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转乘的CX101将于23：55起飞，中间6个小时的时间，去市区逛则偏于紧张，特别是行前，网上就说香港机场内的免税店、专卖店很多，遂决定过安检，去逛里边的店铺。果然，安检过后，可以看到楼中店街接接踵不断。不过，真正便宜的只有免税店里的烟酒，同样的万宝路香烟，比首都机场的免税店略便宜几元人民币。有些白酒则比首都机场略贵一些，譬如水井坊，标价486港币，比首都机场贵了几十元。（以上均按人民币与港币汇率=1：0.89计算）。

香港机场里边的商店，以服装、化妆品为主，其次是书店、食品，数码和电器产品的商店最少。在启程前，网上经验说：如果购买高端数码产品，香港可能比大陆略为便宜一些，但低端产品则可能是大陆更便宜一些。果不其然，佳能500D18-55标头套机，标价为6485港币，折合人民币5771元左右，而北京此套机大约在4880-5200元之间，而且没有那么丰富的镜头可以挑选。由此可见，出发前去了一趟五棵松摄影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逛了几个小时之后，逛的兴趣基本上没有了，因为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进了一家店，和进十家店没有太的差别，其同质性也蛮严重的。出港楼为6楼，店铺主要集中在这一层。7楼主要是各色快餐屋，转了一圈，要了一份日本料理的叉烧面，外加一杯豆浆，要了76港币。同质同价，肯定是高于北京街市，但与首都机场相比较，可能差不太多。但首都机场里边很少有这样多的快餐可以选择。

吃完饭便往62号登机闸口，找了“无印良品”店后的椅子小憩着，还有一个多小时登机，但闸口聚集了很多人，我跑过去再看登记电子公告，才知道已经改到66号闸口。到了66号闸口，居然只有3、4个乘客等在那里。期间才注意听各种登记通知，发现香港机场航班的登机闸口是经常改换的，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至少看到有两个航班因为变更了登机闸口，使得候机的乘客拉着行李在传送带上狂奔。

登机的时间到了，同首都机场一样，一队是头等舱、公务舱和马可孛罗会员；另一队是经济舱乘客。并且如果遇到有抱小孩的、坐轮椅的乘客，会在两队人员放行之前，优先放行。与首都机场不同的是，香港不是两队同时放行，而是等头等舱那一队全部放行完，才会放行经济舱的乘客。当然，为了弥补大众乘客的不良情绪和自尊，值机人员会在开始放行的前后不断地向经济舱乘客致歉、道谢。由此我领悟到：现实中的差距只能靠精神上的平等来弥补，商业经营如此，治国治家又何尝不是呢？！

登机后，坐在我们正前方的61E、F的两位客人，是两位看似退休的大陆夫妇，估计也是去澳洲探亲的，他们左边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小孩，她们好像是来大陆讲学后返回悉尼的。这两对乘客在起飞前，发生了一点点争执：那对老夫妇听到那个带孩子的母亲说话声音有些不对，经过询问，那个母亲说自己感冒有几天了，但不发烧，现在小孩子似乎也有点感冒，并且主动向乘务人员索要了口罩。但那对老夫妇依旧担心会不会是甲流，立即把乘务员叫来，责问她航空公司为什么不把好关，允许这样的患者登机，一旦发生甲流传染，将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接着老夫妻要求调换座位。乘务员过了一会回来说，有两个空座位，但不是挨在一起的，如果两个老人愿意，可以在起飞后安排他们调换。老夫妇中的老妇人则提出，可以让那对母子调走。乘务员对老妇人说，一个是母亲，那个孩子又那么小，把她们调开，似乎不太合适。老妇人坚持了几次，乘务员同样的话又说了几次，最后老妇人还是接受自己调走。当飞机起飞进入平稳状态后，乘务员说服了空座位边上的一个青年澳洲男子换到了我们前边，而那对老夫妻换过去后依旧是相互挨在一起。整个过程，乘务员一直很耐心很平和很积极地帮助老夫妇解决问题；那对母子对于老夫妇对“病患”表现出的“歧视”，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驳，虽然我不能说老夫妇的要求不够合理，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其实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但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原本无关的事情，依旧会造成我们的生存压力，一个文明程度高的社会，一个生活放松的社会里，这种“无关的压力”很少，而差一点的社会，“无关的压力”会比较多，更差些的社会，不仅“无关的压力”普遍存在，而且更多的是“有关的压力”，即一种直接关系到自身生存状态的压力，让人须臾不得松弛，而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抵达澳洲机场后，最最紧张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行李里携带有药品，据说这是澳洲海关比较容易拒绝带入的物品。此外，澳洲非常注意外来物种可能带来的侵害，所以所有的食物、新鲜的果蔬等，都是不允许带入的。来澳洲之前，这边的亲友就一再告知，在飞机上填写的入境申报卡，一定要如实，不要企图瞒天过海，因为都是要重新通过安检的，一旦发现申报不实将面临着巨额罚款，甚至是监禁。入境申报卡有中文和英文两种，但中文的翻译水平不敢恭维，看了中文总觉得一句话可以有好几种解释，至少意思不很确切，所以我们有6项都填写了“是”（最好的是左右项目都填“否”）。譬如，在英文中，中草药和中成药是不同的，前者是绝对禁止携带入境的，后者在适当剂量内是允许携带入境的。但在入境申报卡中，又列出了“传统药物”，而中（成）药的翻译，恰恰是tradational chinese madicins。又譬如，申报卡中要求确认是否有“来自海外的物品，包括免税品、礼物，价值超过900澳元”的情况，如果宽泛理解，大多数人托运及随身携带的物品总价值大多都会超过5500元人民币，即超过900澳元，显然这一条应当有特定的指向，而不是泛泛而论，但翻译的文字没有相应的表达，我携带的一部相机价值9000元人民币，于是就在“是”的地方做了回答，也就成为过关需审查的一个事项。

因为有6项需要审查，海关官员在我的申报卡上做了特定的标记，然后就被指派到No.1通道，一个中年的官员过来，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懂，于是按照“应急预案”，我说：“I am sorry, I'm afrid of I can't speek English. but”。I have a letter for you that was written by my son 。我一边说一边掏出儿子事先写好的信递交给这位海关官员。他很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一边指着入境申报卡上我们在不确定事项上的标记，一边用手势请我们出示给他看，看过之后，他没有在问任何问题便让我们排队等候惯例性的处境检查。很快，我们的行李通过了X光扫描仪，我们正准备再次打开行李，而检查的官员看我们的入境申请卡，上边有那位海关官员做的特定标记，便用手示意不必再开箱检查，可以入境了。

出了关，我们很快就看到等候在外边的儿子。

一个曾经让我推测了很多次的入境检查情境，就这样从容地通过了，当一个人是诚实的，一个社会是诚实的，大家才能彼此构建信任，而信任使得人际交往和社会管理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效率最大化。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入境，给我的启示。

我不知道同样的问题，一个没有谋过面的留学生写一封信，将为什么要带中药的理由加以解释，同时对中药的品性做出概括性介绍后，中国的海关官员可否也能够确信所言所为都是真实可信的。不过，一个月后从澳洲经香港返回北京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子夜时分，中国的海关省去了所有的检查程序，只是对着护照照片看看是否与真人一致，便盖章走人了。这似乎比澳洲还更对乘客充满信任感。