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大展主持人语”（一）

谢有顺

刊于《创作与评论》2012年10期

我一直注意研究当代文学的变革，也一直在探求这种变革背后的精神动力，但坦率地说，直到新世纪初开始，“八○后”这一代作家崛起之后，我才觉得，一种深刻的文学断裂真正出现了——变革和断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八○后”作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作品还是有其共同性的，姑且用“八○后”来指称他们，似乎也无不可。前面几代作家，几乎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文学地位的，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八○后”这代作家身上，似乎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而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背后，活跃着的是消费和市场——正因为这一代作家不回避作品的市场问题，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的写作，他们不是关在密室里写，而是注重读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读者的互动；通过博客、网络、读者见面会或媒体报道，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这个存在，也从正面肯定他们的写作价值。

    这种写作语境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读“八○后”作家的一些作品，我常想，那个我们讨论了很久的后现代社会，也许真的来临了。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八○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象征。这一代作家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化的色彩；对于历史、甚至对于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少有关注的兴趣；他们所苦苦追问的，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如“我们放浪形骸，低俗，玩世不恭，但我们内心纯洁”）；他们想象力奇崛（如“我是呓人，卖梦为生”），语言神采飞扬（如“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他们多是消费社会的信徒，并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这些话语方式、精神姿态，对于前面几代由经典和传统养大的人来说，是全新而富有冲击力的，它当然是一种断裂，是绝对的重新出发。由此我在想，那些传统和经典，以及我们过去关于文学的很多伟大解释，对于年青一代而言，真的还有效吗？

至少，“八○后”作为近十年来的最重要的文学主角登场之后，一切开始变得可疑，那些坚固的东西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几年前，我对“八○后”作家群的出现就抱以如此看法，现在这些更是在他们的成长中被证实。只是，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近年来也多是文化研究，把他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观察，而较少从文学内部、作品本身出发的论述。期间，也不断有新的力量在涌现。随着这一代写作者的日益成熟，他们彼此间的代际共性已越来越稀薄，精神个性则越来越明显，针对这一文学群体而给出的总体判断，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在友人的提议下，想以个案的形式在杂志上展现“八○后”的写作实绩，给那些文学新锐以一个较为集中的出场空间，从而实现批评与写作之间的有效互动，拓展对这一写作群体的认识空间。

这一期，首先推出的是湖南籍青年作家郑小驴。1986年出生的郑小驴有才气与灵气，他比一般作家，有着更清晰的文学史传承，作品中也贯彻着他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立场。这几年，他写作了一大批在风格、写法和精神特征上都引人注目的作品，值得认真研究。李德南的评论，其行文与运思方式，也带有代际的印记与个性，他本身也是“八○后”作家，写作和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评论作品，因此，这组文章，既可以看作是“八○后”内部的一次对话，也为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八○后”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