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忆苦饭”，让我想起了罗中立创作的油画《父亲》。最初看到这幅画那还是在上电大时，记得好多同学看到画面上那淳厚、艰辛、苍凉的老农形象，强烈的写实视觉效果让我们感到震撼。你凝视着他，内心深处体味的东西会很多。罗中立创作此画时还是个美院的学生，油画最初的名字叫“粒粒皆辛苦”，后来在老师的提议下改为《我的父亲》，最后发表时定名为《父亲》。

    博友无忧鸟曾在过去的留言中问道：“那时，您们怎么过新年呢？有没有什么节目？高唱革命歌曲？”因为我在部队过年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少，当时就想，到春节就写一篇“忆苦饭”吧。我当兵所在的单位信号台虽说是正连级编制，实际上才10多个人，人员又常常外出执行任务，在家坚守岗位的没几个人，即便是过大年，也就是3、5个人排着队去看场电影、慰问演出什么的。记得看过一场“高级别”演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报幕员上来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广东省林业厅海南区林业局尖峰岭林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半句就把大兵们绕傻了，“......慰问演出现在开始！”笑声夹杂着掌声骤起。除此以外，也没觉得有什么节日气氛。部队经常教育我们，越是节假日越要高度警惕，谨防敌人突然袭击，记得那时讲了很多的战例，所以过节往往要加强战备值双人班，感觉比平时还紧张。

    至于“高唱革命歌曲”嘛，平时没少唱，常来我这里的几个革命年代老兵之类的估计都能吼上几嗓子。

    春节前看了博友凤凰于飞的博文“年三十儿，要先吃忆苦饭”，她记忆翔实，写得细致，值得回味。

    我们部队吃“忆苦饭”一般也是安排在大年三十的中午，按当时的说法这顿饭，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教育饭，通过糙米杂粮和清汤寡水让大家体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记住“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永远不忘本，永远干革命！ 

    “傻子过年看街坊”，台长让去附近潜艇支队拉水（那时，信号台没有自来水，水都是从潜艇支队机井里打上来，用小水车拉回）的兵打探一下潜艇兵的“忆苦饭”吃什么？报告：“剩米饭炒库存的香肠，据老乡说，一个个吃着挺香。”台长发话：“咱们也别太讲究，打几个剩鸡蛋，米饭做稀点，搅和点儿菜叶就成了”。不过，台长还是嘱咐接班的兵，多吃点儿干的，好保证战备值班别饿着。那是我记忆中的惟一一次忆苦饭，1970年以后好像没再吃过。

    如今，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地提高了，曾被赋予某种政治意义的“忆苦饭”早已远离国人而去。不过，据说在美国、日本的一些学校甚至幼儿园里，别出心裁地把吃“忆苦饭”做为一种教育方式，其宗旨据说主要是为帮助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我想：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一样，也应该是不断积累、代代传承的。有许多有意义的教育形式和内容不要添加上更多沉重的政治含义，只要它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实在的积极作用就是可取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以为“忆苦饭”这种形式是否真有教育意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个回首往事、积极人生的态度,多吃几顿中西大餐不一定就真的腐化忘本，别说吃“忆苦饭”了，就是“生下来就挨饿”、艰苦奋斗大半生的人堕落变质的也不少了，意识、教育往往是潜移默化的......

摘录一段2004年《光明日报》登载的有关内容

　　马里兰州的温顿小学校最近为全体学生组办了一次为期3天的“要饭”课，按规定，由少数学生担任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发饭，而其他大多数学生则扮演流浪汉、乞丐或穷人。在这3天内，每每到了就餐时间，扮演不同角色的孩子们便各就各位“体验”生活。

    只见“工作人员”仔细地将饭菜分发给每个“无家可归者”，而“要饭者”则就地坐下大吃起来。尽管这种“生活体验”课的形式十分活泼，但孩子们的神情却相当严肃，因为他们都慎重其事地把它看作是一次宝贵的“生活体验”，而并不把它当作一场闹着玩的游戏。再看看“无家可归者”要来的饭菜，分量明显不够，而且面包制作得十分粗糙，至于菜，也只有水煮的土豆块加2片肥猪肉(因美国人普遍不吃肥肉，故价格十分低廉)。在孩子们用餐时，有一名教师则在一旁提醒说，在100年前，美国无家可归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今天高出1倍之多，即便目前在美国，仍有至少100万无家可归者，至于在全世界，至少还有2亿人靠要饭为生——这些人平时吃的饭菜，大多比这顿午餐更差。教师的话语引起了孩子们深深的思索。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绝大多数不愿担任“工作人员”而宁可担任“无家可归者”，因而实际上那些“工作人员”往往只得由教师指定某些学生担当。不难想象，长达3天的“要饭”让孩子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有的反映说乏力、头晕，有的感觉注意力难以集中，有的说“十分想念”家里“丰盛可口”的饭菜，还有的说终于“领略”到了“饥饿”究竟是什么滋味。

　　旧金山市的斯迪夫中学组织的“体验饥饿”活动，则吸引了该校75名11-14岁孩子的积极参与。那天中午放学后，参加活动的每个学生均由自家抽取一张就餐券——要是券上写着“15”这个数字，那就意味着他属于占世界总人口15%的“富人”，也就是说他可以享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而且还可享受到殷勤的服务；要是券上写着“25”，那就意味着他属于占世界人口25%的“温饱型”，即可以吃到分量尚足的米饭、少量鱼和豆子；而要是抽到的就餐券上写有“60”，那么他就代表了占世界人口60%的“穷人”，因此那顿午餐就只能吃少许没有放油的土豆，而且还得耐心地排队等候领取属于自家的那一份。该校校长先生介绍说，这些孩子通过抽签分成了3组，其比例恰恰与世界人口的“饥饿格局”大致相同。尽管活动是象征性的，但孩子们已意识到世界饥饿人口之多，以及通过体验饥饿体味到了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平等。果然，参加过“体验饥饿”活动的孩子，便再也不会浪费粮食，还向学校的“粮食银行”捐赠了自己节约下来的多余食品或零用钱——这些由孩子捐赠的食品和金钱有的分发给了国内慈善机构，有的还远送到了遥远、贫困的非洲大陆。

　　如果说上述两项活动是由学校组织的，那么眼下在纽约、洛杉矶、费城等大都会的孩子中流行的“过爷爷时代俭朴生日”的活动则完全是孩子们在长辈指导下的自发行为。纽约一名叫多迪的男孩子听说爷爷小时候过生日十分简朴，感到既新鲜又有趣，于是在自己生日那天特意把年已古稀的爷爷请来，请老人谈谈他们那时的孩子是如何过生日的，最后还“如法炮制”了一顿简单、廉价的“生日餐”，不过同样过得既热闹又好玩。生日过后，多迪就把这次过生日省下的钱全数捐给了“支援非洲饥民办公室”，算是献上了一份爱心。

　　对于这类“生活体验”活动，大多数家长都举起双手表示赞成，但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家长认为，诸如“饥饿”课之类的活动有可能对孩子的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组办者却坚持说：一方面，由“饥饿”引起的不适乃至痛苦都是暂时的，由此也不会对孩子的健康产生任何长远或实质性的副作用；另一方面，正是在克服这些不适或痛苦的过程中，孩子们才可能有了真切的“生活体验”，而且克服这些不适或痛苦本身也是一种“素质”的培养——换句话说，这也是孩子们为“素质教育”须要付出的一部分“学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