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下层公务人员出身。职务高些的，有呼延灼（汝宁郡都统制）、秦明（总管青州兵马统制）、黄信（青州兵马督监）等人，更多则是下层军官或“公安”人员，如提辖、押司、都头、节级、牢头之类。那些中层及其以上出身的与绿林无直接来往，对江湖人士大多只知其名。

下层公务人员几乎都和强盗匪寇串通一气。对他们来说，其公开身份是官方执法人员，行事时的内心准则却是江湖义气。他们常常为江湖义气而知法犯法、徇私枉法，利用职务之便为违法犯罪者打掩护。朝廷“法度”对他们来说只是谋生的饭碗。品质有污点的又将“法度”作为对百姓吃拿卡要的手段——情节不太严重的违法者，只要给他们些银子便可平安无事。但如果违法犯罪者与其有私人交情，他们也可以舍命周全，从而体现出江湖人士最看重的“义气”。

宋江、朱仝、雷横、花荣、戴宗、李逵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宋江的故事已经说过：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为截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通风报信，救了这些劫道者的性命，使得晁盖等人感念终生。与宋江同在郓城县任职的马兵都头朱仝和步兵都头雷横，也是宋三郎同类人物。

朱仝绰号“美髯公”，相貌令人联想到关云长：他不只也有一部长须，而且同样“面如重枣”。也许他当初留胡子就为模仿关公。也许这长相给了他一种心理暗示：关羽不是除了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还有华容道私放曹操的“义举”么？关羽只放过一个曹操，朱仝却先放劫道的晁盖、再放渎职又杀人的宋江，最后放掉犯了命案的同事雷横。

雷横因晁盖的面子和银子、酒杯子，擒而后纵有流窜作案嫌疑的赤发鬼刘唐。在朱仝放晁盖、放宋江时，他虽没直接落着人情，却睁只眼闭只眼，在宋江家又主动提出不拿宋太公作人质。

花荣身为清风寨副知寨，早就听说宋江犯了命案。而当宋江来投时，他毫不犹豫将其窝藏下来。正知寨刘高非要捉拿宋江，花荣干脆为此与刘高翻脸，扯起反旗，与他曾效力的官府成了对头。

戴宗出场前，吴用对他的介绍，除了其“神行”特长，就是“此人十分仗义疏财”。戴宗人称“戴院长”。院长在今天属于处级，戴宗能管住差拨和管营这类基层干部，其职务级别大概也与今天的院长相近。若论工资收入，他的“财”本来是经不住太“疏”的——能“疏”出名来，肯定不是偶尔为之。

而等宋江到达江州牢城服刑，我们便明白了这“戴院长”所“疏”那些“财”来自何处。

到达江州后，宋江先用银两打发了押送公人，又用更多银两打点了差拨和管营，很短时间就搞得人际关系融洽，“满营里没一个不喜欢他”。

差拨出于好意，多次提醒宋江要抓紧打点戴宗。宋江因有吴用的介绍信在身，并且想和戴宗开个玩笑，展示自己的幽默感，也给平淡的服刑生活平添些曲折、增加点乐趣，就故意拖了好几天不理会戴宗。

差拨警告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语高低，吃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与你通知！”

可见，平时一般犯人来了，戴宗必要剥下其一层皮，让其“出血”，这事在牢城里也是尽人皆知。

果然，戴宗见新到犯人好久不对自己“表示”一下，就按捺不住，亲自光临牢房“指导工作”。他一来就大发雷霆，直言不讳地责问：“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那声势吓得差拨们都借故溜掉了。没走的也都为宋江捏把汗。

戴宗越骂越气愤：“你这黑矮杀才，依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宋江故意逗他：“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人钱财？”

戴宗恼羞成怒，马上命人打宋江一百讯棍。旁边人因受过宋江好处，不肯动手，戴院长就要亲自操棍。宋江又故意问自己所犯何罪，戴宗大喝：

“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的行货，轻咳嗽就是罪过！”

宋江申辩：“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

戴宗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死一个苍蝇！”

你看，在戴院长眼中，犯人都是他手里的“行货”，他把打死不肯给他送礼的犯人只当做打死一只苍蝇。这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戴宗，与吴用口中那“仗义疏财”的戴宗，难道是同一个人？

接下来的情节就说明白了：一旦得知同为“好汉”，即，同是与黑道有关系的人，那么一切就另当别论了。原来，戴院长“仗义疏财”的对象仅限于“好汉”，限于江湖人物！而普通“犯”在他手里的“人”，则只是其“财源”。

由此，尽管小说没有明写，宋江那百宝囊似的腰包，那似乎掏不尽的银两的来源，也就可以推知了：他一个押司小吏，他家庭仅属中小地主，正常收入怎能支持他的挥金如土？晁盖送钱他可以不要，或不全收，打官司求他通融的人，他却未必都拒绝他们的“常例钱”。我们看到宋江也曾对普通百姓布施，比如对阎婆、对卖汤药的王公。这是他与戴宗等人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名气大于戴宗等人的原因之一。阎婆、王公这类人确实穷得一无所有，老宋周济他们可以博取好名，而不会将他们当作形成自己“及时雨”的水蒸气和雨云。他会另寻合适的“水蒸气”或“雨云”。

宋江的“仗义疏财”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用之于“好汉”；戴宗所“疏”之“财”则取之于犯人，而只用之于“好汉”。

除了对“好汉”肯“疏才”这一点，戴宗与沧州牢城、孟州牢城里敲诈犯人的管营、差拨们没什么两样。

宋江对戴宗的恶作剧式诘问，依从的是日常社会道德逻辑，是法律认可的逻辑。戴宗的逻辑则是社会“潜规则”、江湖“潜规则”。他们之间语言的碰撞，正是“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

国家“法度”是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社会不至变为丛林的保证。“法度”或法律有可能不公正、有疏漏，但社会没有“法”是万万不可的。公务人员知法犯法，或利用公职违法犯罪，对社会构成的危害尤大。江湖的“义”保护的是团伙利益、个别群体利益，它往往以损害圈子之外、团伙之外人的利益为前提。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维克多·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沙威警长和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矢村警长。在《悲惨世界》中，沙威虽然基本属于反派，但他忠于法律、为维护法律不惜一切的精神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追捕》中的矢村，当他认为杜丘是罪犯的时候，他不因杜丘救了自己一命而放弃对杜丘的追捕；而当他得知杜丘被冤枉的真相后，又与杜丘联手寻找真正的罪犯。

中国自古以来缺少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公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