对此感到超然。他说，“叫欧珠的我是有些生气，可是远处的欧珠没有生气，该发生的事情谁又能阻止呢？想一想我的妻子梅朵她喜欢你，我又能生什么气呢？” [6] 他的所思，所行，让人隐约想起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他们都能以本真的孩子般的眼光来透视成人世界的空虚、盲目，还有教条。徐东曾经说过：“我希望有一天，读者能通过小说，来认识和理解我，来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以及所有人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我相信，除了现实世界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世界。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远方开始，换一种眼光，换一种心境去看待和理解一切。” [7] 《欧珠的远方》正是这样一种想象与实践，欧珠的所思与所行，其实寄寓着他个人的生活理想。这种想法质朴，天真，如果放在世俗社会里，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然而放置在西藏这个空间里，却显得合情合理。

《格列的天空》的主人公名字叫格列，实际上跟欧珠是同一类人物——他们都热爱想象。这篇小说同时也写到欧珠，不同于欧珠的是，格列的理想是想画一幅画画，通过画画的形式来画出他所想象的天空。于是他开始学习画画，他有天赋，最终他的技艺甚至超过了他的师父。然而，他无法画出他心中所想画的，也无法画出欧珠的远方。在天地之间，在雪山和流云之间，他越发觉得自己渺小。小说中有很多诗意灵动的语句和想象都是无法转述的。就主题而论，它更多的是在暗示理想的境界难以实现，难以抵达。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在以小说的方式感叹艺术创造之难。

《罗布的风景》也适合与《欧珠的远方》、《格列的天空》放在一起阅读。罗布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汉，“不过他的心却还是少年的心，正在抽芽长绿叶。” [8] 这也是一个思维方式异于常人的人。罗布爱上了多吉的妻子拉姆，本来有机会跟拉姆获得肉体方面的欢愉，他却让这种爱仅维系于精神层面。他有纯真之心，也有纯真之眼，他所看到的世界也跟一般人不同。他能看到属于他的独特的生命风景，在他的理解中，人跟万物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万物的主人。当别人笑话他的智商，说他跟驴一样笨时，他并不感到生气。他甚至喜欢驴，在赞美拉姆时也将她比喻为驴。小说后半部分还写到，拉姆有一个情人——生意人次仁。他请了罗布帮他运青稞和砖茶，却试图在途中将罗布杀害，拉姆对此感到不忍，也为次仁的残酷而震惊。拉姆救了罗布，次仁却在慌忙中陷入了沼泽。

这三篇小说都是开放性的结局，我们并不知道，最后他们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的。然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异于常人，属于难以被多数人所理解的异类，他们有属于他们的对爱、自由和理想的理解。他们的生活逻辑使得他们并不适合尘世。这是一些天真未琢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亚当。

爱情也是《藏·世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徐东在里面写到了各种各样的爱情。《赛马的彩注》就是其一。小说中的昂仁是一个小个子，爱上了漂亮的龙娜泽。由于龙娜泽的父亲决定在赛马节那天把龙娜泽当作赛马的彩注许配给赛马场最优秀的骑手，本来不善于骑马的昂仁也决意参加赛马。在赢得比赛的时候，昂仁却发现，龙娜泽失踪了。这些情节，在小说中并不显得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后面的情节：直到三年后，龙娜泽才抱着三岁大的孩子回到家里，在一个月后嫁给了昂仁。“昂仁实在是太爱龙娜泽了，因此也没打算问龙娜泽跟着的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人，他只知道有一个男人给了龙娜泽当时想要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又离开了他。” [9]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也可以视为小说的题旨。对于徐东来说，他所看重的，也正是这种非常规的爱。徐东试图探索另一种生活，探索另一种可能，而不一样的爱情观，也是他探索的范畴。

要谈徐东小说中的爱情题材，《拉姆的歌声》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文本。《拉姆的歌声》中的拉姆和《罗布的风景》中的那个拉姆一样，善于唱歌。《拉姆的歌声》先是从一个叫达娃的人写起，达娃长得英俊、帅气，有许多女人喜欢他，达娃也喜欢这些女人，乐于享受她们所带来的欢愉。可是达娃又不为此感到满足。他觉得自己最爱的，是那个没有见过面的会唱歌的拉姆。拉姆对待情爱的态度，其实也跟达娃相似，遇到她喜欢的男人，她并不拒绝，不管是肉身还是精神上都不拒绝。他们都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拉姆在得知达娃在寻找她之后，也期待跟达娃见面，“两个有情人相互寻找，就好像上天给他们制造了障碍，总之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他们两个没能见上面。” [10] 这种相互寻找而无法相遇的境况，直到他们很老了的时候才打破。晚年的见面却并没有让他们失望，而是在这种确证中感到踏实。这种情节上的安排，还有小说所使用的语言，都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也有童话的气息。

在徐东的西藏系列小说中,爱情也并不一味是以纯真的形式出现,并非只是有童话的美好气息。在《河流的方向》中，他也写到了因爱情而引发的罪与罚。这篇小说的主角是少年人，其中有一个叫贡布达娃，他的父亲索罗旺堆因遭受意外后成了残疾人，脾气也变得暴躁。索罗旺堆的妻子因忍受不了他的脾气而出走，这之后，索罗旺堆又娶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女人。这女人和之前的男人生有一女，叫梅卓央金。关于这个家庭有不少流言，实际上这个家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比如说，瞎眼女人不知道因为什么用石头砸了索罗旺堆，索罗旺堆没有死，却反而将她打死了，他随之而来的命运则是被判刑入狱，一年后又被枪毙。这时候，这个家庭就剩下贡布达娃和梅卓央金。贡布达娃喜欢这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个叫才让的青年也喜欢她，并因此和贡布达娃决斗，最后被贡布达娃杀死。小说中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才让被杀后贡布达娃和梅卓央金的心理感受。这两个活着的人都在承受着罪与罚。这当中有不少精彩之笔，比如以下这段：“一个死去了，一个还活着。梅卓央金觉得自己的灵魂分成了三份，一份属于死去的才让，一份属于贡布达娃，还有一份属于自己。三份灵魂合成一个灵魂，相互碰撞，梅卓央金在行走的时候感到有什么在心里叮当作响。” [11] 他们的逃亡生涯过得并不安宁，尤其是对于贡布达娃来说，直到被警察抓住，他心头的重负才逐渐卸下。徐东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写暴力的场面，语言也同样克制，却也较好地写出了人物内心的黑暗与挣扎。

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赞颂，可以说是徐东的西藏系列小说的两大主题。此外，《净土》、《转山》等篇章，也试图关注西藏独特的文化特质。而不管是何种题材，徐东的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重视诗性认识的作用。

徐东曾这样谈到诗性对小说的意义：“小说中的诗性，是小说升华的部分，能够让人感受到纯粹或美好之类的东西，能让人产生共鸣。而诗性也是一篇小说具有创造性，具有生命力的体现。” [12] 诗性语言和诗性思维的运用，对徐东来说，是自觉的方法论，也是有意为之的选择。徐东的这种诗性的运思方式和诗性语言，与西藏这一叙事空间也是契合的。正如沈卫荣所指出的，“由于西藏在地里和文化上举世无双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想象和设计空间。长期以来，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凭借其各自天才的想象力、设计和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西藏形象……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今天的西藏则已普遍成为一个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它是一个净治众生心灵之烦恼、疗养有情精神之创伤的圣地。在这人间最后一块净土，人们可以寄托自己越来越脆弱的心灵和所有愿望。” [13]

西藏的这种无疑是契合徐东的天性的，因此，当他将心中的诗性的、美好的一切安置在西藏当中时，他的所思所想也颇有感染力。这些作品，也经得起重读。不过，过于依赖诗性认识来推动小说创作，也可能会造成一种限制。按照在马利坦的说法，诗性认识“不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即通过概念的、逻辑的、推论的理智的运用的认识。” [14] 这种认识方式过于依赖直觉和灵感，很可能会使得作家的创作难以为继。另外，诗性认识的传达有赖于诗性语言，而诗性语言往往是跳跃的，带有模糊性，难以转述。过于依赖诗性认识的方式，也可能会限制一个作家想法的深化和传播。

在写作西藏系列的小说之外，徐东也写作城市题材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我们》写的是李更、赵涌等青年人如何在深圳获得一席之地的经历。在《为陌生女子送花的男人》这一短篇里，徐东则借助为陌生女子送花的男人这个人物形象，试图重申一种对待爱情的真挚精神。读之也容易领会徐东的用意，他希望这个时代的爱情不只是由物质来构造的。小说中那个为陌生女子送花的男人所向往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但又匮乏的。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徐东有他的自觉追求：“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有简单的精神指向，这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源。”“在我看来，好的小说应该简单得像石头，纯净得像水滴，洁白得像绵羊。” ^[15] “简单的精神指向”，或可理解为小说家心中那不变的、永恒的“道”。这种追求使得徐东的小说具备一种洁净的、透明的精神质地，就像贺绍俊所指出的，“徐东选择了一条显得比较冷僻的小径，他把小说当成对抗现代化痼疾的武器。现代化造成了人们的精神匮乏，他感觉到了世俗与欲望吞噬人类精神的可怖程度，因此要把小说从世俗层面分离出来，这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精神纯洁。” [16] 在这个时代，有着这样一种赤子之心和清洁精神的写作，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关注的。也正是这种追求和精神质地，成就了他的西藏系列小说——他为自己的理想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心灵空间。然而，当徐东持着简单的精神指向进行城市文学的创作时，也会遇到一些限度。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所在，而徐东又经常将之视为一个恶托邦，这使得他对城市的观察和认识显得略为表面。他似乎不是特别愿意理解现代城市本身是如何运作的，虽然他现在也住在城市里，但他并不懂得到底是什么塑造了城市之子的心与面容。如果想要在写作上获得更大的突破，徐东也许得做一些调整，比如寻找合适于他心性的题材，或是根据题材本身来尝试新的写法。

2015年12月8日一稿

2016年1月3日再改

刊于《文艺报》2016年7月11日，发表时题为《<</span>藏·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