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白玉民》

   前面的话：

      2022年12月15日，我的老同事白玉民同志病逝，享年88岁。他曾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讲师团副主任、探索与求是杂志社总编，是我调入省委机关的直接上级。我们相识、共事长达数十年。他是探索与求是杂志社第一任一把手，而后由于峰同志接任，我接了于峰的班。如今，白玉民、于峰都过世了。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为表达我的怀念之情，特把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我与白玉民》发出来。

   老白，一路走好……

   我与白玉民

   1987年11月，我报考《探索与求是》杂志。当时杂志还在初创时期，出了试刊，没有正式出刊。《探索与求是》正式出刊在1988年一月份。我到任杂志社上班是在1988年春节刚刚过后，赶上了编辑第二期杂志。

   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2月，这段时间是我与白玉民接触的最初阶段。他从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转任河北省委讲师团副主任兼中共河北省委《探索与求是》杂志社总编不久。我的政治资历考察以及杂志社编辑招聘的考试、面试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我在定州宣传部没有来省会石家庄到杂志社报到上班之前，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对我到杂志社工作表示了极大期待。那封信用的是省委宣传部的竖写信笺，用毛笔书写。他的那手乍看其貌不扬，细品颇见功力的蝇头毛笔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杂志社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他跟我面谈，交代了编刊的具体任务。我们的交往从此正式开始。

   他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后到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从研究室主任到副部长。他长期从事教师岗位，所以，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一种师范之风。他为人谦和，做事低调，但很认真，有时也很较真。担任杂志社编辑之前，我在文字写作上时间已经很长，对编辑文字也不算陌生，但是，从文字写作到文字编辑还是有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白玉民是一位称职的老师，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我在编辑文字中出现的差错，他及时更正，我在编辑中取得的进步，他及时肯定。跟着他做编辑工作，有一种爬山观景的感觉——累，但痛快，有收获。

   1992年，我随他从石家庄出发，坐火车到贵州省会贵阳，参加全国省级政治理论刊物年会。这是我第一次超过两千公里以上的长途行程。我作为一个编辑之所以能够参加这样的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是因为我编辑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摘报》等摘编较多，编辑成果突出，刊物发行成绩突出，另一方面也是白玉民有意提携，让我开眼界、长见识，提高编辑水平。在那次会议上，我参加了优秀编辑成果的评选，与全国各省区市的政治理论刊物的负责人进行了广泛交流，对贵州省的刊物情况作了实地考察。会议闲暇，我们一起浏览了贵阳囚禁张学良旧址等几处著名风景区，参观了贵州大溶洞——织金洞（打鸡洞），观赏了黄果树大瀑布。我们在一起住宿的时候，他给我传授了他的养生之道：四季坚持冷水洗脸、擦身，每晚睡前全身按摩，每天吃香蕉、蜂王浆。他的睡前按摩我学了过来，并根据我的情况加以改造。从1992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健身功能是很不错的。

   白玉民对我很是信任。他写的理论文章，一般都会拿给我看，请我谈看法，提出修改意见。白玉民作为总编，作为我的直接领导，如此的诚恳和不耻下问的态度很是少见，这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打动了我。我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之后，他大加赞扬，其谦恭态度愈甚。对他写的文章我从来都是认真看，认真思索。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白玉民对我提出的修改建议很是重视，大都接受我的看法。有不同认识时，我们俩也能够平等交流切磋。这让我们有了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系了几十年，直到他退休之后，再到我退休之后。他退休后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也让我替他把关，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转给我看。

   在他担任《探索与求是》总编期间，我解决了中级职称问题，他安排我参加了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组织举办的编辑出版培训班。这些为后来我晋升副高、正高职称，走上副总编、常务副总编、总编的岗位打下了基础。在与白玉民几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始终保持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没有在家里吃过饭，没有参加过儿女的婚宴随礼，没有相互送礼。这种状况在现实人情社会中极为罕见。

   白玉民在为人处世方面从来秉承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理念，这在处理讲师团、杂志社各种复杂关系中保持了自己的相对安全，但也招致了不少诟病。对于他的这种领导风格，一些人对他的评价是“不会主动伤害你，但也不会全力保护你”。我对白玉民的这种情况也有看法，但我对他很是理解，这既是基于他深厚的儒道学识修养，更是他对中国现代政治生态的洞察和感悟。所以，不管他人对他怎样，我与白玉民始终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互动的关系。人无完人，何况我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