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独的深处

——谈谈高晓枫

李德南

刊于《西湖》2012年第7期

记得第一次读晓枫的文字，是在2009年。那时候，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雄心勃勃地打算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向我们组了不少稿子，其中就有晓枫的一篇。后来杂志没有办成，我也因为学业上的压力而在写作上停顿了一段时间，到去年才重新开始，晓枫却一路纯粹地走了过来，开始在《大家》、《文学界》等杂志上崭露头角。她的创作量并不算大，每篇作品却都有可观之处，质地很好。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我才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

晓枫把自己看作是“虚构世界里的潜行者”，事实上，她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现实人生。多年前，她曾是一名重症监护室医生，所面对的大多是一些在生死边界上的病人。这其实也是一种“高峰体验”，一种“向死而生”的奇特形式。加之期间发生的某些事情，晓枫的人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其幽深、细微之处，却很难说给旁人听，旁人也难以理解，正应了一个说法：“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晓枫一再告诉我们的，也不外乎是在那段时间，她觉得很迷茫，很孤独，一直在孤独的深处，不得不拉开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借助阅读或写作的形式，投入到虚拟的世界中。

晓枫的这段经历，让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的一个说法：“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一，因为，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最具治疗作用的。它使你回归另一性，无论是你自己的，或朋友的，或那些将成为你的朋友的人的另一性。想象性的文字即是另一性，本身即能减轻寂寞感。我们读书不仅因为我们不能够认识够多的人，而且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我不知道晓枫是否读过这段话，我想，她一定会认同布鲁姆的睿智。

能成为一个睿智的读者是值得羡慕的，更幸运的是，一个人同时还能成为作家，将读者和作家的身份合二为一。晓枫也正是如此。这次《西湖》刊发的《迷途》，应属晓枫的中篇处女作。若是从代际的角度而言，晓枫是“70后”。现今活跃在文坛上的“70后”，大多受马原、余华、苏童、莫言、残雪等前辈作家的影响较深；正是1980年代的先锋写作，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技巧上的参照，让他们得以迅速地完成诗学或叙事学的积累，从而相对自如地在文学世界里游弋。这样一种成长方式，也大体适合晓枫，尤其是在她开始写作《迷途》的时候。这篇小说的结构和形式颇为特别，有两个上阕和两个下阕。每一阕又有四个小节，最后一阕例外。小说没有采用直线式的叙述方式，叙述视点也一再变换，可是当所有的章节合而为一时，小说的各个方面又是完整的。这里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和探索，显然继承的是“先锋文学”的传统。小说的氛围和气场，还有人物的存在状态，都还有着先锋文学的痕迹。但是，《迷途》里又确实有许多晓枫自己的体验，是一个双重文本。它讲述的是一些虚构的故事，同时也是晓枫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晓枫正是借助小说的形式，将个人的存在感受，以极其隐晦的方式编织入文本的内部。何斯、七、独眼、秦初儿这些人物，其实不过是晓枫的“心象”。这些人，看起来有着不同的面貌，其实质却是晓枫自己。他们的思想和感受，很大程度是属于晓枫的；而她所念兹在兹的，正是对孤独感的表达，以及对理解、倾诉的渴望。

除了《迷途》，在晓枫的《往事与传说》、《遗事》等小说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人物与人物之间，甚少有直接的语言交流。由于一些具体的、不堪的境遇，他们往往有自闭倾向，不愿发声，也无从发声。而小说的书写，正是试图通过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及对孤独者内在声音的发掘，让言说成为可能。因此，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可以说是晓枫自己艰难地言说的过程。

较之于《迷途》，晓枫的其它作品，不管是在思想还是艺术的层面，都有不一样的尝试。她一度试图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思考，也一再重述女性写作的惯有命题：同性或异性的爱与欲、精神或肉体的渴望与创伤、经受创伤后的复仇与救赎。而《遗事》、《往事与传说》这样的题目，不能不让人想起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她遣词造句、经营意象，乃至布局谋篇的方式，也时常能够看出林白、陈染、海男这些中国女性写作之大宗的影响。

在继承前辈衣钵的同时，晓枫也在积极扩展女性写作的边界。这主要体现在，她不回避伸张自己那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也试图从内化的视角出发建构自己的女性话语，却不以反对男性中心主义作为旨归。

在西方，女性主义曾是一种涉及不同领域的社会运动。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有关性别身份、性别政治的问题，却一直到1990年代才被中国学界广泛重视。虽然从现代以来，女性写作就可以依据文学史写作的经验、视角而梳理出清晰可见的脉络，但是更为自觉地以写作来呼应理论、允许理论介入写作，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受理论启发的影响，还有个人生存的切肤之痛，不少女性作家在写作中纷纷祭起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旗，“女性写作”也由此演变为“女性主义写作”。而反男性中心主义正是女性主义最为核心的理念之一。在晓枫的小说中，对男性之恶的发掘，也在在可见。在《遗事》中，若是细细追究的话，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的“丈夫”的所作所为正是造成家庭不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往事与传说》，“我”的小姑曾被一个极度丑陋的独眼男人强奸，这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噩梦；“我”的祖父，则是一个抛妻弃子的角色。另外，众多的女性主义者主张，为男性所伤害的女性，最终会在同一性别阵营里找到归宿。女性天生就是美的，德性盈盈。同性之爱，同性之恋爱，成为反对男性中性主义之余的精神乌托邦。在林白、陈染等人的作品中，具体的场景所在多有；在晓枫的小说里，类似的场景也悠悠显现。《往事与传说》里祖母对小姑“过度的爱”，就是一例。这些角色的设置，这些理念的安排，恐怕不能说没有女性主义理论和众多女性主义小说文本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晓枫似乎并不愿意认同这些理念或结论，没有简单地承接那些女性写作前驱的文本，而是有意突入一些更为复杂、暧昧的处境，甚至不惜充当一个主义的解构者和反叛者的角色。在这些女性写作气息极重的文本中，晓枫并没有将书写的过程简单地处理为道德审判的过程，更不是简单地作善恶、好坏的区分，而是试图理解这些“迷途”的人，写出他们的复杂性。

作为一位新锐作家，晓枫的文学品质是值得信赖的。每次在发表作品之前，她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修改，力求让每个细节都能尽善尽美；她对词语和细节的重视，可以说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可是对于有极高的天赋、有能力走得更远的晓枫来说，她的写作，似乎还存在着一个问题：过于依赖理念和想象力，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如她所言，她并没有赋予笔下的人物以“真切鲜活的血骨，而让他们似真似幻的灵魂飞荡在河庄上空”。我想，这和晓枫的写作意图有些关系。在很多时候，她似乎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缓解心灵冲突的方式，借此抚平个人内心的孤独，平息一些很实际的焦虑。在陈述、倾诉的同时，她又总是习惯性地独自隐藏起来，避免在小说中直接碰触那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而是采用类似于寓言化的方式迂回地说出。这种欲说还休的矛盾心理，导致她的作品有时候会缺乏现实感和烟火气。一旦过于依赖理念和想象，写作的边界就很难扩大了；有现实作为基础，小说世界也才更真实，更有力量，更能打动读者。对于深爱小说艺术的晓枫而言，我想她一定能提起勇气直面现实，越过眼前的障碍，让自己的创作进入更高的境界。

                                              2012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