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主编孔令燕访谈

何 平

中国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何 平：今年是《当代》创刊40周年。《当代》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成果。2014年，《当代》明确地把“文学记录中国”作为办刊宗旨。当时恰逢《当代》创刊35周年，“文学记录中国”其实也是《当代》的办刊传统和精神品格的确证，说是“刊魂”也不过分，你作为《当代》现任的社长和主编，如何理解“文学记录中国”？这在你的办刊实践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孔令燕：《当代》创刊就是随着新时期思想和社会的开放应运而生的。“文学记录中国”既是杂志的发展轨迹，又是现实主义办刊宗旨的具象描述。自1979年创刊起，前辈们就将现实主义确定为办刊宗旨。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宗旨阐述为“文学克隆真实，关注现实民生”。2014年我开始全面负责杂志工作，正逢《当代》创刊35周年，就建议把办刊宗旨用更加当代化的语言、更加精准有力的句式，概括出来。最后议定为“文学记录中国”。《当代》发表的作品，几乎就是一部文学性的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史。每一部重要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进行了文学化呈现，从中能看到中国如何从过去那个时代，一步一步地走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当代》走过的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种变化和成果的参与者、见证者，《当代》的确是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具体到办刊中，最主要的是在选稿、约稿、审稿的过程中，时刻想着 “文学记录中国”的宗旨。这是我们取舍一部作品的底线。一部作品，除了艺术性和文学性，我们更看重的是作品的现实性、社会性，希望能用文学作品来记录我们时代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何 平：说“文学记录中国”，可能会想到报告文学。《当代》的报告文学确实有过不俗的表现。文学界对《当代》的印象，一个是现实主义文学重镇，一个是长篇小说重镇。事实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一家刊物像《当代》发表了这么多重要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文学在改革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这个深化过程很大一部分都和《当代》有直接关系，你是如何看待现实主义文学和这个过程的？

　　孔令燕：推动和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当代》几代人共同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大道至简，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根本还是来自于社会现实的变化。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外部到内部推动或激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化。巨变的社会环境推动作家们去自觉地感知、思考社会发展背后的规律和原因，如全球化进程、城市化发展、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显性或隐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些影响落实到文学创作上，都可以通过某个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体现出来。

　　何 平：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代》创刊40年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像《芙蓉镇》《白鹿原》《尘埃落定》《活动变人形》《古船》《人间正道》《沧浪之水》《暗算》《新星》《藏獒》《古炉》《高兴》《第九个寡妇》《英格力士》《梅次故事》《我的丁一之旅》《圣天门口》《笨花》《安魂》《中国式离婚》……等等，我们会意识到现实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有着怎样发展的和丰富的内涵。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当代》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是一家特别具有开放气度的文学刊物，不能一提现实主义文学马上想到的就是过时、保守。《当代》的很多现实主义文学长篇小说不只带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也是文学史无法绕开的经典。

　　孔令燕：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先生曾说：现实主义的道路是无限广阔的。我理解的“广阔”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现实生活是广阔的，另一个就是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如：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几乎都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上，而且产生了更大影响。我的理念是不要有一定之规，不要划清边界，作品中既要有“现实”，又要有“主义”，那些真正能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独到的见解、发现别人忽视的经验、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作品。

　　何 平：而且，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艺术的角度，《当代》40年也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提供了多样化和开放性的样本。

　　孔令燕：其实所谓积极的探索，就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时代发展、关心人们生活的变化，在编刊的时候有意识地寻找那些能够观察和思考这种变化的作品。我们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作家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有新体验、新发现和新表达，要真的做到在日常生活中能写出超乎寻常的况味，做到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这些名作虽都是现实主义，但是因为作品关注的时代背景、现实命题、个体命运不同，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各不相同，客观上完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多样化的更新发展。

　　何 平：《当代》的长篇小说太强，以至于我们往往忽视了《当代》在其他文类上的贡献，《当代》的中短篇小说也并不弱。在栏目设置上，《当代》这些年加强了散文栏目的建设，比如“讲谈”，比如祝勇“故宫谈艺录”和李敬泽的“春秋随笔”专栏在读者里都有很好的反响。

　　孔令燕：《当代》毕竟是一本“杂志”，要做到体裁多样、兼容并包，必要有各种文学体裁的丰富和补充。中短篇小说中有许多名篇：王蒙《布礼》、冯骥才《雕花烟斗》、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陈忠实《初夏》、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王朔《空中小姐》、贾平凹《艺术家韩起祥》、夏天敏《好大一对羊》、叶广芩《太阳宫》、尹学芸《阵亡》、宋小词《直立行走》等等。散文上，设立以纪实、叙事、关注人物命运等为主的“大散文”栏目，如“史记”“讲谈”“纪事”等，目的在于丰富中国散文的当代表达与实践，尽量摆脱“抒情散文”的窠臼，根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编辑要尽心尽力展示别人的好

　　何 平：作为一个好文学编辑，你在文学界是被公认的，我也曾经见过你陪贾平凹参加他的文学活动，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在整个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编辑怎样去做才能算一个称职的编辑？

　　孔令燕：根据多年的职业经历和人之常情，我以为，编辑和作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基于作品和专业的朋友关系。做一名称职的编辑，是我追求的目标。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编辑，我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精神追求，二是职业素养，三是职业定位。具体到工作中，我比较认同《纽约客》的资深编辑威廉姆·肖的部分说法：“一个好编辑正如同一个好教师，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展示别人的成就。”作为一名编辑，重点是要尽心尽力地把别人的好展示出来，要做到“君子有成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