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寻美之旅(文学评论) |

在任何写作者那里,都横亘着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写作者和他(她)所属时代的关系问题。
伟大的博尔赫斯属于他之前的任何时代,之后的任何时代,彷佛就是不属于他个人所处的时代。他和他所属的时代是有距离的。他说,当代文学不可能很好,因为他觉得,从政治和其他角度来看,它所属的时代是相当阴郁的。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与侮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
在阅读《水上书》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写作者和时代的关系”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同时,我在博尔赫斯和这本书的作者之间,找到了一种相似:他们都认为,文学不过是游戏;他们都认为,思和诗的融合,是文学得以不朽的可行之路;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遁入文字的说梦者。
在她的写作和阅读中,昆德拉是她曾经予以关注的小说家之一。昆德拉曾经如是概括他所属的、也是我们所属的时代的特点:“既堕落,又进步。”对于时代本身的堕落性,她的态度可能是这样:既耿耿于怀,又无可奈何,就连时代进步性的一面也不足以打消她的失望。又或者,她更愿意相信,堕落在每一个时代都无法逃避。所以她相信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堕落方式。”她说:“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是其意义总是有限的,容易令人厌倦和失望,而对生活过分的认同使我们产生的幸福感虽然诱人,却难掩其庸俗的面目。”具体到我们所属的时代,她的忧虑也是明显的:“二战以后,人们一直以众声喧哗的方式述说着理想丧失之后的人类支离破碎的生存故事。其结果却是使人生变得象一场结构与解构的游戏那样无足轻重。”
在《水上书》里,我不止一次地和这样一个词相遇:抽身离去。在四个简单的字当中,隐含着她对她所属的时代所作出的选择。抽身,离去,之后,就是遁人文字。在她看来,昆德拉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他仿佛努力站在时间之外,通过文字和思想,建立起自己的时空大厦。”我觉得,她对昆德拉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她本人。对于她,文字彷佛已经成为她寄居理想的唯一寓所:“在文字中,我们可以任意地虚构,将一切渺茫的幽思或希冀在文字中加以实现,可以任意建筑一个可心可意的空中楼阁,以安置现实中时时落空的手势,我们可以靠近生活或疏离生活,创造一个无限的意义世界。”
然而,她对写作这种行为所具有的意义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一个喧嚣狂躁、规则散漫的时代,这些甘愿或被迫与流俗对抗、默默独行的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已不再可能被赋予英雄的荣耀,他们最多只能被称为‘无法命名’者,象加缪笔下那个不予反抗的西绪福斯一样,成为自我幽闭者、流浪汉或貌似冷漠的局外人,背负着被放逐的命运,固守仰望理想的姿态。他们偶尔发现的一些真理碎片,无法支撑理想和价值的坍塌,而在若干年后这些碎片是否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历史也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她又说,写作唯一的意义就是游戏,写作是一种语言的冒险,一种无穷无尽的智力游戏。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写作者忽略了一点:她没有意识到她同时相信倾听了思想的召唤和游戏的召唤。文字当然是一种游戏,可以带来愉悦,可是文字同时也能包容思想,如她所说的,“隐藏并埋伏起命运的机缘”。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她觉得生活总是以粗糙的面貌出现,而做为一个有济世欲望的写作者,却无以通过她所信任所投入的写作,来让生活变得更精致;无法让更多的人,从粗俗中抽出身来。写作既然不能成为启蒙的有效方式,那么,写作自然就谈不上意义。她把写作看作是游戏,不过是对“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无法跨越的限度”的一个苦涩的认知的罢了。
生活粗糙,而且强大。体现在写作中的拯救意图,并非都能得到落实。因而,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是有限度的。她的写作,自然也有其限度。但是这个限度,并不意味着她的文字是无意义的。她是一个清醒的写作者,选择的是“以退为进”的写作之路。在遁入文字之后,她仍然在固执地表达着她对理想(梦)的诉求。比起那些狂妄的写作者,她的态度,要真诚得多,也平易得多。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有什么比真诚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